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亡美！千年鐵律！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自1980年以來，美國已出現15次政府“停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政策教授琳達·比爾姆斯說，制度失靈是聯邦政府“停擺”的根本原因。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達雷爾·韋斯特直言，聯邦政府“停擺”反映出美國政治精英“無能”，全世界都看到“美國不知道如何治理自己”。華盛頓居民盧娜表示，兩黨一直這樣爭斗下去，“什么都不會改變，只會讓解決問題變得更困難”。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最新民調顯示，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下跌至15%。另一項民調顯示，超六成受訪者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并不關心民眾切身利益。

美國黨爭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訓，或許預示著美國國祚不長了。

中華文明萬年綿延不絕，但王朝更替似乎是無解的鐵律。幾個強大的王朝，東漢、大唐、北宋、大明，在某種層面是被黨爭內斗玩垮了。

不論是非，不論對錯，只講利益，只講立場，給千年黨爭下了一個最精準的注腳。

一、東漢非黑即白的鬧劇！

黨爭開始鬧得最兇的，當數東漢末年。

那時候的斗爭特別單純，單純到讓人覺得可怕。一邊是讀書讀傻了的士大夫群體和太學生，另一邊是伺候皇帝的宦官。

這幫讀書人覺得自己特高尚，天天聚在一起搞清議，互相吹捧誰是天下名士，然后指著宦官的鼻子罵他們是豺狼。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非黑即白：你要不是我的朋友，那你就是奸臣。

結果呢？宦官也不是吃素的，直接找皇帝告狀，來了個黨錮之禍。把這幫自詡清高的讀書人往死里整，要么殺頭，要么終身禁考。

一通亂拳打下來，朝廷的根基全斷了。

東漢王朝雖然還在，但已經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只等黃巾起義和董卓入京來給它最后一擊。

?二、唐朝貴二代與做題家死磕！

到了唐朝，黨爭形式比漢末更加高級了，最著名的是“牛李黨爭”。

這事兒說開了特別沒意思，就是貴二代和做題家的對抗。

李黨（李德裕那幫人）普遍出身豪門，依靠祖上蔭庇，講究的是門第和家世。

牛黨（牛僧孺那幫人）主要是科舉上來的寒門子弟，靠著熬夜背書考出來做官。

這兩撥人互相掐架，完全看站隊定立場。

你是豪門出身，你說天是藍的，做題家非要說天是黑的；

你是科舉上來的，你建議打藩鎮，豪門那幫人為了惡心你，偏要主張求和。

唐文宗當皇帝看著底下這兩幫人天天互噴，曾經絕望地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意思是滅掉外面造反的軍閥容易，想讓這幫搞內斗的大臣閉嘴太難了！

在這場漫長的消耗戰中，最倒霉的是那些無辜的名臣。

李商隱，那個寫出“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大詩人，就是被這場黨爭碾碎的典型。他的恩師令狐楚是牛黨，但他娶了李黨王茂元的女兒。在非黑即白的邏輯下，他被定義為背叛師門。

牛黨罵他忘恩負義，李黨也防著他，導致他一生才華橫溢卻仕途潦倒。

名相李德裕，能力極強，政績斐然。但是牛黨一上臺，他的功勞瞬間就成了罪狀。為了打擊他，政敵能把一個貪官的案子翻過來，硬說成是李德裕迫害忠良。最終，這位一代名相被貶到了海南島，凄涼死去。

三、北宋，政見不同變成生死對決！

如果說唐朝是意氣之爭，北宋的新舊黨爭就是赤裸裸的生死局。

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人主持的慶歷新政，因為歐陽修一篇奇葩文章《朋黨論》，大談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被政敵進讒言，失去了宋仁宗的信任，導致新政失敗。

奇怪的是，無論哪個皇帝在位，整個宋朝，自始至終未能擺脫奸臣的陰影！

宋神宗算是自強之主，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但是從開始變味了。在王安石的風騷操作下，變法本來是為了富國強兵，結果變成了站隊游戲。

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變法，朝堂分裂為支持新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哲宗即位初年，高太后垂簾聽政，啟用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那九年（1086–1093），蘇軾、蘇轍、呂公著、范純仁、程頤等人主政，力圖恢復祖宗舊制，安撫民生。

