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引領時代風氣的啟蒙者——何兆武口述中的胡適

學人簡介：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2021年5月28日），原籍湖南岳陽，生于北京，歷史學家、翻譯家。1939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先后就讀于土木、歷史、哲學、外文四系，1943年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1946年完成西洋文學研究生學業 。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后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文|楊海亮，作者授權首發

《上學記》是著名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何兆武先生的回憶錄，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女士執筆。三聯書店2006年8月推出初版，2008年9月出了增訂版。手頭這本《上學記》，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3月初印，2023年12月重印，屬增訂本。

從2006年到2025年，近二十年后，我才拜讀何先生的大作，實在為時太晚。因為業余作胡適方面的研讀，或者說胡適是我近年的一個關注點，所以在了解何先生“上學”經歷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書中有關胡適的內容。胡適生于1891年，何先生生于1921年，兩人相差30歲。而且，通過閱讀《上學記》，發現何先生與胡適似乎并無往來。因此，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適，實際上是何先生“道聽途說”后有關胡適其人其事的“主觀印象”和“個人見解”。那么，關于胡適，何先生說了什么呢？

一、自由主義

何先生的口述中首次提及胡適，是在“三民主義的少年兵”一節。何先生在比較北洋時期與國民黨時期的異同時提到：

北洋時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長的時候，提出“兼容并包”，請的那些教師里面有保皇黨辜鴻銘，有黃季剛(侃)，有叛徒劉申叔(師培)。劉申叔也是位國學大師，早年參加同盟會，后來又背叛了革命，所以說他是叛徒，但這樣的人蔡元培也要。還有后來的布爾什維克李大釗，自由主義胡適，陳獨秀——現在應該算他是激進的民主主義了，他也要。還有魯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上學記》第11頁）

《上學記》

他人不說，單說胡適。這里，何先生給胡適貼了一個標簽——“自由主義”。是的，胡適因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討論中國問題而聞名，但蔡元培“要”胡適，是因胡適的“自由主義”么？

據蔡元培回憶：“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可見，蔡元培招攬胡適，主要是因為“文學革命”，是看重胡適的舊學功底與新知視野，而非“自由主義”。

胡適對蔡元培的知遇之恩深銘肺腑，曾說：“蔡校長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國也學過一段時期的哲學。所以也是位受過新時代訓練的學者，是位極能接受新意見、新思想的現代人物。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對文學革命發生興趣，并以他本人的聲望來加以維護。”胡適的話，也證實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蔡元培當時“包容”的胡適，顯然是有“新意見、新思想”的胡適，是鼓吹文學革命的胡適。

再說，胡適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回國之前，就算他標榜自由主義，如果沒有那篇《文學改良芻議》，他也就是一個普通的留美學子而已。要不是蔡元培有慧眼、陳獨秀做伯樂，別說一回國就做上了北大教授，就是連謀一份文字活兒，怕也是要費盡心力的。

當然，何先生口述中，提李大釗時加了一個“后來的”，如果這個“后來的”也加在胡適身上，那就不便多說了。

二、白話

何先生第二次提及胡適，是因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他說：

白話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過五十年的時間，解放前，正式的文章還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除了胡適，很多學者的文章都用文言，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也大都如此，好像那時候還是認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話都是俗文。（《上學記》第24頁）

胡適（1891-1962）

何先生的這句“除了胡適，很多學者的文章都用文言”，讓我想起了何先生自己的一段經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北大的一個學生畢業前請何先生指導論文。當時正好有學生運動，何先生就說：“你做一個定量分析，看看各種態度的同學到底各占一個什么樣的比例。”那名學生就做了一個定量的分析，“非常積極者”“積極擁護者”“基本贊成者”“專門念書者”以及“反對者”，各自占比，一目了然。我覺得，何先生的建議很好，用數據說話，用對比分析，讓人心服口服。那么，問題來了，何先生此處口述中的“很多”究竟是幾多呢？他的“解放前”又是哪個時候呢？

其實，自提倡白話文后，形勢比較樂觀。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區：“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這就意味著白話文作為書面語獲得了官方正式認可。1921年10月，胡適在中國大學演講時說：“數年前曾主張白話，假如止是這樣在野建議，不借政府的權力，去催促大眾實行，那就必須一二十年之后，才能發生影響。”可知，白話文的實際推廣速度還遠超胡適的預期。

