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吳玉章寫信向中央組織部說明：李之龍當年被捕后未叛變

1981年12月7日，北京寒意正盛。中央組織部的案頭放著厚厚一摞舊卷宗，封皮上標著同一個名字——李之龍。關于他“變節”還是“犧牲”的爭論拖了三十多年，這一天，被重新點燃。

卷宗最上面夾著一封發黃信箋，落款時間為1964年10月20日，署名吳玉章。信中只有一句核心判斷：“李在被捕后叛變之事，據我所知，不是事實。”短短十七個字，卻足夠撬動常年沉睡的檔案室。

要弄清這封信的分量，線索得拉回到1926年。那年3月18日，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時任海軍局代理局長的李之龍接到命令，將中山、寶璧兩艦駛往黃埔。翌日，蔣介石突然宣稱“共黨陰謀”，并借機軟禁李之龍。3月20日深夜，歐陽格奉命破門而入，厲聲質問：“誰指使你調艦？”李之龍回答：“我服從政府調度，絕無叛亂。”對話只有短短兩句，卻成為他噩運的起點。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部派系角力愈演愈烈。蔣介石利用所謂“中山艦事件”清洗左派力量，李之龍作為中共黨員、掌握艦隊指揮權，難免首當其沖。被拘數周后，他雖得以釋放，卻被解除一切職務，只能轉向武漢、廣州秘密從事兵運工作。

流言緊隨其后。《廣州國民日報》上出現了一則《李之龍啟事》，文字顯示他“退出共產黨”。不少同僚認為，這更像是在蔣系高壓下的自保聲明，真正的心跡只能藏在行動里。事實是，他繼續聯絡海軍青年軍官，試圖策動起義。

1928年2月，李之龍從日本返抵廣州碼頭，剛踏上岸便被捕。審訊記錄保存至今，承辦官馬文車寫道：“其陳述甚辯，拒供共產黨組織情形。”兩天后，李之龍被以“策動海軍叛亂”罪名槍決，年僅三十一歲。留給妻子潘慧勤的最后一句話是：“把孩子養大，革命必成。”

建國后，家屬申請追認烈士。1952年民政部門依據“變節嫌疑”駁回申請，并指出“曾登報悔過”。這一結論沿用多年，直至1960年代初出現松動。老黃埔學員陸續撰寫回憶文章，細節與官方說法相互抵牾：既然李之龍“變節”，為何仍被南京當局槍決？疑點隨之擴大。

1964年，吳玉章挺身而出，寫下那封關鍵信件。只是受當時形勢所限，調查沒能繼續深入。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成為共識，中央又一次啟動復查。此時聶榮臻翻閱自己1960年的舊信，發現與原始材料相悖，遂于1982年致函廣東省委：“當年信件作廢，未見李之龍變節記錄。”

羅明、饒衛華、李奇中等黃埔校友亦提供口述證言，均否認“叛變”之說。更有意思的是，敵方檔案反而起到關鍵作用：馬文車昔日的審訊備忘錄、國民黨軍法處呈報蔣介石的密函，均未出現“供出組織”或“脫黨后投敵”的字樣。

事實鏈條逐漸閉合。1982年春，中央作出決定：撤銷李之龍“變節”結論，認定其因革命活動犧牲，家屬待遇按烈屬標準執行。湖北、廣東兩省隨即為其立碑并修訂地方志，廣州杜窯中學更名為“之龍中學”，以昭公允。

此事塵埃落定后，人們不禁關注那封1964年的老信。沒有它，復查也許仍會推遲數年；有了它，整個調查得以重啟。正是吳玉章的寥寥數語，為后續所有證據提供了突破口，讓歷史記憶回到正確坐標。

對于李之龍，黃埔同窗給出了極簡評語：“遲到的還名，但終究未缺席。”在紛雜史料與個人際遇之間，這樣的結局已屬幸運——既洗清個人蒙塵，又為黃埔一期那段紅色片章恢復了一筆本該存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