哲宗親政后，對高太后時期的政策極為不滿，轉而重用章惇等新黨人物，重啟新法，打壓舊黨，號為“紹述”,意為繼承神宗遺志。

到了徽宗即位，政局一度緩和，但很快又被蔡京掌控。這位善于投機的宰相，早年曾依附舊黨，后見風使舵投靠新黨，最終借“紹述”之名，將政敵一網打盡。

所謂新黨，不管實際效果，無底線支持變法，上臺就把舊黨趕出京城。

所謂舊黨，一刀切反對變法，等到太后垂簾聽政，立馬把新黨流放。

最荒唐的是，權相蔡京為了打擊異己，悍然搞出了元祐黨人碑，徹底壟斷了官員選拔權！

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暴席卷朝野。

登基不久的宋徽宗，在權相蔡京的推動下，下令將一批已故或在世的朝廷重臣定為奸黨，并御筆親題元祐奸黨四字，命人刻于石碑，立于皇宮端禮門前。蔡京擬定了一份包含98人的名單，上至已故的司馬光、蘇軾，下至仍在世的文彥博、韓忠彥，統統被打成“元祐奸黨”。兩年后，名單擴大至309人，涵蓋元祐、元符年間所有反對新法或與蔡京不合的士大夫。

朝廷下令：凡列名者，子孫不得為官，不得與宗室通婚，著作一律禁毀；更命全國各州縣皆立此碑，以示懲戒。

碑文由蔡京親筆書寫，刻石昭示天下。一時間，士林震恐，言論噤聲。曾經引領文壇、主持國政的一代名臣，被官方定性為“誣訕先烈”\“動搖國是”的罪人。

蘇軾的詩文被查禁，黃庭堅流放西南，程頤遭毀書院，連去世多年的司馬光也被追奪謚號，墓碑推倒。

然而，這場政治清洗并未帶來穩定，卻導致人才凋敝，朝綱日壞。

不到二十年，金兵南下，汴京陷落。

靖康元年（1126年），面對亡國危機，新即位的宋欽宗終于下詔：毀去各地元祐黨人碑，恢復司馬光、蘇軾等人的名譽。

詔書稱：“前日所謂朋黨，實乃國家忠良。”

南宋建立后，高宗趙構正式為元祐黨人徹底平反。蘇軾被追贈太師，謚“文忠”；程頤入祀孔廟；司馬光配享哲宗廟廷。

昔日的“奸黨”，又成了儒林楷模。

當政治分歧淪為道德審判，當思想異見被貼上“奸邪”的標簽，一個王朝離崩塌也就不遠了。

四、明朝的道德暴政！

最后壓軸登場的，也是最慘烈的，是明朝的東林黨爭。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在“國本之爭”中堅持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觸怒了明神宗，被削職回鄉。他沒有就此沉寂，而是回到無錫，在宋代楊時講學的舊址上重建了東林書院。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志同道合的士人聚徒講學，打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口號，吸引了大批士子和官員前來聽講。

表面看，這是一場士人憂國憂民的清議運動；實際上，東林書院迅速演變為一個以江南士大夫為核心的政治集團。他們通過科舉、姻親、師生關系織成一張龐大的權力網絡，開始深度干預朝政。凡是不依附東林者，無論才干如何、施政思路是否合理，一律被打成“邪黨”“小人”。

真正讓東林勢力登上權力中心的，是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京察是明朝每六年一次對京官的考核，本來是為了整肅吏治，卻被東林黨用作清洗異己的利器。時任吏部尚書孫丕揚（傾向東林）主導考核，將浙黨、楚黨、齊黨等非東林系官員大批罷黜，這是東林黨人專權的開始。東林黨的對立方組織反擊，在后續京察中反撲，朝堂從此陷入無休止的拉鋸戰。

更危險的是，東林黨將萬歷末年的“三大案”徹底政治化。
1615年，梃擊案爆發——一名男子持木棍闖入太子宮，打傷一名護衛，似乎意圖行刺。東林黨堅稱幕后主使是鄭貴妃及其家族，借此攻擊神宗偏私，鞏固太子地位。
1620年，光宗登基僅一個月就暴斃，因為服用了大臣進獻的“紅丸”藥，史稱“紅丸案”。東林黨立即指控內閣首輔方從哲下毒，迫使他辭職。
光宗死后，寵妃李選侍拒不搬出乾清宮，東林黨以護太子為名強行驅逐，有意制造移宮案，樹立本方的忠君形象。

