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四月的清晨,空氣里有種潔凈的涼意。我站在人民大學習堂前的廣場上,等待我們團的導游——二十四歲的金玉珠。她正從地鐵口走出來,步伐像所有平壤姑娘一樣挺直,深藍色制服裙擺隨著節奏輕輕擺動,短發整齊地別在耳后。
“早上好。”她的中文帶著教科書般的標準,“今天我們去參觀萬景臺故居。”
這是我們朝鮮之旅的第三天。團里六個中國游客,三男三女,都已對這位美麗得近乎不真實的導游產生了某種好奇。她五官精致如瓷器,皮膚是朝鮮女子特有的白皙,眼睛卻總是禮貌地低垂,只在講解時才抬起——那里面的光,混合著堅定與一種難以名狀的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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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在羊角島酒店餐廳,話題不知怎地轉向了跨國婚姻。
“我們朝鮮女子很少嫁給外國人。”金玉珠切著餐盤里的泡菜煎餅,動作細致,“這是政策,也是我們的傳統。”
“那如果你能選擇呢?”團里最年輕的女孩小陳半開玩笑地問,“你覺得中國男人怎么樣?”
金玉珠放下刀叉,思考了幾秒——這個停頓本身就很有趣。
“我看過很多中國電視劇。”她最終開口,聲音平穩,“《還珠格格》《甄嬛傳》,最近還有《瑯琊榜》。里面的男人,對女人很溫柔,會為愛情付出很多。”
桌邊幾個中國男人不自覺地挺直了背。
“現實中接觸的中國游客,”她繼續說,“大部分都很紳士,會幫女士提行李,說話聲音溫和。”她頓了頓,“但有些年輕男游客,讓我不太理解。”
“比如?”我問。
“頭發留得很長,還染顏色。戴耳環,化妝。”她微微皺眉,“在朝鮮,男人不會這樣。我們朝鮮男人都服過兵役,皮膚黑,身材結實,有男子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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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里留著時尚發型、戴著耳釘的攝影師小張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但中國男人很會賺錢。”金玉珠補充道,像是要平衡自己的評價,“也很顧家。我聽說很多中國男人下班后會做家務,這在朝鮮很少見。”
晚餐后,我找了個機會單獨與金玉珠聊天。我們坐在酒店大堂角落,透過落地窗能看見漆黑的大同江和遠處零星燈火。
“你今天說的,是真心的嗎?”我問。
她捧著茶杯,熱氣模糊了她的面容。“大部分是。”
“那沒說的部分呢?”
金玉珠沉默良久。窗外傳來隱約的歌聲,是附近有人在集體練習《金日成將軍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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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她突然開口,“我叔叔去丹東參加貿易交流。回來后,他偷偷告訴我們一些事。”她的聲音壓得更低,“他說中國男人可以在街上牽女朋友的手,可以當眾接吻。他說中國男人會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哪怕這個職業賺錢不多。他說有些中國男人三十多歲還不結婚,也沒人覺得奇怪。”
她抬起頭,眼睛在昏暗燈光下異常明亮:“這些事,在朝鮮都不可能。”
“你覺得哪種更好?”
“我不知道。”她誠實地說,“在朝鮮,我的婚姻會由組織介紹。對方會是黨員,有穩定工作,政治背景清白。我們會住在分配的房子里,生一個孩子——最好是兩個,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會每天去單位,我會繼續當導游,或者調去文化部門。我們不會離婚,因為沒有離婚這個概念。”
她說這些時,語氣平靜得像在描述明天的天氣。
“聽起來很穩定。”我說。
“是的。”她點頭,“但叔叔說,中國夫妻雖然可能離婚,但他們是因為愛情結婚的。他說中國男人追求女人時,會送花,會寫情書,會說‘我愛你’——這三個字,很多朝鮮男人一輩子都不會對妻子說。”
她突然笑了,那是三天來我第一次看到她真正的笑容,短暫得如同一閃而過的流星。
“很傻,對吧?但我有時會想,被一個人這樣選擇,而不是被組織分配,是什么感覺。”
第四天,我們前往妙香山。途中經過一個休息站,金玉珠指著窗外一片農田:“那是我姑姑工作的合作農場。”
“她過得怎么樣?”
