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將城市擲歸地方：城市史研究的立場

我今天分享的題目帶有一定的戰斗性，即“將城市擲歸地方”。最初“擲歸”使用的是“置歸”，但后來覺得這個詞不夠有力，于是改用“擲”，意在表達將其“扔”回去的決心。因為“安置”好像是很正常的舉動。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討論城市和鄉村的時候，應該是像羅新老師講的，要從現在思考到的問題、從眼睛看到的問題去回想歷史。現在的鄉村正在一點點消失，城市在不斷地擴大，而在大概幾十年前，歐洲的學者就已經對這一過程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實際上，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研究城市史的基本立場，即是否應將城市視為一個至高無上、統帥一切、引領歷史發展方向的綜合體。

趙世瑜教授主題演講：“將城市擲歸地方：城市史研究的立場” 李顯楊/攝

講到中國城市和西方工商業城市興起時的差異，大家都非常清楚，無論是哪種情況，它其實都是所謂的城市中心主義或者是城市至上主義的來源。最容易讓我們感受到其表現的，就是作為現代化表征的城市化進程，如今我們所談論的城市化實際上已成為現代化的同義詞。

任何一座城市，不論它的規模大小還是行政層級高低，它都孕育和誕生于一個地方，它是一個地方的組成部分，又逐漸成為這樣一個地方的領袖。因此，要深入了解一個城市，就必須先了解一個地方。這樣才能洞察這座城市自該地方演變而來后，與蛻變前呈現出的種種差異。

接下來向大家展示的一個例子，是說城市依賴于地方的養育與維持；一旦地方衰敗，城市也將隨之衰落，但是城市垮了，地方卻依然存在。羅新老師所講述的實際上也是一個都城的案例，是以北魏時期的洛陽為例。我們身處北京，可以用北京為例來闡述。

生活在北京時間較長的人們可能都熟知一句關于北京城的俗語：“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我相信，大多數在北京居住過一段時間的朋友，都曾去過西山的潭柘寺。對這句俗語的解釋，多與明朝營建北京城密切相關。他們常將姚廣孝、劉基等明初人物與潭柘寺相聯系，好像皇城或紫禁城是參照潭柘寺的建筑格局設計的。這句俗語的更早版本，按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記載，是“先有潭柘，后有幽州”。這句民諺的誕生時間似乎更為久遠，甚至可能追溯到北朝時期，因為幽州自漢代以降直至唐代，一直是北京所在之地，其間潭柘寺歷經多次毀壞與重建。《帝京景物略》的編者闡釋道：“潭先柘”，意即該地最初有一水潭，繼而有一片柘樹林；“寺奚遽幽州論先”，潭柘寺怎么和幽州來比先后呢？實則，潭柘在前，先有潭后有柘，再建寺，所以寺廟并非最早的存在。至于說幽州或者后來的北京城，那就更晚了。那個地方確實是先有一片水，被稱為龍潭，周圍種植了很多柘樹，柘樹又被稱為帝王樹，它的嫩葉可以用來養蠶。在這樣有水有樹的地方，僧人在那里建了寺。所以，編者認為不應該討論潭柘寺和幽州誰先誰后，而應該看到的是包括水潭和柘樹林在內的這樣一種環境，是早于人文景觀而出現的。人們是在山林的環境當中拓居，隨后出現了像佛寺這樣的東西，最后才有了城市。所以這句民諺展現的是一個地方和一個城市的關系。

再晚一點，我們可以追溯到元代修水利的郭守敬。這也是明初記載的事情，它記錄了忽必烈時期，郭守敬回憶當年金朝的情景。為何營建北京城需要興修水利？他提到，過去金朝時期曾在城市西部的渾河修建水利工程，即我們今日所知的永定河，并從那里引水至西山。“上有西山之利，下乘京畿漕運，直抵城有來。”后來河道擁塞了，要重新調整，在疏通河道的同時，實現有效運輸。因為西山那邊蘊藏著豐富的煤炭和木材資源，并且出產大灰（即建筑用石灰，將石材破碎后燒制而成），再加上通過海路從江南地區運來的各類物資，共同構成了大都所需的各種資源。這些資源不僅用于城市的建設和擴展，還涵蓋了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包括皇帝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飲品及各類奢侈品等。這也進一步凸顯了北京周邊地區對北京發展的重要性。

