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郭齊勇：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

所謂“中國哲學”，內容非常復雜，從流派來看有諸子百家、儒釋道、宋明理學等，從典籍來說有經史子集與地方文獻等，還有不同時空的中華各民族的哲學思潮與思想家，以及口耳相傳的思想內容。

任何概括都有危險性，不免掛一漏萬，以偏概全。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要概括、提煉。冒著可能陷入化約主義偏失的危險，我們還是試圖從儒釋道諸家的哲學中抽繹出反映“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的若干內涵，盡管儒釋道諸家及其所屬諸流派的主張也不盡相同，但它們仍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傾向。

我把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概括為以下七點：自然生機、普遍和諧、創造精神、秩序建構、德性修養、具體理性、知行合一。

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

所謂“存有的連續”，即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互相交融的連續整體，這種觀點區別于將存有界割裂為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學。受此影響，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聚焦于生命哲學本身，沒有創世神話，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終本質等抽象答案，不向超越的、外在的上帝觀念致思，故也不曾如西方哲學那樣搖擺于唯物與唯心、主觀與客觀、凡俗與神圣之間。所謂“生機的自然主義”，指中國哲學認為“自然是一種不斷活動的歷程，各部分成為一種有生機的整體形式，彼此動態地關聯在一起……此種活動的歷程是陰與陽的相互變動，在時間的歷程中來實現自己”。中國哲學并不強調主體和客體、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分辨，而是一種自然的相應，互為依借和補充，在互為依借和補充以及自然的相應中，就成就和保存了生命與理解。

長期以來，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純粹精神是宇宙的創造者。人與神，心與物，此岸與彼岸，致思界與存在界，身體與心靈，價值與事實，理性與情感，乃至如如不動的創造者與被它創造的生動活潑的世界，統統被打成兩橛。然而中國哲學的宇宙論是生成論而不是構成論，認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構，而是各種主體的參與。中國哲學的主流是自然生機主義，沒有凌駕于世界之上的造物主。中國哲學是氣的哲學而不是原子論的哲學，氣的哲學昭示的是連續性的存在，變動不居，大化流行，生機無限。宇宙絕非孤立、靜止或機械排列的，而是創進不息、常生?；?。由此，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是一個無限的宇宙，創進的宇宙，普遍聯系的宇宙，其包舉萬有，統攝萬象。對宇宙創化流衍的信念，實際上也正是對人創造能力的信念。

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

中國人有著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與智慧。中華民族長期的生存體驗形成了我們對于宇宙世界的獨特的覺識與“觀法”和特殊的信仰與信念，即打破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隔閡，打破了人與超自然、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內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對話、包含、相依相待、相成相濟。與這種宇宙觀念相聯系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態，有彈性的、動態統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論。正如湯一介所言：“普遍和諧”的觀念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題和“體用一源”的思維模式的產物，包括了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自身內外身心的和諧，是儒、釋、道三家共同的思想旨趣。“天人合一”體現了中國哲學精神中存有的連續和有機的整體。天是事物存在及其價值的根源，天道有化生萬物之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雷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保ā吨芤住でゅ柁o》）這正說明中國文化以天道貫人事的特點?！疤臁笔侨f物的最終依據，“天”不是與地相對的“物質之天”，而是作為自然界整體意義的“自然之天”。此外，“天”還有著“道德義理之天”，乃至“宗教神性意義”的內涵。正是由于天所具有的多重含義，“天”便不只是指外在于人的自然界，而是一有機的、連續性的、生生不息的、能動的、與“人”相關聯的不可分的存在。中國人有著對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對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種精神上的契合與穎悟，足以使人產生一種個人道德價值的崇高感。由此對天下萬物、有情眾生之內在價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進而洞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濟眾、仁民愛物之仁心，道家萬物與我為一、天籟齊物之寬容，佛家普度眾生、悲憫天下之情懷，都是這種精神的結晶。

中國文化重視人與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系。所謂“天人合一”，包含有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絕對占有自然。中國人在觀念上形成了“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善于化解與超越分別與對立，主張仁愛、和平、和為貴與協調性，有民胞物與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并包，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

