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城市史研究要有“城市感”和“活人感”

許紀霖做“城市史研究，如何有城市感和活人感？”主題演講 李顯楊攝

我來自上海，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當中是最有都市感的一座城市。我除了研究中國思想史、知識分子以外，副業也順帶研究上海這座城市。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就成為不僅是中國、而且還是國際的顯學，要講的太多了。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華東師范大學我和姜進教授的團隊，做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城市比較研究。因為在比較當中，我們才能看清自己所處的這個城市的個性。先后做過上海和香港、上海和臺北的比較研究，后來又做了上海與武漢，還有王笛牽線的上海與成都以及上海與廣州、天津的比較研究。本來應該首選北京，北京和上海就是近代以后的“雙城記”，怎么能漏了北京呢？一開始我們就想在北京找一家單位，來做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比較。結果好些教授跟我們說：“北京？咱們是研究中國的，不研究地方。”最后終于找到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跟我們開了一次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比較研討會。

前面幾位都提到成都研究和北京的城市研究，資料都不多，這個問題在上海史研究當中不存在，資料太多了，不僅是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都很豐富，取之不盡，所以到今天還是一個顯學。要講上海，或者上海研究，那太多了。

今天我不談上海研究，想談一談對今天中國城市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包括今天中國城市史研究的特點，以及今天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如何有城市感和活人感。

實際上最近這二三十年中國城市史研究的發展是很快的。如果跳開歷史學，我發現中國城市史研究至少呈現三個趨勢，特別是這十年。

第一個趨勢是從宏大敘事轉向對日常生活和普通民眾的關注。這也符合我們今天論壇主題：“從宏大到日常”。因為過去對城市的研究只是一個注腳，這個注腳就是說城市的歷史只是我們國家的宏大敘事的一個地方注腳而已，但是這幾年有很大的變化，也就是趙世瑜教授所談的，城市怎么從國家回歸地方，讓它顯現出它的地方性。這個地方性一定是要降一個維度，從宏觀到日常。

第二個趨勢是跨學科研究范式的興起。今天對城市歷史的研究不僅是歷史學的領地，很多學科包括地理、考古、自然生態等等也介入了對城市和城市史的研究。比較典型的成果是南京大學的中華古城數字圖譜集成工程，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古城。他們用各種各樣的大數據、數字、圖像資料、文字資料做了這么一個工程。這個工程完全是跨學科的，是以地理學為中心的。

第三個趨勢是從全球視野重新定義中國的城市。大家不僅是從地方研究地方，從中國區域城市比較研究某一個城市，更多的是從全球史的目光來研究某一個城市。像從全球史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哈佛大學出版社出過一本書《磨合：近代鎮江的全球化之旅》，作者是張信。他是華師大歷史系畢業，后來到美國的，他這部研究中國近代鎮江的著作，就是典型的從全球視野重新來研究中國的城市。他研究的鎮江非常有意思，打破了費正清的沖擊—反應論，好像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只是被動地回應了西方的沖擊。在他的研究里，他發現像鎮江這個中國近代的城市是以主動的、創造性的方式來回應全球化，積極地介入全球化里面，從而扮演非常能動的角色。這也告訴我們實際上這一輪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介入全球化的時候，我們的角色也絕對不是被動的，都是積極主動的。

王笛的《茶館2》不久前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他的研究和我們歷史學者的研究不一樣，他是像人類學研究一樣，有田野調查。我們過去只是停留在檔案、文本。趙世瑜教授也進入了田野。我覺得這種城市史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要。用今天比較流行的話說叫“躬身入局”，特別是研究日常生活史。我們帶的很多歷史系的學生，很多研究還在傳統的圖書館、檔案館的文字資料里，他們基本上很少走向城市、走向社會，即便很多是做現代城市史研究的，這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限制。那么怎樣走出象牙塔，躬身入局？就像王笛已經談到的，做一個研究，特別是城市的研究，不僅需要理性的認知——如果我們僅僅憑文字資料，那理性的認知就ok了——更重要的是，在做研究的時候，活生生的生命感受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說的城市感。

