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與堅守：辜鴻銘晚年思想立場的一次公開“調整”

1906年6月15日，辜鴻銘在致老友駱任廷的一通信札中，說了一番多少有一些沮喪無奈的“氣頭話”：“但是最后，我大概應該會甩掉現任道臺、稅務司以及涉及黃浦江的全部事務，然后回到武昌，依舊待在原來的崗位。我在通信中告訴過您，我如果退休了，就寧愿待在自己的菜園里，然后平靜地去做我認為畢生最重要的事業，現在這種想法依舊很強烈。”

一個多月前，辜鴻銘在一封信札中，確實也談到了自己的這一“心愿”：“但是我感到這并不是我畢生事業之所在。我畢生努力的方向是要使你們西方人能真正理解中國。現在我已經翻譯完畢《中庸》，我認為，這部即將付梓的譯著是自己迄今為止最為滿意的文學作品。除譯文之外，書中還有大量的引述以及間注。”

辜鴻銘上述兩封信札中都提到了自己認為畢生最重要的事業，不是能夠給自己及家人的經濟生活帶來巨大舒適和安逸的黃浦江浚浦局幫辦（assistant commissioner），而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翻譯與闡釋，其目標就是“讓西方人能真正理解中國”。

辜鴻銘的這一目標，幾乎在他尚未入職張之洞幕府之前，就已經逐漸明晰起來了，1883-1884年間，辜鴻銘在滬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之邀，曾做過系列公開講座，其內容就集中于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道德價值的闡釋，以及對西方觀念的批判。

這種批評在他此間的《中國學》一文以及后來的相關西方漢學批判文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和堅持。事實上，對于19世紀西方漢學的批評，亦成為辜鴻銘為中國辯護、為儒家思想辯護的一種現實的、有效的方式。而其目的，亦就在讓西方人更好地認識中國。

而在另一方面，亦就是相對于他的上述對外的那一面向及相關工作，辜鴻銘在對內方面的立場，一直以“忠君保皇”的面目示人。這里的政治立場及主張，無論是在1900年的庚子事變前后，還是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前后，以及后來的袁世凱復辟前后，都得到了讓中外之人印象深刻的表達與表現。辜鴻銘將這一立場及主張，與“尊王攘夷”這一政治思想傳統相對接，并試圖讓其在近現代中國所面臨的種種變革的時代浪潮之中得以保存沿襲。

辜鴻銘的這一立場及主張，也是他畢生信奉并堅持的立場之一，同時遭受到的批評抨擊亦最多和最猛烈。而為了在不斷變化的時代與現實之中彰顯并捍衛自己的上述立場，辜鴻銘不惜以種種人們一眼就看得到的“出格”方式來予以展示，譬如他的廣為人知的長袍、馬褂和垂辮，以及他對胡適的白話文主張的旗幟鮮明的反對等。

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辜鴻銘是一個信仰堅定，而且立場前后一致的人。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辜鴻銘的畢生信仰，尤其是思想立場，從來未曾有過一絲半點的松動或“調整”。事實上，在辜鴻銘的晚年，亦就是在他應邀赴日本巡回講演和研究講學之前——1924年之前——就曾經有過一次公開“調整”。只不過這次公開“調整”，并沒有改變辜鴻銘在世人印象中的刻板形象。

1921年12月2日，辜鴻銘致信老友駱任廷，信中除了“駱任廷爵士：祝您新年快樂！辜鴻銘”一句，并無其他文字，但信中還附了一份英文剪報，這份剪報，是對辜鴻銘最近一次在“中英協會”舉辦的晚宴上的演講的詳細報道，標題為《辜鴻銘先生回憶錄》。

這次應邀參加晚宴的人，大多應該是中國在英國留學且已歸國的學生。換言之，辜鴻銘大概是在以一位留學英國的老前輩的身份，來向這些留學后輩們“言傳身教”。

事實亦確實如此。

在這次講演中，辜鴻銘殊為難得地提到了自己的身世——這幾乎是辜鴻銘的一個長期秘而不宣的“隱私”。在他當年入職北大所填寫的個人履歷表上，他所填寫的個人籍貫為“福建”，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已經在南洋的幾代華僑家庭的后人。

