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鋼律師：合同詐騙罪的辯護底層邏輯

在刑事辯護實務中，合同詐騙罪因其復雜的刑民交叉屬性，常成為辯護工作的難點與重點。案件的走向，往往取決于對幾個關鍵爭議點的深刻理解和精準把握。本人有多起無罪辯護案例，本文將結合理論與實務，深入剖析三大核心爭議、一個關鍵辯點并提供可操作的實務建議。

PART.01

一、 三大理論爭議的深度解構：辯護的底層邏輯

爭議一：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模糊邊界——動搖定罪的根基

這是決定案件“罪與非罪”的根本性問題，也是無罪辯護的黃金切入點。

實務中的認定困境：司法實踐常陷入“唯結果論”誤區，即只要合同未能履行、造成較大損失，就傾向于認定為刑事犯罪。然而，經濟活動中正常的商業風險與刑事詐騙之間存在本質區別。

辯護的關鍵抓手：

欺騙內容與程度：審查行為人的欺騙是針對合同的“核心基礎事實”（如主體身份、標的物根本性質），還是僅為履約能力、資信狀況的夸大或次要事實的隱瞞。前者傾向刑事詐騙，后者更可能屬于民事欺詐。

救濟可能性評估：重點論證被害人并未因欺騙而完全喪失通過民事途徑（如訴訟、執行）挽回損失的可能性。例如，行為人雖虛構了部分擔保，但其名下或公司仍有其他可供執行的資產，民事判決并非一紙空文。

辯護應用：在案卷中積極尋找并放大所有能證明行為人“愿意且可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據，如后續的溝通還款記錄、提供新擔保的意向、資產的變動情況等，將案件性質向民事違約方向牽引。

爭議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與反推——無罪辯護的主戰場

“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要件，必須通過客觀行為來推定。而推定的過程，正是辯護律師拆解控方證據鏈的戰場。

司法推定的常見路徑：控方常依據“司法解釋”列舉的情形進行推定，如：明知沒有履約能力、揮霍資金、逃匿等。

辯護的反駁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資金用途”抗辯：系統梳理資金流向，著力證明款項主要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而非個人揮霍或違法犯罪。即使經營失敗，也屬于市場風險。

“履約態度與行為”抗辯：收集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為履行合同所做的積極努力（如組織生產、采購原料、尋求融資）的證據，以對抗“逃匿”或“放任不管”的指控。

“事后態度”抗辯：強調行為人在事情暴露后并未失聯，而是積極協商、制定還款計劃、提供補救措施，這能有效削弱“非法占有”的故意。

案例啟示：如（2021）冀刑終290號案，二審改判的核心就在于，法官認為行為人提供了總體上的財產擔保，且無證據證明其將資金用于非法活動或肆意揮霍，故“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

爭議三：此罪與彼罪的定性之辯——影響量刑的輕重關鍵

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定性不同，量刑檔次和辯護空間常有差異。

法益侵害的側重點：合同詐騙罪置于“擾亂市場秩序罪”章節，強調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詐騙罪則更側重對個人財產權的侵害。

“合同”的實質作用判斷：

“合同”僅僅是騙取財物的偶然工具或幌子，其內容與正常市場交易無關，則可能傾向于認定為普通詐騙罪。

若詐騙行為發生在簽訂、履行真實、典型的市場交易合同過程中，侵犯了合同相對方的信賴及市場交易安全，則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辯護策略選擇：在某些案件中，若兩罪均可適用，可進行策略性權衡。例如，當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準（“數額特別巨大”門檻）高于詐騙罪，導致量刑更重時，可論證本案應適用普通詐騙罪，從而為當事人爭取更低的量刑起點。

PART.02

二、 一個核心辯點：涉案金額的精細化攻防

數額是合同詐騙罪的“量刑刻度尺”，對金額的辯護是罪輕辯護中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徑。

精準核算“犯罪成本”與“實際所得”：堅決主張將行為人為了實施詐騙而先行投入的成本（如保證金、押金、預付款） 從犯罪總額中扣除。例如，在（2019）蘇刑終261號案中，二審正是扣除了363.6萬元保證金，顯著降低了量刑。

嚴格區分既遂與未遂數額：對于部分未實際騙取的財物，或案發前已歸還的部分，應列為未遂或從總額中扣除，這直接影響量刑檔次。

審查價格認定的合理性：對于以貨物、房產等為對象的合同詐騙，積極對價格鑒定意見提出質證。可申請重新鑒定或邀請專家輔助人出庭，挑戰估價過高、依據不足等問題。

關注“損失”與“數額”的區別：在部分案件中，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可能小于騙取的合同數額（如貨物有殘值）。應推動法庭以實際損失作為量刑依據。

PART.03

三、 司給律師的進階實物建議

閱卷的“偵查視角”：不僅要看控方證據，更要像偵查人員一樣，主動發現和梳理對當事人有利的線索與證據。特別是財務賬冊、銀行流水、商務溝通記錄（郵件、微信），往往是發現“資金用于經營”或“積極履約”證據的寶庫。

善用“專家輔助人”制度：對于涉及專業領域（如金融票據、國際貿易、資產評估、會計審計）的案件，及時申請專家輔助人出庭，就專業問題提出意見，可以有效質控方證據的專業根基，說服法官。

構建“類案辯護”體系：在中國當前“同案同判”的司法導向下，類案檢索報告是極具分量的辯護材料。精心挑選最高法院、本省高院的無罪、改變定性、從輕處罰的類案，形成對比表格，向法庭直觀展示裁判規則。

全程化的“溝通”與“預期管理”：

與當事人溝通：深入細節，還原商業決策的真實背景和主觀心態，挖掘所有有利情節。

與家屬溝通：解釋法律風險與辯護策略，管理好結果預期，爭取信任與配合。

與辦案機關溝通：在審查起訴階段，通過提交書面法律意見、證據目錄等方式，盡早影響案件定性，爭取不起訴或變更強制措施的可能。

結語

合同詐騙罪的辯護，是一場關于證據解讀、法律適用和商業邏輯理解的綜合博弈。成功的辯護始于對理論爭議的深刻洞察，成于對案件細節的極致挖掘，終于對辯護策略的精準執行。唯有將宏觀理論與微觀證據無縫銜接，才能在復雜的刑民交織迷局中，為當事人找到最有利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