中國文化是“尊生”、“重生”、創造日新的文化，所崇拜的“生”即創造性本身?！吨芤住は缔o上傳》：“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庇钪骈g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遷流創化中發展著，世界是一個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歷程，生長衰亡，新陳代謝，永不停息，“為道也屢遷”。中國的儒、道、釋諸家尊奉的“道”，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運動和發展變化，正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周易·系辭下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比藗冃Хㄌ斓氐?，就是這種不斷進取、剛健自強的精神與包容不同的人、事物與文化、思想的胸懷。人在天地之中，深切體認了宇宙自然生機蓬勃、盎然充滿、創造不息的精神，進而盡參贊化育的天職；由此產生了真善美統一的人格理想，視生命之創造歷程即人生價值實現的歷程。在天地宇宙精神的感召之下，人類可以創起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能夠日新其德，日新其業，開物成務。所以《禮記·大學》引述古代經典說：“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对姟吩唬骸茈m舊邦，其命維新?！枪示訜o所不用其極。”無論是對我們民族還是個人，我們不能不盡心竭力地創造新的，改革舊的，推陳出新，革故鼎新，這是天地萬象變化日新所昭示給我們的真理。此正是王夫之所言：“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袢罩赵?，非用昨日之明也；今歲之寒暑，非用昔歲之氣也?！嗜宋镏玻l與判然使一人之識亙古而為一人？誰與判然〔使一物之命〕亙古而為一物？”（《周易外傳》卷六）

總之，世界自身的永恒運動、創新、變化、發展、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日生日成、日新其德、革故鼎新、除舊布新，是中國文化的主調。創新的動源，來自世界或事物自身內部的張力或矛盾。中國文化凸顯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革故鼎新，創造進取，即人要向天地學習。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與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壓迫，正是這種剛健堅毅的精神使然。

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

中國文化特別凸顯在道德文明層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釋、道、宋明理學四大思想資源與思想傳統，最根本處是做人，是強調人的德性修養。這四大思想傳統及其內部各流派在根本的目的上并無大的差別，它們彼此的分歧或紛爭，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問題。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圣人、賢人、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菩薩、佛陀，它們的修養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現實之中的人，總要追求一種超脫俗世和現實的理想勝境。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都表明了現實與理想的統一。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與佛教的最高信仰。實際上，儒、道、佛與宋明理學都是要追求一種理想的高尚的社會，因此其共同點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業。

這四大思想傳統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會精英層，相反通過教化，通過民間社會、宗教與文化的各種方式，如蒙學、家訓、家禮、戲文、鄉約、民俗、行規等，把以“仁愛”為中心的五常、四維、八德等價值滲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倫理。而這些倫理是具體的、有生命的，甚至其中每一個贊揚或責備都包含很高的智慧。中國人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舍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強調人人都有內在的價值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概，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內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哲學在面對超越性與內在性問題時展現出來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學、為己之學，是“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達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實現其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家的道德論和逍遙思想，“以其精神的凈化而達到超越自我與世俗的限制，以實現其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中國禪宗的明心見性、轉識成智、見性成佛等中心思想，強調“人成佛達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本心的作用”。儒、釋、道三家都呈現出內在的超越性。內圣外王之道，同樣為中國傳統哲學中儒、道、釋（禪宗）所共有，以此作為達到理想社會的根本辦法。

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

中國文化中不僅有理想勝境，而且有系統的現實社會的治理的智慧與制度。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秩序的建構，靠的是“禮治”?！岸Y治”區別于“人治”“法治”。“德治”是“禮治”的核心，但“禮治”的范圍比“德治”更廣。

《禮記·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枰龉隗?，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可見“禮”是帶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規范。在“禮”這種倫理秩序中，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價值。荀子推崇“禮”為“道德之極”“治辨之極”“人道之極”，因為“禮”的目的是使貴者受敬，老者受孝，長者受悌，幼者得到慈愛，賤者得到恩惠。在貴賤有等的禮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諸德，以及保護弱者、弱小勢力的相關內容。古代有“一夫授田百畝”的訴求并轉化為計口授田制，有養老制度與“移民就谷”等荒政，對災民、鰥寡孤獨與聾啞等殘疾人都有救濟與保護制度。禮樂文化不僅促進社會秩序化，而且有“諧萬民”的目的，即促進社會的和諧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準。

