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柔軟群體”的“硬”托育，一線園長們最關心這些立法難題

托育服務事關嬰幼兒健康成長，事關千家萬戶。12月22日，備受關注的托育服務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入托問題即將迎來專屬“國家方案”。

記者注意到，目前，北京眾多幼兒園已經開啟了托育探索。數據顯示，目前，北京市各類型幼兒園可提供托位約3.3萬個，其中普惠托位約2.6萬個。幼兒園托位在全市托位總數中占比超過50%，幼兒園普惠托位在全市普惠托位總數中占比近70%。

作為提供托育服務的“主力軍”，幼兒園一線園長最關注草案的哪些內容？在探索托育的路上，還有哪些問題有待解決？就此話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市東城區東四五條幼兒園園長、北京市豐臺區第一幼兒園和北京市二十一世紀實驗幼兒園園長。

為托育服務專門立法十分必要

“很有前瞻性，而且非常必要。”得知托育服務法草案首次提請審議，朱敏如是說道。朱敏提到，OECD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三歲以下嬰幼兒的平均入托率為35%，我國僅有5%，與國際上很多國家的入托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但同時，有關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約3000萬人，超過三成嬰幼兒家庭存在入托需求。

朱敏解釋，入托率低的背后有多重原因，比如部分家長尚未意識到入托的意義、對現有的托育服務體系不放心，“有了法律保障之后，家長的顧慮可能會大大降低，入托率就會提升。”與此同時，從嬰幼兒發展的角度而言，0至3歲也是兒童神經系統、運動感覺、語言能力等迅速發展的時期，也需要懂得育嬰知識的專業人士來促進其更好地發展。

與此同時，專門針對托育服務立法，也有助于規范市場上不同主體的托育機構，促進托育行業走向規范發展。

據悉，草案明確托育機構的設立條件，實行準入許可，并要求托育機構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現在托育機構有的有資質、有的沒有資質，舉辦主體有企業、社區、幼兒園等等，不同機構的托育質量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朱敏看來，托育服務法草案明確了托育機構的準入標準、舉辦者的職責和相關的機制，有助于提高托育質量、推動托育機構不斷發展。

空間不足、建筑結構限制成幼兒園托班改造難點

托育服務法草案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托育服務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工作經費保障機制，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和配置城鄉托育服務資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將普惠托育服務有序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

普惠性幼兒園辦托班是普惠托育服務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少幼兒園也已開設托班、提供托育服務。北京市東城區東四五條幼兒園在2025年8月正式開設托班，招收2-3歲年齡段的孩子入園。

東四五條幼兒園園長倪彥鵬介紹，暑期期間，幼兒園對基礎設施進行了改造，以適配年齡更小的幼兒入園。“原本幼兒園的玩具和設備，都是為3—6歲的孩子準備的。為了配合托班，就需要進行整體改造裝修。”

在采訪中，受訪者均表示，場地空間的局限是開展托育服務的一大難點。

場地設施方面，樓梯扶手要軟化包裹、地面鋪設無縫防滑地墊，設置獨立安靜的睡眠區，衛生設施加裝低矮洗手臺、如廁設備與防滑扶手；玩教具選用無毒環保的大尺寸感官類、抓握類玩具，避免細小零件；每日作息調整為“短頻多餐”，增加2-3次午睡時段……北京市豐臺區第一幼兒園園長朱繼文告訴記者，目前豐臺一幼主要招收2歲以上的幼兒，未來會逐步嘗試接收2歲以下嬰幼兒，從目前幼兒園辦托班的經驗來看，如果幼兒園要接收2歲以下嬰幼兒，則需要多維度對幼兒園進行優化改造。

室內硬件設施的更新之外，朱敏還提到了“哺乳室”的設置問題，“一歲以下的孩子是需要哺乳的，現在幼兒園的教室設置很難再隔離出哺乳室。”

在朱繼文看來，目前，各類型園所最大改造難點是現有場地空間重構，部分園區受建筑結構限制，獨立睡眠區與活動區劃分難度大，需在不影響原有教學秩序的前提下推進改造，同時要平衡安全標準與幼兒活動便利性，改造周期長且需精準匹配低齡幼兒生理心理需求，對設計與施工要求較高。

朱敏也認為，幼兒園物理空間上的局限給改造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低齡的孩子是一定要參加戶外活動的，這就要有符合其年齡特點的大、中型玩教具，這些是需要場地的。如果幼兒園本身面積有限，3至6歲的幼兒已經占據了戶外場地的大部分，那留給更低齡孩子的空間必然就會減少。即使時間上可以錯開，但是空間上放不下。”

園長呼吁提高托育生均補貼標準

托育費用也是園長們關注的重點。

草案規定，鼓勵地方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嬰幼兒家庭托育服務補貼制度；有條件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普惠托育服務的補貼制度；地方人民政府應當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普惠托育服務發展。

“立法導向還是要辦普惠性托育，要為家長減負，降低育兒成本，所以在托育費上會有所降低。但是對于幼兒園來說，辦托育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朱敏表示，對于社會托育機構而言，還有房租等壓力，也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在其看來，托育補貼標準應高于現有的幼兒園補貼標準，同時要根據情況動態調整。