這幅圖是1875年由德國人所繪制的北京地圖。明清北京有兩個附郭縣，分別是宛平縣和大興縣。然而，北京的西部地域遼闊，宛平的西界直達長城沿線，其中西南部的大片地帶均屬于京城的宛平縣。而東部的大興縣向東不遠就是通州、順義、懷柔一線，兩縣的轄區面積相差很大。北京整個西側那片被群山環繞的區域，遍布崇山峻嶺，金代皇帝的陵墓選址于房山。金代的中都的核心區域位于現今西客站附近的蓮花池一帶，重心整體偏向今天北京的西南。所以，要了解北京城所在的地方，應該首先了解歷史上的北京西南地區。

第二個例子也來自一個俗語，大家對它可能不如對剛才那個熟悉，但它也與北京城及其地方有著緊密的聯系。這句俗語出自明代著名小說《金瓶梅詞話》，書中通過人物之口兩次提及：“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樹的影。”實際上，這是一句歇后語。沈萬三非常有名，江南地區存有大量相關資料，主要是筆記和野史類記載，正史如《明史》也有提及。“北京枯柳樹”為什么有名呢？這是一個比較難解釋的問題。由于《金瓶梅》這部小說中有所引用，可見這句話在當時相當大的區域內，人們耳熟能詳，否則，這句話便毫無意義，無人應和，不會認為提及沈萬三或枯柳樹便能說明某人某物很知名的意思。

明朝初年在江南地區聲名顯赫的江南巡撫周忱，被皇帝委派整頓江南的賦役。由于當時江南眾多百姓紛紛逃離，導致無人向國家繳納稅賦，令朝廷頗為焦慮。稅賦征收不上怎么辦？周忱很是勤奮，乘著小船遍訪江南各地，最終歸納出七大原因，其一叫作“軍囚牽引”，是說江南百姓很有本事，各行各業皆能勝任，無論是做手工業還是做買賣，遍布各地。因此，江南有些人犯罪充軍，成為衛所軍戶，但他們會“牽引”自己的家鄉人跑去他們服軍役的地方，其中有一些“作富戶于北京者”，明朝初年，朝廷將一批江南地區的富戶強行遷至北京，利用他們的雄厚財力和商業網絡，協助明朝政府建設北京城。當時北京城近乎一窮二白，像沈萬三這樣的人，歷來都傳說他極其富有，也出現在了北京建城的傳說中，成為被強制從江南地區遷至北京參與營建北京城的人們的象征。還有一些人是被那些軍人帶去屯田，“為民種田于河間等處”。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知曉“河間”是哪里，但周忱給朝廷的報告中舉例提到這個地方，表明當時是有相當多人熟悉河間這個地方的。當時為了拱衛都城，在北京周邊，包括現今河北省一帶，調集了大量衛所軍戶。河間府位于河北南部，鄰近山東，正是這批軍人的集中地，清代康熙、乾隆南巡，也都會在這里駐蹕。

北京及周邊不少地方都有祖先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我發現這些地方往往是衛所軍戶建立的聚落，在如今首都國際機場的所在地，隸屬于順義區，曾經有一個據說在明初建立的村莊，名為枯柳樹村，現已拆遷。該村周邊還分布著一些以“某某營”命名的村落，它們大多是明代衛所軍戶留下來的村落。

讓我們回到北京城內。以明清兩朝為例，北京有大量寺廟存在，在整個北京城，一個胡同里擁有兩三個大小不一、類型各異的廟宇，是非常常見的。當然，如今保存下來的廟宇已為數不多，但在歷史上非常多見。

