1954年8月的一天清晨,克里姆林宮醫院的長廊還籠著薄霧,江青披著淺色風衣被推入X光室。她側過頭,小聲嘀咕了一句:“又是機器,又是燈,我可真倒霉。”護工沒聽清,她索性把目光鎖在墻上的列賓油畫,臉色比油畫里的冬宮還要陰沉。
這已是江青第三次踏上莫斯科。1949年末她因扁桃體炎來蘇聯住過海濱療養院;1952年春又借“神經衰弱”在黑海邊曬了足足一年太陽。兩趟旅程讓她愛極了這里的松林與伏特加,也讓蘇聯醫生們對這位中國領袖夫人有了不小的心理準備:病情常常是其次,情緒與排場才是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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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燈光下十分扎眼。片子顯示子宮壁上有混雜陰影,北京協和寄來的初步報告也寫著同一句話:“高度懷疑惡性。”蘇方專家會診后給出處理方案:立即子宮全切。婦科主任伊萬諾娃盯著江青,緩緩說道:“為了您的健康,手術是最佳選項。”他話音剛落,江青猛地挺直腰桿,“我才42歲!”她咬字很重,接著補了一句,“不割。”
“不割”二字像水泥塊砸在診室地板。隨行翻譯張口結舌,只好把江青的拒絕譯出。醫生們面面相覷,有人勸她:“保命比年齡更重要。”江青揮手打斷:“我還要穿旗袍,還要照相,你們別拿刀子嚇我。”語氣強硬得讓人無從再勸。最終的折中方案是放射治療加藥物,手術記錄就此空白。
那份倔強并非臨時起意。她深信自己依舊年輕——上海灘舞臺給的那點自尊,如影隨形。1930年代,在百樂門夜色里,她學著好萊塢明星練笑容、壓嗓音,最怕歲月這把剪刀。到延安后,她低調了幾年,可扮相依舊考究,連給毛澤東遞茶,都耍心思要用帶細碎花紋的蓋碗。
1938年冬天,兩人結婚。中央專門找她談話,提醒“照料主席生活,不插手政治”。江青當時連聲應承,還俏皮地回敬一句:“我知道輕重。”沒人想到,這份“知輕重”只維持了短短幾年。1940年誕下李訥,她開始對鏡皺眉,埋怨妊娠紋破壞身形。產后情緒波動大,延安窯洞里常聽見她推門摔碗,警衛員李銀橋半夜出來收拾碎片,嘴里嘟囔:“這位夫人真難伺候。”
抗戰勝利,建國在即,江青的“資產階級毛病”又復燃。一聽說能去莫斯科,她像孩子得到糖:“得見見世面。”毛澤東那時忙著籌劃新政權,心里雖然不悅,還是批了條子:“同意就醫,不許逗留太久。”誰知療養一年多,她頻繁出入劇院、博物館,連衛士都暗暗稱她“莫斯科常客”。
1954年的腫瘤風波原本可能改變她的軌跡。如果她接受手術,長期臥床,勢必離政治運行的核心更遠;可那句“不割”留住了身體,同時也保住了她后來出現在政治舞臺的體力。1956年,她第四次去蘇聯復查,不僅帶回一沓醫學資料,還裝滿了對舞臺燈光和聚光鏡頭的念想。正是在那段時間,她加緊閱讀“左”派文藝和政治材料,為隨后十年里的種種動作埋下引信。
毛澤東并非沒看出異樣。中南海里,他嘆氣對護士孟錦云說:“我可能管得住半個江青。”話很輕,卻透著無奈。幾次動念要離婚,又怕在公眾面前造成更大沖擊,只好作罷。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兩人關系更趨緊張,日常交流甚至要靠工作人員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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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澤東病逝,政治格局瞬息變化。僅一個月,江青被隔離審查。她自己明白,那年在莫斯科醫生手里爭來的軀體,終究沒保住地位。十五年鐵窗,舊病復發,已無人再為她安排遠行或特殊療養。1991年5月14日凌晨,北京醫院窗外依稀燈火,她獨對紙筆寫下最后一句:“主席,您的學生和戰士來陪伴你了,我愛你。”隨后自縊,年七十七。
回溯1954那個清晨,“不割”兩字或許只是對青春與舞臺的固執眷戀,卻意外左右了她后半生的路徑。腫瘤最終并未取走性命,反倒是權力與欲望編織的網,將她牢牢困住,再也無法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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