朱繼文建議，平衡運營成本與普惠服務需構建“成本優化+多元補給”模式。具體而言，要提供科學化的兒童玩具材料配備標準，規模化采購降低玩教具與耗材成本，優化師資配比方案，開設計時托、臨時托、半日托、整日托等靈活服務，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朱繼文告訴記者，從目前舉辦托班的經驗來看，最希望政府提供三方面的支持，一是延續并提高普惠生均補助，對前期的改造投入給予專項補貼；二是編制科學的托兒玩具配備標準；三是搭建共享培訓平臺，降低硬件改造與師資培訓的成本，讓普惠托育服務惠及更多家庭。

此外，朱敏還希望能探索更為科學的托育收退費政策。

“目前幼兒園執行的收退費政策是按照出勤收費。年齡越小的孩子出勤率肯定是越低的，那退費就多，但是幼兒園辦托班的成本，比如老師，不會因為孩子不來就減少。”朱敏表示，目前的收退費政策下幼兒園的運營壓力會增加，希望政府在托育收退費政策上能兼顧幼兒園的實際情況。

暢通托育師晉升通道，提升職業吸引力

托育“最柔軟的群體”，草案對從業人員有哪些規定？托育服務法草案嚴格托育人員任職資格條件，明確“實行托育師資格考試和注冊制度”，設定學歷、專業門檻，建立托育師職稱評定標準，并規范托育服務內容。

師資一直是幼兒園開辦托班格外關注的重點。

“對于公辦幼兒園老師來說，具備的是幼兒教師資格，基本上學的內容也都是3至6歲孩子的生長發育規律和認知特點。對于0至3歲這一年齡段孩子的生長發育規律，在學習中雖然也涉及一些，但經驗還比較欠缺。”倪彥鵬表示。

朱繼文坦承，在托幼一體化推進的過程中，各個園所都會面臨師資缺口，尤其缺乏兼具保育、早教、保健與醫療等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朱敏則指出了整個幼教行業職業吸引力不高的現實困境，“部分原因跟待遇有關，老師是超常規付出，但收入與付出并不成正比。與此同時，托育師還沒有明確的職稱評定通道。”

此次草案提到的托育師職稱評定標準或將減少眾多從業者的擔憂。

針對師資問題，朱繼文認為，需要“高校培養+轉崗培訓”雙輪驅動。其中，高校培養是長期支撐，需要擴大嬰幼兒照護服務相關專業招生規模，建立“理論+實訓”培養體系。轉崗培訓是短期捷徑，現有幼師具備基本的教育基礎，通過北京市組織的免費轉崗培訓，針對性補充了0-3歲嬰幼兒發展心理學、營養膳食等課程，也可轉化為合格的托育師資。“兩者結合既能快速填補當前缺口，又能構建長效人才供給機制，推動托育師資隊伍專業化。”

“我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現有的教師師資，在老師已有的工作經驗基礎之上，對其進行針對0-3歲孩子的育嬰師培訓。”倪彥鵬介紹，東四五條幼兒園專門選派黨員骨干教師，參加北京市級的托育教師的資格培訓，同時也會請相關院校的專家來到幼兒園，給全體教師進行集中的托育培訓，“希望國家可以在師資培訓上給予更大的支持，對幼兒園教師進行更廣泛的托育培訓。”

“對老師來說，承擔托班的教學管理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如果一名老師對于0-6歲全年齡段孩子的成長發育規律都能夠充分了解，一定也能幫助他更好地去指導孩子在幼兒園的成長。對老師未來的職業生涯而言，這也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倪彥鵬表示。

記者注意到，對于托育從業人員，北京市加強從業人員培訓，開展托育職業技能大賽，將托育培訓納入教師繼續教育學時，全方位提升托育從業人員專業能力和水平。研制幼兒園托班工作指南，指導各區、各園將科學的保育照護理念和方法落實到托班工作各環節。將幼兒園托班納入日常督學督查和質量評估督導范圍，實施托幼一體化管理。目前，全市已有8000余名幼兒園教職員工參加了市級培訓。

托育服務未來將成幼兒園“標準配置”

202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共有幼兒園25.33萬所，其中普惠性幼兒園22.10萬所，占全國幼兒園的87.26%。

“幼兒園數量很大，所以幼兒園開始辦托班就會形成非常大的影響力。而且幼兒園辦托班有著天然的優勢。”三位園長均表示，托育服務未來將成為幼兒園的“標準配置”。

“托育服務法出臺以后，會從法律角度，為公辦園托班、社區托育點、私立托育機構給予更科學更規范的管理，對于家庭和社會來說都是一大進步。”倪彥鵬認為，對家長和孩子來說，公辦幼兒園辦托班這種模式有助于托幼銜接的連續性，家長把孩子送到了托班，就意味著孩子的幼兒園生活開始走入正軌。對于幼兒園來說，也緩解了“少子化”背景下生源越來越少的問題。

朱繼文也表示，托育服務法的出臺將推動托育市場形成“規范有序、多元協同”的新格局，各類模式會精準定位、互補發展。她以豐臺第一幼兒園為例說道，幼兒園托班依據托幼一體化優勢，成為主力，覆蓋以2-3歲幼兒為主的托育需求；社區托育點可以憑借就近便捷優勢，聚焦1-2歲低齡嬰幼兒，提供嵌入式日間托、臨時托服務，成為家庭托育的重要補充；企業托育將受政策鼓勵快速發展，針對雙職工家庭需求，提供彈性托育服務，緩解職場父母育兒壓力。

“法律的剛性約束將淘汰不合規的機構，推動資源向優質主體集中，形成‘公辦引領、民辦補充、多方參與’的良性生態，托育服務的可及性與質量將顯著提升。”朱繼文強調。

新京報記者 楊菲菲 徐彥琳

編輯 繆晨霞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