一個穩定和諧的人間秩序總是要一定的禮儀規范作為調節的，包括一定的等級秩序、禮文儀節。禮包含著法，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制度。儒家主張“明德慎罰”“德主刑輔”“一斷于法”“賞當其功，刑當其罪”“執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則。荀子說：“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逾德?！保ā盾髯印ぞ印罚┩瑫r，荀子又主張不以私情害法，指出：“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保ā盾髯印ば奚怼罚┧麖娬{“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荀子·議兵》），“刑彌繁而邪不勝”（《荀子·宥坐》）。他主張“明刑弼教”，不濫用刑，“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議兵》），重視德教。儒家總體上肯定德本刑用，省刑慎罰，反對不教而誅。

古代村社組織有十、百家，或稱邑、里，或稱“社”與“村社”。管理公務的領袖，是由選舉產生的三老、嗇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進行。庠、序、校是議政、集會與活動的場所，以后變成古代的學校。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典型。傳統中國的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呂大鈞、呂大臨兄弟建立的“鄉約”、范仲淹首創的“義莊”，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禮”化“俗”的功能。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間。它們往往與政權力量相抗衡又相協調，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起到政權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頓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救濟貧弱，支持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等。

中國人特重教育，強調教育公平，即“有教無類”，這為達到“政治公平”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社會等級間的流動較快，這是文官政治的基礎。儒家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中的指導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張。儒家有其言責，批判與主動建言，為廣開言路而抗爭。傳統民本主義主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

中國的理性是具體的理性。在《論語》中，孔子就是對某個具體的人物、具體的情況做出評判，這一點與我們現代的學術討論習慣大不相同。西方理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人有抽象和演繹的理性能力。中國哲學家承認人是理性的，人可自然地知道“實在”或“道”。“實在”或“道”不是邏輯界說的抽象術語，而是普遍地和具體地展現于事事物物中的合理秩序，可以透過直接的經驗和廣泛的經驗層面來了解。中國哲學所展示的具體理性，無論是在認識實踐的層面，還是在倫理政治甚至本體論的層面，始終不與經驗相離。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范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于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征，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系性、系統性；后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兩關系的對立與平衡。

相對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來考察、探究形上學的對象，中國哲人重視的則是對存在的體驗，是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工夫的達成。“他人及天地萬物即在人之實踐追問中構成意義，成為人實踐追問所處的意義世界，中國哲學則名之曰人生境界。然而，如此還未足以讓人充分徹悟存在，蓋最終要安頓人的有限性，人必須將其意義世界再往上一提而成對超越之體證及誠信?！敝袊軐W的實踐性很強，不停留于“概念王國”。這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概念”“邏輯”“理性”，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有自身的系統，中國哲學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疇，需要在自身的系統中加以理解。中國哲學有關“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內在的邏輯、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學的、生態學的含義。其本體論、宇宙論及人道、人性、人格的論說無比豐富，而這些都需要在自身的語言、文化、思想系統和具體的語境中加以解讀。

漢民族哲學中有著異于西方的語言、邏輯、認識理論，如強調主觀修養與客觀認知有密切的關系，如有與漢語自身的特性有聯系的符號系統與言、象、意之辯。有的專家說中國有所謂“反語言學”的傳統。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國有自己的語言學與語言哲學的傳統。以象為中介，經驗直觀與理性直觀地把握、領會對象之全體或底蘊的思維方式，有賴于以身“體”之，即身心交感地“體悟”。這種“知”“感”“悟”是體驗之知，感同身受，與形身融在一起。

以《周易》為代表，中國思維方法是象數思維。這一思維方法主張取象比類，觸類旁通；陰陽平衡，剛柔調和；注重生命節律，肯定周期、序列、整體綜合與統籌?！八恢惶峁┮环N思維形式，同時誘導思維內容，它是思維內容同思維形式緊密結合的一種奇特的思維方式?！?/p>