這些事件本來應該依法查辦，卻被東林黨轉化為道德站隊的試金石。支持東林立場的官員被譽為“君子”，反對的官員被斥責為“奸佞”。

就在東林黨人挑起內斗的同時，國家財政正急速惡化。

遼東后金崛起，邊軍急需糧餉；內地奢安之亂、流民四起，處處要錢。有識之士提議向富庶的江南商人征收商稅、礦稅、海稅，以緩解危機。但是東林黨堅決反對——因為他們的根基，正是江南的士紳、地主與富商。這些人擁有大量田產和商業資產，卻憑借優免特權逃稅。

戶部尚書畢自嚴痛心疾首地指出：“東南財賦之地，稅額反輕；西北貧瘠之區，負擔獨重。”

即便如此，也沒有睡能動江南利益。大明國庫年年赤字，邊關將士欠餉數月甚至數年。袁崇煥在寧遠前線屢次上書：“兵無糧、馬無草、士無餉，何以守土？”

然而后方朝堂一直為“是否該征商稅”爭吵不休。

在這場瘋狂的黨爭中，思想家李贄成了最悲慘的犧牲品。
李贄（1527–1602）一生追求思想獨立。他公開質疑孔孟儒教權威，主張“童心說”，肯定人欲，反對禮教虛偽。他既不依附東林，也不投靠閹黨，只求做一個真人。東林黨人視其為眼中釘。顧憲成公開斥責他“惑亂人心”，高攀龍稱李贄的書“淫詞邪說，不可留于世”。

萬歷三十年（1602年），在東林勢力推動下，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彈劾李贄，稱其“狂誕悖戾，倡亂道統”，請求焚書治罪。

神宗下旨逮捕。76歲的李贄被押解至北京，關入錦衣衛詔獄。

他深知難逃一死，趁獄卒不備，奪過剃刀割喉自盡。臨終前，只留下一句悲愴之語：

“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贄的死，不是謀反，不是貪腐，僅僅因為不肯站隊。

天啟初年，東林黨一度掌權，將宦官魏忠賢壓制。魏忠賢在熹宗乳母客氏支持下反撲，組建“閹黨”，展開血腥報復。
1625年，魏忠賢授意編纂《東林點將錄》，將108名東林人士比作梁山賊寇，按名單捕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骨干被酷刑虐殺于詔獄，尸體腐爛不堪辨認。

東林書院被拆毀，碑石砸碎，全國禁講東林之學。

崇禎即位，在官僚的慫恿下出手鏟除魏忠賢，東林黨再度回潮。

但是東林黨人毫無反思，繼續排斥異己，阻撓務實改革。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朝中仍在爭論“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1644年，崇禎自縊煤山，臨終遺言：“諸臣誤朕！”

這句話，既指向閹黨，也指向那些以清流自居、卻為私利不惜掏空國庫、逼死異見者的東林黨人。

大明王朝，就這樣在一場以道德為名、實則充滿私欲的黨爭中，走向了無可挽回的滅亡。

五、無人幸免！

回望千年的黨爭史，一條令人脊背發涼的規律清晰浮現：

一旦派系成形，道德便淪為武器，政見迅速退場。取而代之的，是一條鐵律：凡是對方主張的，必是錯的；凡是對方反對的，必是對的。

政治從此成了站隊。站對了，便是君子、清流、忠臣；站錯了，立刻淪為“奸黨”、“閹孽”、“異端”。

于是，是非模糊了，民生被擱置，只要在奏疏里把政敵罵得更狠一點，就能贏得清流君子之名。

蘇軾、李商隱、李德裕、李贄……這些名字串起的，哪里只是一部黨爭史？

分明是一部人性在權力絞殺中逐漸扭曲、異化、最終崩壞的悲劇史。

唐宋明三朝，每一個王朝走向滅亡前，幾乎都重復著同一種死法：

政治只剩下立場，沒有是非；忠誠只看派系，不論公義；

幾十年黨爭內斗，王朝就沒了。

歷史來到21世紀，千年鐵律依然在！

黨爭亡美，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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