圖片展示的是位于西三環以外的順天保明寺以及保存在大鐘寺博物館的該寺的兩座鐘。這座寺廟實際上與皇室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太監、宮女以及王公貴族的關系尤為緊密。但它是明代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民間教門的據點，在城鄉內外乃至全國各地構建了一個強大的網絡，聯絡了城鄉內外的信眾。我們在城市中觀察到，大量密切的社會關系主要發生在鄰里之間、街坊之間以及不同行業之間，而非像鄉村那樣依賴親族關系。在城市里，祠堂這類建筑較為罕見，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廟宇。正是通過這些主要的社會關系，他們相互聯結，形成了一個個網絡節點。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及其所在地方共享著一種文化統一性，寺廟、墓地等都是這種文化統一性的“禮儀標識”。

再回到城市的外面。我最近經常在京西的鄉下跑。這些是我最近拍的圖片，展示的是房山的大石窩。這里曾設有明代工部下轄的一個分司，專門負責開采漢白玉等各種石料，其起源可追溯至金朝，當時這里設有一個同類的機構，名為金玉局。從那時延續至晚清，為明紫禁城、十三陵、清西陵等提供石材。當地人告知我，最后一塊完整的漢白玉僅剩塔底這一塊了，若繼續挖掘，塔身就要倒了。這周邊的鄉村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分工，有的村專門負責運輸，有的負責加工，有的負責開采；產品也不同，有的石匠做石磨，有的生產房頂的石板等。明末米萬鐘建造的勺園就是專門擺放他收集了奇石的，因為他就是工部里這個負責石材的部門的官員，傳說他從大石窩運一塊石頭，到良鄉就無法繼續支付運費了，后來被乾隆帝拉到頤和園，叫作“青芝岫”。

在西山地區還有一些其他產業，比如線香制造業。這個地方盛產各類雜木，這里的山區生長的絕大多數為灌木和雜木，有點松樹、柏樹，但生長周期較長，不能像南方那樣以買賣木材賺錢，但這些灌木和雜木卻可用于制香。民國初年，外國的旅行家用照片記錄了野三坡一帶的線香生產，這些圖片展現了民國年間研磨植物原料、混合香料、曬干、包裝等工序，最終將成品送到房山的張坊鎮等地販賣。大家或許會好奇，制作線香能掙錢嗎？我剛剛提到，北京的城鄉分布著數以千計的廟宇，線香是極為大宗的消耗品，何況在家中也有大量使用。在幾乎沒有土地種植糧食的山區，這些線香不僅支撐了北京民眾的精神信仰活動，同時也為當地民眾提供了生計來源。做香這一生計在山區僅占極少數，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生計方式，例如剛剛提及的采運石頭的營生。

我今天舉的這些例子只是非常簡單的個案。對北京這么重要的都城，我們對它的了解其實是非常少的。不了解北京所在的這個地方的歷史，沒辦法了解北京；反過來說，不了解北京城，也不能了解地方，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北京是這樣，全國各地的城市也是這樣，行政層級越低的城市，與它們所在的地方的聯系就越密切，他們的文化統一性就越明顯。

自歐洲開啟近代城市化進程以來，城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主導性作用逐漸顯現。在城市史的研究當中，城市史和城市所在的地方的歷史，往往是割裂的。這背后體現出一種態度，就是地方是被動的，是從屬性的。我們現在講鄉村振興，實際上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全面的城市化的代名詞，我們應該去反思城市未來發展的驅動力到底在哪里。如果所有農村變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的時候，究竟是城市發展帶動地方，還是地方發展帶動城市？我對這些問題并沒有很明確的結論，希望大家在思考城市史，在審視當代的城市生活的時候，也要帶著這樣的問題去思考。

（本文系羅新教授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2025大學問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文字稿經主講人審定，經授權由澎湃新聞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