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到紐約的中國哲學！馮契的英譯本，憑什么圈粉西方學界？

當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格局深刻重塑，中國哲學的智慧能否繼續為我們照亮前路？

回溯一個多世紀前，馮契亦是在動蕩的時代浪潮中，踏上了哲學求索之道，并構建了當代中國自主的哲學體系“智慧說”，成為當代中國原創性哲學理論的重要標志。

在馮契的弟子、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陳衛平看來，重溫馮契的思想世界，便是要從這份跨越時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不斷回應時代賦予我們的新課題。

跨越國界的回響

上觀新聞：作為上海社聯確定的68位社科大師之一，近年來，馮契的多部著作相繼推出英譯本，國內也有一系列出版物陸續問世。去世30年之后，他的思想為什么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陳衛平：今年5月，在美國紐約舉辦了“紀念馮契教授誕辰110周年暨英譯本發布會”，會上發布了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中國哲學通史簡編》的英譯本。其中，《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智慧說三篇》之一，于2024年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中國哲學通史簡編》是把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合在一起的縮編本，2023年和2024年先后推出英文版。

此外，今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馮契“智慧說”要義》，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了《馮契講金岳霖哲學》并重印了《智慧說三篇》。更早之前，商務印書館還出版過兩部研究馮契的著作，一本是楊國榮主編的《智慧說與當代哲學》，另一本是高瑞泉主編的《燭照智慧的軌跡：馮契的哲學史研究》。馮契在國內外的影響，從中可見一斑。

上觀新聞：國外學者對馮契思想的關注焦點是什么？隨著英譯本的陸續推出，會對西方學界產生哪些影響？

陳衛平：國外學界對馮契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的《智慧說三篇》突破了曾經長期被視為圭臬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框架，尤其是在認識論上的創新，讓他們耳目一新——中國的這位非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打破了他們對中國哲學界的刻板印象。

二是他的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此次英譯本《中國哲學通史簡編》的問世，是繼馮友蘭先生之后的第二部英文本中國哲學通史。相較于馮友蘭先生，它包含了中國近代史康有為以后的哲學部分，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為終篇，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隨著這些英譯本的傳播，我相信，馮契的思想會成為中西方哲學對話的重要橋梁，也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可能。

學術深度與思想溫度

上觀新聞：您作為馮契的學生，最早接觸到他的思想是在課堂上。回望當年的求學經歷，他的授課和著作給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陳衛平：我是1978年改革開放后第一屆研究生，當時馮契先生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這是我了解他的起點。實際上，他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還有《智慧說三篇》，都是在上課講義的基礎上修改、擴充而成的，因此，讀起來既有學術深度，又有思想溫度。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是最先在講義的基礎上成書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他講的中國古代哲學，有很多獨到之處。

首先就是全新的哲學史定義。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國內主流采用蘇聯日丹諾夫的定義，把哲學史等同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兩軍對壘。馮契否定了這個教條化的定義；后來也有人主張用列寧的“哲學史簡略來說就是認識史”來替代日丹諾夫的定義，他也沒照搬，而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經過自身消化創造，形成了更具說服力的見解。

其次是他對中西哲學比較的重視。在他看來，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都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財富，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握自身傳統哲學的智慧與民族特征，這就需要和西方哲學做比較才能凸顯。比如，在邏輯學和自然觀上，中國較早發展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辯證邏輯和以氣一元論為基礎的辯證法自然觀；而西方則較早發展了形式邏輯和原子論??這種對比并不是簡單羅列二者的不同，而是將比較的思維貫穿于整個中國哲學史敘事，時刻提示我們中西哲學交流互鑒的必要性和意義。

最后是通過聚焦于中國古代哲學各個時期討論的主要問題，勾畫出中國古代哲學發展中所體現的人類認識辯證發展的過程。從先秦的“天人”“名實”之辯到宋明的“理氣（道器）”之辯和“心物（知行）”之辯，在這些論辯中，他向我們顯示了感性和理性、絕對和相對、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這些人類認識過程中的必要環節，在這些對立環節的矛盾運動中實現了螺旋式的發展。這在中國哲學通史的研究中是別開生面的。