“感”這個東西完全是感覺主義的，未必和理性有關，最重要的是生命感受。有的時候我們看城市史研究的作品，有些著作，雖然檔案資料很豐富，但在做研究的時候，最后的成果總是和我們曾經有過的感受不相干。比如現在很多學生做1949年以后中國歷史，特別是紅色年代那段歷史，那是我們這輩人的少年時代，是有過生命感受的。我們學生寫的歷史看上去都是來自檔案，每一條都有出處，但它反映的整體畫像和我們曾經經歷的年代好像是兩回事兒。為什么？這里面就缺少一種我說的城市感。這是一種來自生命體驗的東西，年輕學生就缺少這個東西。你說它是真實嗎？從部分來說，可能是真實的。但是，整體上至少是不準確的。部分的整體相加并不等于整體的真實，整體的真實是沒法用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獲得，至少要靠另外一個東西，就是你的感覺，而這個感覺來自你生命的體驗。哪怕做城市研究的，我們也不能太迷信史料、太迷信理性。還需要什么？躬身入局，走進城市，獲得一種內在的城市人的視野、感受和認知，這是最重要的。

我總是鼓勵學生要走出去。華東師范大學所在的“閔大荒”，復旦大學所在的五角場，以前都不屬于上海，所以當時他們說進城就是說去上海。你要研究北京城，也不能以海淀代表北京。要入城，才會給你一種城市感。但今天有不少研究城市的著作，你明顯感覺到作者是沒有城市感的。沒有城市感，研究就變得學究氣，掉書袋。上海話有一句罵人的話，不好聽，叫“鄉下人”。研究現代城市，學究氣不行，鄉村氣也不行，需要有一種內在的“城市人”感覺。城市的日常生活，是需要真正進入城市的內部機理，才能獲得一份種城市感。

城市不是寂靜的空間，它是有人的，它有聲音，它有圖像，它是活生生的政治、文化、生活的空間和場所。王笛的《茶館》這么吸引人，最重要的是，這個茶館就是活色生香的成都這座城市。你只有進入了，你才有這種感覺。

怎么進入？我想強調一點，就是講故事。《茶館》這本書好看，就是會講故事。今天這個時代是故事時代，故事時代又重新降臨。我為什么說“重新”？因為中國史學的傳統就是講故事。司馬遷寫《史記》，《史記》里面全是故事，文史不分家，到底是文學還是歷史，你說得清楚嗎？里面描述劉邦、項羽見到秦始皇出巡，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按照今天嚴格地說，可以責問太史公：你的說法出處何在，你在旁邊親耳聽到了嗎？然而，《史記》恰恰是通過這些合理的想象，各種生動的故事，描述了中國的歷史。講故事恰恰是中國最正宗的史學傳統，只是我們今天把它遺忘了。這兩年，從出版社的角度來說受歡迎的書還真不是那些學術專著，而是那些能夠講好故事的通俗史學著作。無論是非虛構類文學，還是虛構文學，都是以故事為中心的。

過去歷史學是很悲催的，“十大悲催專業”里面，歷史學排第六。十年前，歷史學的學生都是轉專業過來的，很少有第一志愿考生。現在全是第一志愿，到第二年，好多熱門專業都要轉到歷史學。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像前些年《百家講壇》，他們培養了一批史學青年。再加上游戲的流行，男生通過打游戲喜歡上了歷史，培養了一批史學青年。包括在今天的B站，很多關于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的講述，都是以故事為中心的。

我們師范大學以培養中學老師為主，我一直講最重要的是學會講故事。在中學歷史教學里面，為什么很多學生不喜歡歷史？因為中學歷史教學輸出的都是干巴巴的標準答案。事實上，作為基礎教育，最重要的授課方式是以講故事為中心的敘述史。

