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訪華三天,期間除了慣例的峰會,中國領導人還陪同到成都游覽名勝。這是罕見的高規格禮遇。
只是除了12項合作協議,涵蓋人口老齡化、核電及大熊貓保護等領域,并無法國最在意的大手筆訂購。不算上收獲一對新的大熊貓的話,法國只收獲了脫水苜蓿向中國出口等細分領域深化合作的承諾,并未達成任何重大商業協議。
這樣的局面與其說是意料之外,不如說是情理之中。
?——【·默克爾時代的中德合作·】——?
默克爾在任16年間12次訪華,每次均能帶回可觀的合作訂單。2014年的訪華尤為典型,她率領規模龐大的企業家代表團到訪,一次性敲定中德在汽車、化工、能源等多個領域的數十項合作,僅大眾汽車就獲得上百億元的在華投資承諾。
當時中德合作之所以能實現高效對接,核心在于雙方精準契合了時代發展需求,形成了嚴密的利益互補關系。
默克爾執政階段,歐洲尚未經歷難民危機與英國脫歐的沖擊,歐盟內部凝聚力較強,德國作為歐洲經濟核心,在區域事務中話語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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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關鍵的是,彼時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升級的關鍵階段,對德國的高端制造技術、汽車生產體系及精密儀器存在迫切需求;德國則需要依托中國龐大的市場消化工業產能,同時借助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與完整供應鏈降低生產投入。
以汽車產業為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汽車消費市場,為德國車企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大眾、寶馬、奔馳等品牌通過在華合資生產,實現全球銷量領先;中國則通過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逐步掌握汽車制造核心工藝,為后續新能源汽車產業崛起奠定基礎。這種“德國供技術、中國供市場”的互補模式,為中德合作提供了持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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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的外交智慧,體現在對德國核心利益的清晰認知——始終將經貿合作置于對華關系核心位置,盡量規避意識形態領域的紛爭。即便在歐美推動對華技術封鎖的背景下,她仍堅持推進中德高科技領域合作,公開反對歐盟采取“脫鉤斷鏈”等極端措施。
這種務實外交理念與當時中國的發展需求高度契合,成為中德合作持續深化的重要保障。
反觀馬克龍,其效仿行為缺乏對時代背景的考量。當前歐洲局勢已發生顯著變化:能源危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退,經濟復蘇進程緩慢,歐盟內部在對美對中政策上分歧嚴重,波蘭、波羅的海等國家緊跟美國對華強硬立場,法國難以有效主導歐盟對華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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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國產業結構已實現跨越式升級,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球半數以上,高鐵技術成功輸出至數十個國家,5G專利數量位居全球首位,不再依賴技術引進推動發展。
合作基礎的變化,決定了單純復制默克爾時期的訪華模式,無法實現同等規模的合作成果。
?——【·“既要又要”的訴求難支撐重大合作·】——?
馬克龍此次訪華存在明顯的戰略訴求矛盾:一方面希望借助中方高規格接待獲取實際經貿利益,重點推動空客大額訂單落地;另一方面又不愿脫離歐盟框架下的政治立場,在對華政策上保持模糊搖擺。
這種矛盾心態在訪華前已顯露端倪,直接導致合作談判未能達成預期目標。
空客訂單談判未果的核心問題,并非中國市場缺乏需求。空客官方預測顯示,未來20年中國市場需新增飛機超過9500架,占全球總需求的五分之一,市場潛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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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在于法國及歐盟的對華貿易政策存在明顯矛盾。馬克龍訪華前數月,歐盟宣布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征關稅,法國不僅投下贊成票,還牽頭呼吁對中國光伏產品啟動反傾銷調查。
這種“一邊尋求中國市場紅利,一邊實施貿易保護”的做法,違背了經貿合作的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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