“很好。她每年都是勞動模范。”金玉珠說,然后猶豫了一下,“2011年,有個中國商人來考察,想投資農場。他對我姑姑很友善,送了她一支鋼筆——一支金色的鋼筆,上面刻著中文。姑姑上交了,但后來她告訴我,那是她第一次收到禮物,不是為了表彰,只是因為她‘工作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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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轉頭看我:“那個商人是個普通的中年男人,有啤酒肚,頭發稀少。但姑姑說,他看她的時候,眼睛里有尊重,不是把她當作勞動機器的一部分。”
車繼續前行。小張在座位后排展示他的單反相機里的照片——上海夜景、成都火鍋、西藏雪山。金玉珠看著,表情逐漸復雜。
“中國男人可以去這么多地方。”她輕聲說。
“你也可以申請當國際導游,去中國帶團。”小陳說。
金玉珠搖頭:“只有最信任、背景最好的人才能出國工作。而且必須兩人一組,互相監督。”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之前對話的荒謬:我們一直在詢問朝鮮女人對中國男人的看法,卻忘了最基本的前提——她們根本不可能真正接觸中國男人,除了這種被嚴密監控的導游工作。她們所有的“看法”,都來自零碎的電視劇畫面和受限的游客接觸,如同透過厚重毛玻璃看世界。
最后一天,在平壤火車站告別時,金玉珠遞給我一個小包裹:“請上車后再打開。”
火車駛離站臺,我拆開包裹——里面是一本舊版《紅樓夢》朝文譯本,書頁泛黃。夾著一張紙條,上面是她工整的中文字:
“賈寶玉這樣的男人,在朝鮮會被送去再教育營。但讀這本書時,我哭了三次。謝謝你們讓我看到另一個世界的樣子。請忘記我說過的話。”
我翻到書頁間有折痕的一處,是寶玉對黛玉說的那句:“你放心。”
窗外,朝鮮的田野在暮色中迅速后退,整齊劃一的農田如同綠色的棋盤。我想起金玉珠說起中國男人時,那種混合著困惑、好奇和一絲難以察覺的向往的神情;想起她說朝鮮男人有“男子漢氣概”時,眼神里卻沒有任何溫度;想起她壓低聲音講述叔叔和姑姑的故事時,那種禁忌的顫抖。
我們總在比較——比較誰更溫柔,誰更有男子氣概,誰會賺錢,誰更顧家。但在這場比較中,我們忽略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一方是在選擇,另一方是在被安排;一方是在表達,另一方是在背誦;一方擁有整個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只有一條被照亮的路,兩旁皆是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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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人在朝鮮女人眼中是什么?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樣貌,而是她們永遠無法抵達的對岸風景。她們稱贊我們的溫柔,批評我們的裝扮,羨慕我們的自由,卻又警惕我們的散漫——所有這些評價,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如果鐵幕突然消失,她們會如何選擇?會選擇我們嗎?會選擇離開嗎?
火車駛過邊境線,手機信號重新出現。我打開微信,看到小張剛剛發的朋友圈:“朝鮮導游說我娘炮,可她知道嗎,我花在發型上的錢,比她三個月工資還多。”
我點了贊,然后關掉手機。
窗外,夜色已經完全降臨。我突然明白,那本《紅樓夢》不是禮物,而是求救信號——來自一個美麗囚徒,她看到了圍欄外的世界,卻連觸碰的資格都沒有。而我們這些偶然路過的中國男人,在她眼中不過是那世界飄來的一些碎影,斑斕、陌生、充滿誘惑,卻也危險得足以摧毀她已知的一切。
她不會嫁給我們,不是因為她不想,而是因為她不能。而我們對她們的所有好奇和評價,在這種不能面前,都顯得輕浮而殘忍。
火車加速,將朝鮮的夜晚徹底拋在身后。那本《紅樓夢》靜靜躺在桌上,書頁間“你放心”三個字,在昏暗燈光下,讀起來像個殘酷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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