何先生的親歷與其說似乎也是矛盾的。何先生說，“我們小時候已經不怎么學文言了”，“小學只正式學過一篇《桃花源記》”，“我進的是西南聯大，新文化傳統很強，不管學什么專業，一年級國文是必修，規定作文必須是白話，不能用文言，而且教的內容大部分也多是白話，還包括林徽因和徐志摩的”。如此說來，胡適等人主張白話后，文言文與白話文此消彼長，“用文言”者是越來越少。

因此，何先生說的“很多”是不確切的。如果按何先生的建議，也做一個定量的分析，確定一個具體時間，確定一個學者群體，用文言的和用白話的各有多少，也就立馬見分曉。如，我手頭有田曉青主編的《民國思潮讀本》(4冊)，里面是民國時期思想界著名人士的著名篇章的匯集。第一卷是“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楊度等，都是用文言。如果何先生指的是這一時期，那用文言的學者確實“很多”；第二卷是“從五四運動到北伐戰爭”，這一時期正是白話興起的時候。隨便翻翻，李大釗、何思源、周建人、藍公彥等，都是用白話，亦即除了胡適，還有很多學者的文章都用白話。再往后，就更不用說了。

三、功績

何先生第三次提及胡適，是因為人物評價問題。他說：

我覺得，對一個學人應該有兩種評價，或者說兩種標準，一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有很多人對時代的影響太大了，包括梁啟超、胡適，他們影響了整個一個時代的風氣，就不宜單從專業的角度來衡量。在某一專業的研究上，他們也許未必有多大貢獻，可是他們對于整個時代的影響實在太大了。……胡適的功績在于宣傳新文化，可以說相當于西方的伏爾泰，都是領導一個時代風氣的先驅，功績是偉大的。（《上學記》第30頁）

何先生的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歐陽哲生教授在“探尋胡適的文化世界”時對胡適的評價。歐陽哲生教授說，從1915年起，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各種新的主義、新的思潮紛紛涌入中國學術界，國學研究層面大為擴展，新的學科體系逐漸建立，呈現“中西交融、古今錯落”的氣象。這一時期，大家薈萃，各有專精，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的史學研究，董作賓、李濟的考古學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錢玄同、趙元任、李方桂的語言學研究，歐陽漸、呂溦、湯用彤的佛學研究，馮友蘭的哲學研究，金岳霖的邏輯學研究，等等，“他們學有所守，相互切磋，建構了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的基本框架”。歐陽哲生教授認為，“若論對此一時期學術文化之風氣影響最巨者，則無出于胡適之右”。的確，在細分領域，成就能與胡適匹敵甚至超過胡適者不乏其人，但能夠像胡適一樣在文學界、哲學界、思想界、教育界等諸多領域產生重要影響者，同期還是少有。

歐陽哲生教授的見解與何先生關于學人應該有“兩種評價”的看法，我很是認同。同樣認同的，還有何先生另外一段話：“其實我們對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詩人、大科學家，我們也需要領導各個時代風氣的宣傳家或啟蒙者，他們都是有貢獻的。”這話，到今天也不無道理，引人深思。

四、進化論

何先生談自己的閱讀史，談到嚴復的《天演論》，談起“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由談起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就把胡適牽扯進來：

達爾文的思想以及隨后風行一時的實證主義思潮影響到胡適，胡適的思想缺乏深度也與此有關。他始終都停留在進化論的階段，停留在實證主義，而且批評別人時也是這樣說：什么什么人為什么還這樣思想呢?因為他沒有接觸進化論的緣故。胡適接觸了進化論，卻被進化論束縛了，處處都受了它的限制。（《上學記》第32頁）

胡適曾明確表示，他自己的名字，“對于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二十年代，胡適更將“進化的觀念”視為“求學做事觀物經國”的“三術”之一（另外兩術為“歸納的理論”和“歷史的眼光”）。在治學中，他將進化論作為一種方法，“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上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歷史的思想方法并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于胡適而言，是受了進化論的深刻影響，但我以為，他并沒有被束縛、被限制。胡適一生，有哪種“論”哪種“主義”完完全全俘獲過他呢？

胡適說過：“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我倒以為，胡適服膺這個，借鑒那個，最后還是相信他自己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五、五千銀洋