除此之外，辜鴻銘還極為難得地談到了自己早年在蘇格蘭的留學生活，包括他在愛丁堡大學的學生歲月，他所讀的書，聽的課，他的閱讀愛好等。

最為引人矚目的，是辜鴻銘在這次講演中，面對那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青年學子們，第一次提到了自己在思想上與青年留學生們達成“和解”這一話題。而僅在一兩年之前，辜鴻銘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上，還以《歸國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和教育》為題，對胡適及歸國留學生們為代表所發起并推動的文學革命進行了猛烈抨擊。

而僅僅在一兩年之后，在“中英協會”舉辦的這樣一場公開晚宴上，面對著人數不少的歸國留學生們，辜鴻銘竟然主動地、令人難以置信地提出了彼此“和解”的主張：

作為古老中國的代表，我現在也要向你們年輕中國的代表們提一個條件，憑借這一點，我們老一輩的中國人就可以與你們合作。

在辛亥革命之后，辜鴻銘就經常將自己稱之為“舊中國人”或“老中國人”（Old China Man），而將那些主張革命之人，稱之為“新中國人”（New China Man）。其實，“新中國”這一概念，在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這一部未完成之作中，就已經廣為人知。

而此時，面對那么多聽講的“新中國人”，辜鴻銘所提出的彼此“合作”或“和解”的條件又是什么呢？

這個條件就是，中國可以經歷改革并逐漸完善，但是中國絕對不能歐洲化。換句話來說，我們中國人可以去學習，甚至必須要學習，而且我們也愿意去學習歐洲或美國一切好的東西，但是我們想要，必須要保持中國的特性……簡而言之，我們中國人絕不能丟棄中國的民族特性——這里指的與其說是政治層面上的民族性，倒不如說是道德層面上的民族性。總之，我們要絕對忠誠于中華文明，絕對忠誠于我們祖先在數千年歷史中形成并建立起來的中國文明的理想。我再次重申，作為古老中國的代表，我要說，“如果你們這些年輕的中國人想與我們建立起友誼并保持合作的話”，以上我所提的就是你們必須堅持的條件。

上面這段文字，其實既堅持了辜鴻銘的一貫立場，但又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明顯的“調整”。譬如，他在演講中明確提到，中國的民族特性，“與其說是政治層面的民族性，倒不如說是道德層面的民族性”。這一說法，實際上就是辜鴻銘在他眾所周知的“皇權帝制”立場上的明顯“調整”。辜鴻銘以“忠誠”或者“忠”的思想與立場的“調整”，松綁了對于“忠”的原有對象的絕對化和不可替代性的堅持，以“絕對忠誠于中華文明”，替代了之前堅持不渝的“皇權帝制”，這也是辜鴻銘在辛亥革命之后，包括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一次個人立場的顯著調整。

或許是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調整的思想與情感邏輯，面對那些顯然對西方現代文明抱持親近態度的留學生們，辜鴻銘又對自己上述闡釋做了進一步的展開說明：“即便是從目前來看，我們中國也依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道德層面上偉大而又卓越的國家。因為，即便是這個中國里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國人以及擁有汽車的中國人降低了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使其處在饑餓的邊緣，那些快要被餓死的、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也仍舊是遵紀守法的。”

辜鴻銘的上述說明之中，對于那些在場歸國留學生們來說，顯然不乏逆耳之言。至于他們會去怎么認識、理解這些逆耳之言，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不過有一點，當辜鴻銘提到“那些快要餓死的、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也仍舊是遵紀守法的”這一判斷和堅信的時候，或許在場的新中國人心里不免犯嘀咕。但是，亦就在辜鴻銘的這場演講后不到二十年，一位中文名字叫賽珍珠的美國女作家，以一部描寫“舊中國人”的長篇小說《大地》，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賽珍珠創作這部小說的時間，離辜鴻銘的這場演講還不到十年。

沒有證據來說明當時遠在鎮江、南京的賽珍珠，是否從報上讀到了辜鴻銘的這場演講的相關報道，是否認同辜鴻銘演講中所提到的那些觀點及主張。

不過，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賽珍珠《大地》之中的主人公王龍，正是一位辜鴻銘演講中所說的中國人，也是一位辜鴻銘所謂的“舊中國人”，同時也是他所期待中的理想的“新中國人”。（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標題：《“和解” 與堅守：辜鴻銘晚年思想立場的一次公開“調整”》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段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