我們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識論或認識論的框架、結構、范疇的束縛，發掘反歸約主義、揚棄線性推理的“中國理性”“中國認識論”的特色。中國傳統的經學、子學、玄學、佛學、理學、考據學等都有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梳理、繼承。道家、佛教的智慧，遮撥、破除我們對宇宙表層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執著，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脫，爆發出自己的創造性。道家、玄學、禪宗等巧妙地運用語言，或指其非所指以指其所指，或否定其所指而明即其所指，甚至不用語言，以身體語言，以機鋒、棒喝，開悟心靈，啟發人當下大徹大悟。“中國哲學的特性，例如喜用‘隱喻’與‘敘事’，表達‘形象—觀念’，并與默觀、藝術、道德與歷史經驗不可分割?！敝档梦覀冎匾暤氖?，這些“超語言學”的方式是與其語言學相補充、相配合的。中國哲人把理智與直覺巧妙地配合了起來。

從哲學思想方法而言，我們應當看到，直覺與理智代表同一思想歷程之不同的階段或不同的方面，并無根本的沖突。當代世界哲學的趨勢，乃在于直覺方法與邏輯語言分析方法的綜貫。按賀麟先生的說法，直覺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另一方面是后理智的。先用直覺方法洞見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體，以闡明此隱微，這是先理智的直覺。先從事于局部的研究、瑣屑的剖析，積久而漸能憑直覺的助力，以窺見其全，洞見其內蘊之意義，這是后理智的直覺。直覺與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悖。今天，沒有一個用直覺方法的哲學家而不兼采形式邏輯與矛盾思辨的；同時也沒有一個理智的哲學家而不兼用直覺方法及矛盾思辨的。所以，東西方思維方式并不是絕對的直覺與理智的對立。西方也有體驗型、直覺型的哲學家。我們要善于把東西方各自的理性方法綜合起來，只用直覺體會，不要科學分析，是有弊病的。

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

我國有經世致用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達用，反對空談高調。知行關系問題是中國哲學家特別重視的問題之一。它所涵蓋的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中國哲學家偏重于踐形盡性，力行實踐。古代哲學家的興趣不在于建構理論體系，不是只把思想與觀念系統表達出來就達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統一，自己所講的與自家身心的修煉必相符合。他們強調知行的互動，即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身體力行，付諸行動，集知識與美德于一身，不斷把自己修養到超越的境界。

在朱熹、王陽明和王夫之的知行統合觀中，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哲學家的行為方式是理想與理性的統一，價值與事實的統一，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他們各自強調的側面或有所不同，但把價值理想現實化，實踐出來，而且從自我修養做起，落實在自己的行為上，完全出自于一種自覺、自愿、自由、自律，這是頗值得稱道的。

關于傳統知行觀的現代改造，首先應由單純的德行和涵養性情方面的知行，推廣應用在自然的知識和理論的知識方面，作為科學思想以及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為（包括經濟活動、工商行為及各種現代職業等）的理想根據。其次，這個“知”是理論的系統，不是零碎的知識，也不是死概念或抽象的觀念，更不是被動地接受外界印象的一張白紙，而是主動的、發出行為或支配行為的理論。再次，這個“行”不是實用的行為，而是嚴格意義上的實踐。這個實踐是實現理想、實現所知的過程，又是檢驗所知的標準。

孔子、老子、《周易》、禪宗、宋明儒學等都主張一種“簡易”精神，強調大道至簡。孔子講“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論語·雍也》）?！吨芤住氛軐W肯定“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周易·系辭上傳》），善于在“變易”中把握“不易”的“簡易”原則。中國文化強調要言不煩，以簡御繁，便于實行。

儒釋道與宋明理學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如前所述，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絕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中國文化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鳥獸、瓦石），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這不會導致宗教迷狂、排他性與宗教戰爭，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儒家并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國文化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及現代性的偏弊，與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科技、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