何先生又一次談到胡適，是因為談起抗戰以前教師的待遇問題。何先生展開話題，說道：

有名的教師，比如馮友蘭，一個月有五百，可以買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胡適錢更多，因為他名氣大，頭銜多，兼了很多職位。何鍵任湖南省主席的時候，請胡適到我們家鄉講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銀洋，等于現在的明星出場一樣。（《上學記》第73頁）

據何先生說，其父是中級技術人員，“一個月大概有一兩百塊錢”。按照這樣算，胡適的這筆旅費相當于其父25個月的俸祿。那么，這樣一筆巨款，是何鍵個人支出，還是湖南政府支出？我想，不管是誰支出，可能性都很小。

胡適一家

據胡適1932年12月6日日記，是日，何鍵曾派人給胡適送來一筆旅費。不過，不是五千銀洋，而是四百元。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去告訴他：此次旅費已由各方面購買車票，幾乎不費我一分錢，不能再受旅費了。”胡適離開長沙時，“招待所中職員仍把旅費送來，我托（朱）經農及劉廷芳代辭；后來所中職員說，今天上午特別去兌換天津、上海紙幣；我也因在車站推來推去不像樣子，所以終于收下了”。可見，胡適是收了錢，但收的是紙幣。如果是“五千銀洋”，大庭廣眾之下，就算胡適想收，他能收嗎？胡適一向愛惜自己的羽毛，豈會授人以柄？按當時的兌率，不知四百元兌換成津、滬一帶的紙幣，能否有“五千”的數額。如果有，這“五千”之說，倒可成立。

另外，胡適1932年的長沙之行，并不是受何鍵之請，主要促成者是朱經農。作為湘府主席的何鍵，對胡適熱情款待也是實情，其贈予胡適的一方大菊花石端硯、一幅湘繡中堂、兩支湖南筆以及何子貞所作湘繡對聯“行事莫將天理錯,立身宜與古人爭”等禮物，胡適也都接受了。這在胡適日記中都有記錄。

六、清華出身

何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后就讀土木、歷史、哲學、外文等系，加上研究生階段，前后有7年時間。因此，何先生對西南聯大還是很有發言權。在談到西南聯的“聯合”問題時，何先生說：

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當然也有聯不好的，像西北聯大，一年就散伙了。因為那幾個學校本來就是不一樣的，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鬧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西南聯大卻一直都聯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系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上學記》第102頁）

這里，何先生稱胡適為清華出身，似乎牽強。1910年7月，胡適前去參加庚款留美考試，如果“考試考取了備取的還有留在清華學校的希望”。可胡適考取后，8月即從上海去了美國。同年，清政府勘定京西清華園為校址，籌建學校。翌年，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成為清華歷史的開端。

當然，稱胡適為清華人早有例在先，鄭天挺的《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一文中，就提到馮友蘭認定胡適是清華人。大概的邏輯是：凡是考取美國庚款放洋的就是清華人。胡適考取了美國庚款放洋，所以胡適是清華人。

胡適自己是否認為自己是清華人呢？在西南聯大九周年校慶致辭中，胡適也說到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是“通家”：“在美時，曾為全美清華同學會總會長，現在還是南開的董事；戰前清華校長羅家倫是我的學生；現任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理學院長饒毓泰都是南開之教授，江澤涵也是南開校友；清華教授朱自清，是北大校友……諸如此類，舉不勝舉。”胡適還強調“九年來的合作是最高興的事，別的大學在困難中，不能持久；而三校在流亡九年，甚至于搬家和招考時三校都是聯在一起。”可見，胡適沒有明說自己是清華人，但與清華“沾親帶故”。至于三校合作能夠成功，與三校是“通家”這個“先天的優越條件”確實是關聯密切。

七、馮友蘭

談論西南聯大教授是《上學記》中濃墨重彩的部分。何先生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間長，與眾不同的還有數次跨系經歷，見聞自然也格外豐富。其中，提到馮友蘭時，何先生又說到了胡適：

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于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里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里看不出來的。（《上學記》第109頁）

說實話，我不懷疑西南聯大的老師中，有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的，甚至于罵人的。但既然用了“喜歡”一詞，那基本上就可以稱為習慣了。而“代表”人物竟然是馮友蘭，多少讓人詫異。