轉識成智，回應時代

上觀新聞：您剛才提到的許多學術創見，都賦予了馮契構建“智慧說”思想體系一定的基礎。“智慧說”的核心是要超越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峙，而這一問題在今天依然突出——比如AI時代，知識獲取越來越便捷，但“碎片化”認知、精神焦慮等問題也隨之而來。馮契當年的思考，對我們應對當下的這些時代困惑有何啟示？

陳衛平：你提到的“碎片化”認知，正是科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典型問題，而馮契的“智慧說”恰恰為我們破解這一困惑提供了思路。

他認為，哲學與科學的共同點是用理論思維方式把握世界，但核心區別在于知識與智慧的差異：科學是知識形態的典型，科學是分科之學、分科治學，這對于促進知識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會把完整的世界拆分成一個個碎片；而哲學追求“窮通”——窮究世界的統一性原理和發展原理這些根本性問題，通觀世界的整體，對世界作全面的把握，將被科學拆分的碎片整合起來，還原真實的世界圖景，這就是“轉識成智”。

不過，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對峙的問題，至今都沒有完全被解決，隨著時代發展還出現了很多新課題，需要我們繼續探索。

上觀新聞：馮契一再說，哲學的生命力在于直面時代、干預人生，形成這個觀念的時代背景是怎樣的？

陳衛平：他的這些思考，根源于對時代課題的深刻把握。中國近代以來最核心的課題就是“向何處去”，這不僅是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更關乎文化與精神方向。西方近代形成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非理性主義）思潮，按王國維的說法就是“可愛與可信”的矛盾：科學主義可信，卻忽視人的存在意義；人文主義可愛，卻缺乏實證科學的支撐。而中國近代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存在著這種對峙。若無法破解這樣的對峙，中國只能在精神上做西方的“學徒”而無法自主挺立，也不可能確立文化自信。

因此，在《智慧說三篇》中，他首先就以“時代問題”為標題，又在最后一篇中以“中國的發展前景”為終結。可以說，馮契的思考與道路選擇始終與對時代的關切密不可分，也成為中國學者在世界性百家爭鳴中交出的獨特答卷。

不只是一個歷史符號

上觀新聞：12月9日，“立時代潮頭，發‘智慧’先聲——紀念哲學家馮契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成就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揭幕。您在揭幕式上提出“紀念馮契，不只是把他當作一個歷史符號，而是要把他的哲學事業推向前進”，能否進一步解釋這句話？

陳衛平：事實上，在《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這本書中，馮契為我們指出了進一步發展哲學革命的三個方面，這對今天的哲學研究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一，要積極發展中國近代哲學革命取得的成果，這個成果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結晶——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事實上，馮契的“智慧說”正是新面貌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在當今，如何把握歷史主動的新時代的實際，發展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可以成為我們進行哲學理論創新的方向之一。

其二，要加強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相對于西方近代哲學來說，中國近代哲學的缺點是與近代科學聯系薄弱，而20世紀以來科學的飛速發展，尤其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對哲學提出了諸多新問題、新挑戰。因此，中國哲學不僅要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賦予科學發展的智慧，也要回答好現代科學提出的問題。

其三，要堅定“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理念。在他看來，只有通過不同意見的討論、不同觀點的爭論，才能達到真理性的認識。而如今，我們正處于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的時代，因此，當代中國哲學家們更應該創造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成一家之言的哲學理論，讓“學術的中國”在世界學術舞臺上放射光芒。

上觀新聞：對于大眾而言，重溫這樣的哲學經典也是重要的嗎？

陳衛平：這也許可以用馮契的一段話來回答：“哲學著作中所包含的智慧是哲學家個性的表現，使得后人不斷回顧，溫故知新。可以不斷從中吸取營養，就像對待藝術經典作品那樣。”我認為，哲學經典的大眾普及與《紅樓夢》這樣的文學經典的大眾普及，對于提高人們的人文修養是同樣重要的。

新版《智慧說三篇》

（《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馮契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原標題：《火到紐約的中國哲學！馮契的英譯本，憑什么圈粉西方學界？》

欄目主編：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肖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