從感受到認知的過程當中，故事是什么？故事是我們認知的底盤。認知框架當然很重要，但只是一個框架而已。如果沒有故事作為血肉，誰都不喜歡。在公共讀書界，已經出現了一批不是我們歷史學科班出身的學者，更多的是史學愛好者、作家，他們的歷史學作品，反而影響力更大。比如馬伯庸，他的小說寫的是中國歷史，我們加起來的影響力可能都不及他。為什么？他就是會講故事。這部分涉及公眾史學，今天好幾個大學也在把公眾史學作為研究的領域。但公眾史學假如只是枯燥的研究，而不能走向公眾，那只能算不受公眾歡迎的公眾史學。

當然，我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羅新、王笛兩位歷史學者的書，都非常受歡迎。我再舉一個例子，更受歡迎的就是剛去世不久的許倬云老先生，他寫的關于中國史通論的著作都是暢銷書。我把它稱為大師寫小書。你不要以為大師寫小書很容易，其實很難。因為他要用通俗的語言把那段歷史講清楚，難度是不低的。他自己得想明白，才能講得清楚。許倬云先生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不僅是他的書有名，而且他本人還成為老網紅，在B站上的影響力非常之大，深受年輕一代的喜歡。

怎么講好故事？我發現很重要的一點是，故事里面應該以人為中心。好多史學研究里面是沒有人的，而一旦你講故事，故事的中心一定是人，城市史更是這樣。所以我說城市史的C位應該是誰？就應該是人。

華東師大中文系的錢谷融老先生講過一句名言：“文學是人學。”事實上你想想，史學是不是人學？史學也應該是人學。歷史不能被僅僅看作一個冷冰冰的底層邏輯這套東西的演繹，歷史恰恰是離不開人的，是各種各樣活生生的人物演繹的。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志，他的歷史是其意志博弈的結果。這種博弈是沒法確定的。

好多人總是問：歷史到底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我通常回答說它更多地展示出一種或然性，就是概率。歷史本身可能會形成一種底層的邏輯，但這個底層邏輯依然需要人的行動、主觀的意志選擇才能呈現出來。一旦人的意志加入，那它就具有某種偶然性，最后兩者之間就形成或然性。

為什么歷史的魅力不亞于文學？就是因為不確定性。就像開盲盒一樣，你不知道結果是什么，說不好最后的結果就是一個隱藏款。現在很多人喜歡刷短劇，短劇已經開始2.0版了。這種短劇就像游戲一樣，你是可以選擇結局的，就是所謂互動性短劇。你對這短劇不同結局的選擇，就導致最后結果的不確定性。這恰恰意味著你可以能動地加入歷史過程，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刻你也參加了歷史，歷史演繹由于你的能動性加入，才有了不確定的結果。城市史研究也是這樣，它也和人的最終選擇有關。

從這一點來說，AI時代很流行一個詞叫“活人感”。雖然AI可以創造語句，它對城市史的描述，已經快窮盡今天人類的各種語料了。這意味著AI在資料掌握上，甚至可以超過人類的總體。但是，我們總是覺得AI有一點點欠缺，它不那么生猛，它不那么生龍活虎，缺乏一種活人感。

城市史研究也是這樣，城市最后的主體是人。怎么樣才能有“活人感”？這個“活人感”具體是什么？恰恰就是個人在時代大洪流中的命運。就像羅新教授在書里寫的那位北魏的宮女。如果你當時不是寫這個人物，只是寫那點歷史的話，可能這本書的魅力就要差好多。而這個命運恰恰是史學舞臺的一臺大戲。這兩年，為什么家族史、個人傳記很流行，也和這個有關。這些話題不僅是城市史，也是整個史學當中的一個新取向。

今天我們關注、回顧中國的城市史研究，顯然也期待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城市史寫作的多元可能性。

（本文是許紀霖教授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2025大學問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文字稿經主講人審定，經授權由澎湃新聞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