馮友蘭與胡適之間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早已為眾人所知，但兩人公開對戰似乎沒有。以馮友蘭的修養，當著一眾學生的面，放言胡適“完了”，“再沒有東西”，“沒起多大的作用”等，好像也不大可能（解放以后，特殊歷史時期另當別論）。也許馮友蘭有相近的意思，卻未必如此極端。《上學記》里，如此一本正經地引用，感覺不是很妥。

胡適與馮友蘭之間的關系很復雜。如果就事論事，還可能稍微知道誰占理一點，誰大度一點。據我的了解，總體而言，胡適對馮友蘭還是有失寬容，“胡適長期對馮友蘭那種近乎非理性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貫以溫良恭儉讓待人接物的開明紳士形象”形成強烈的反差。何炳棣說：“適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對馮友蘭先生性格和學術方面反復的評譏與否定。”周質平說：“在胡適論及馮友蘭的文字里,我們見到了胡適少有的意氣、盛氣和少許的嫉妒。溫文儒雅，寬宏包容如胡適，也依舊不免有他的痛處和弱點。”應該說，這些話都沒有冤枉胡適。胡適在日記里曾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糕了”；在致友人的書信里，胡適稱《中國哲學史》“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絕對夠不上權威的和綜合的敘述”；胡適甚至在人前冷嘲熱諷，說“天下愚蠢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右者”（據錢穆之說）。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胡適鄙薄馮友蘭，也不是不可以，誰沒有自己反感、厭惡的人呢？反過來，馮友蘭罵幾句胡適，也不是不可以。但兩人的關系如此，多少讓人遺憾。

八、包辦婚姻

談西南聯大的校園生活，少不了談戀愛的問題。在談到五四一輩人的愛情觀、婚姻觀時，何先生說，五四那輩人一方面是維新的，可是另一方面又有舊思想，“所以他們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辦，后來又講婚姻自由、個性解放，對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滿意，就另外找人結合”。何先生又舉例說明：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適。胡適的婚姻是家庭包辦的，雖然后來也另外有人，除了韋蓮司可能還有別人，但他不愿意傷母親的心，始終保持著和江冬秀的婚姻。這是中國舊的倫理傳統，郭沫若、魯迅都是這樣。雖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來包辦的夫人卻還在，算是家庭成員。（《上學記》第133頁）

如果我在現場聽何先生口述，我大概會讓何先生把這番話重新捋捋，畢竟“婚姻”不可戲說。胡適的婚姻是家庭包辦的，可以作為“典型”。但“對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滿意，就另外找人結合”，胡適就不是“典型”了，更別說“最典型”。不但不是“典型”，怕連個例也算不上。因為，何先生自己也說了，胡適“始終保持著和江冬秀的婚姻”，哪里“找人結合”了呢？如果說胡適、郭沫若、魯迅“都是這樣”，“這樣”只能是說他們的婚姻都是“家庭包辦”，但“后來的事情”和“外面的事情”，三人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

《在愛慕與矜持之間》（周質平 著）

附帶一說的是，只要是個正常人都知道，男女之間的感情是極其復雜、微妙的，很多時候，連當局者也說不清、道不明，而旁觀者動不動就給人家貼上“出軌”“背叛”“風流”等標簽，不免自以為是。以胡適為例，在胡適的情感世界里，應該是除了江冬秀，還有韋蓮司，還有陳衡哲、曹誠英、陸小曼、徐芳等女性。

胡適與她們有情感交集，不管是一廂情愿，還是兩情相悅，都很正常。而且，這種“情”，很多時候都“不足為外人道也”。從人性、人情、人心等角度出發，也許更能理解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堅守，以及胡適與其他女性的情感互動。

九、胡思杜

在《上學記》的“革大學習”一節，何先生談了自己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經歷。因為何先生與胡適的次子胡思杜同班，自然口述中也涉及胡適：

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個喜歡吃喝玩樂、自由散漫慣了的那種人，有點公子哥兒的派頭，時不時地開開玩笑，好像對什么都滿不在乎似的。當然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業業。胡適做駐美國大使時，胡思杜也在美國。革大討論會上有一次他揭發，說看見父親的一些什么文件之類，我不太記得了。總而言之，那時候已經開始批判胡適了，雖然還沒有形成運動，但個人已經開始表態。包括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寫給胡適的公開信，所以胡思杜發言也表態批判他父親。（《上學記》第262頁）

關于胡思杜，胡適自己也坦言其“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1940年11月19日，竹垚生在致胡適的信中提到：“小二（胡思杜）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沽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要趕快注意。”雖說胡思杜玩世不恭、吊兒郎當，但他品性不壞。他“表態批判他父親”，在胡適一邊，是“從不曾說過一句嚴厲的話”。因為那個時候，不僅胡思杜還有許多批判胡適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何先生在回憶時也感嘆：“一個人的話有多少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多少是假的，這個很難確定。而且在假話里，有多少只是應付場面，又有多少是真正給你做假的，也很難確定。”

十、考據癖

何先生的口述，有的內容“雖不成文”卻“頗為有趣”，丟掉不免可惜，于是“堆在一起”，名曰“零敲碎打”。這零碎的片段中，也有一則關于胡適：

胡適本人其實是個考據學家，自己都說有“考據癖”。不過單純的考據既不是哲學，也不是文學，而是歷史學的一部分。我覺得北大哲學系受胡適影響太大，走上了考據的路，結果變成哲學史系。（《上學記》第269頁）

胡適喜歡考據，這是可以確定的。余英時也指出，“胡適在學術上的興趣本在考證”，“胡適學術的起點與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北大哲學系受了胡適影響，是肯定的，但哲學系是否變成哲學史系，就見仁見智了。

提到哲學史，不能不提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部著作讓胡適聲名鵲起，胡適又因遲遲未有下卷而飽受非議，可謂“成也‘大綱’，敗也‘大綱’”。胡適晚年花費大量時間考證《水經注》公案，如果把這個時間用在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他的學術生涯是不是更為“圓滿”呢？即便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挑戰，于他個人，至少也是有始有終、善始善終吧？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就這樣讓胡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

《中國哲學史大綱》

至此，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適部分”也就被搜羅得七七八八了。另外，口述中還有胡適辦了《獨立評論》，胡適解放前去了臺灣，胡適的小舅子是江澤函等，就不展開了。

結語

關于《上學記》，何先生說：“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的回憶錄。”又說，“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依據，絕不能只根據作者個人的主觀印象。而個人的回憶錄則恰好相反，它所根據的全然是個人主觀的印象和感受，否則，就不成其為個人的回憶錄了”。何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他老人家“姑妄說之”，我們就“姑妄聽之”。如果當真了，他是概不負責的。

《上學記》的執筆者文靖女士在新版后記《橫成嶺，側成峰》中似乎也為何先生的“歪理”加持，她說：“你從近處看到的一面是真，別人從遠處看到的另一面未必是假。你之所見，不妨礙別人之所見，而別人之所見，也并不有礙你之所見，因為本來就不是一個視角。”又說，“每個鏡子里的影像都不一樣，但都是‘真’，或者說，都是‘部分的真’。無限數量的鏡子累加起來，才能恢復‘全部的真’。如果哪面鏡子妄言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那是絕無可能的”。我不由地想，一個人“見”到的東西說出來，尚且爭議多多；一個人沒有“見”到的東西說出來，那就更有爭議了。而何先生口述中的“胡適”，是他全然沒有見過的。

相對檔案、日記、書信等史料，回憶錄的真實性、可信度是排后的。但即便如此，回憶還是應該盡量求真、求實，特別是涉及具體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如果不是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感，就更要嚴謹。何先生關于胡適的表述，無疑源于間接聽聞與個人思考，應該說，很多還是有據可依、有史可查，其個人見解也多可圈可點之處。但其中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提醒我們，口述和整理時，如果能更嚴謹，則“回憶”更有史料價值和參考價值。這也是對自己、對涉事人、對讀者的負責。

正如胡適倡導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這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原則，也應成為回憶錄寫作的重要參照：既要尊重個人體驗的“部分的真”，也要警惕因主觀印象或間接信息導致的“史實偏差”。如此，才能盡可能地讓回憶錄在“個人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找到平衡。

備注：限于目力、學識種種，文中所談，想必也多有失言、失誤之處，還請讀者多多包涵、指正。此外，寫作中參考了耿云志、歐陽哲生、周質平、翟志成、湯志輝等學人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舉，謹此致謝。

2025年11月于廣州洛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