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秋風帶著清冽的涼意,漫過城關中學的圍墻,把道旁的白楊樹染得一片金黃。我攥著教體局那張薄薄的調令,指尖幾乎要將紙邊捏皺,站在爬滿深綠爬山虎的辦公樓前,手心的汗濡濕了調令上的字跡。在此之前,我在城關中學當了三年語文老師,課余憑著一股對教育現狀的琢磨,寫了《校園德育的鄉土路徑》《農村學生閱讀習慣培養初探》幾篇拙作,沒成想竟被局辦內部刊物《教育通訊》刊載,更意外引來了綜合股李股長的注意。
李股長是親自開著局里那輛半舊的桑塔納來接我的。他五十出頭的年紀,后背微微有些駝,像是被常年伏案的勞作壓彎了些,鬢角的白發密得像落了層厚霜,風一吹便輕輕晃動。身上那件的確良襯衫洗得發白,領口挺括卻泛著淡淡的舊痕,最顯眼的是袖口,無論何時都扣得嚴嚴實實,透著一股老派的嚴謹。“局長說了,筆桿子硬的人,就該到關鍵崗位發光發熱。”他說話時聲音略帶沙啞,卻總帶著股掩不住的自豪。后來才知道,三任局長輪換,他這個綜合股股長的位置始終穩如泰山,憑的就是一手“隔夜出稿、字字扎實”的硬功夫,局里大小重要講話、工作報告,幾乎都出自他的筆。
綜合股在辦公樓三樓最里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擺著兩張對向的木桌,鐵皮柜靠在墻角,漆皮掉了好幾塊。整個股室就李股長一個“老人”,我是他帶的第一個新人。剛坐下沒幾分鐘,他就從鐵皮柜里翻出一摞厚厚的文件,最上面那張印著《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紅章醒目。“這是今年的重頭戲,下周一局長要在全縣校長會上作主題講話,今晚必須拿出初稿。”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語氣不容置疑。彼時已近下午五點,窗外的夕陽正緩緩沉向遠處的屋頂,辦公樓里漸漸響起收拾東西的窸窣聲,同事們陸續下班,樓道里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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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體驗機關單位的加班,也是第一次見識李股長的“硬功夫”。他從抽屜里摸出一個搪瓷缸,抓了兩把茶葉丟進去,沖進滾燙的開水,茶香瞬間漫滿辦公室。又翻出半包蘇打餅干,放在桌中間:“墊墊肚子,今晚有的熬。”說罷便伏在桌上,鋼筆在稿紙上飛快游走,沙沙聲在安靜的辦公室里格外清晰。他寫提綱時不怎么說話,偶爾抬頭跟我聊兩句改革細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要逐步免除,這個政策得講透,讓校長們心里有底”“農村學校的危房改造是硬骨頭,得在稿子里明確時間節點和責任分工”。
我坐在一旁,跟著他逐字逐句琢磨,從框架搭建到措辭打磨,從數據核對到案例補充,不知不覺間,窗外的天色徹底黑透,月光透過窗戶灑在稿紙上,映出兩人伏案的身影。辦公樓里只剩我們這間屋的燈亮著,燈光透過窗玻璃,把爬山虎的影子投在墻上,隨風輕輕晃動,忽明忽暗。
往后的日子,加班成了綜合股的常態。局長們似乎總習慣在下班前半小時“臨門一腳”:“明天要去市里匯報‘兩基’攻堅進展,準備個詳實的材料”“省督導組下周要來檢查,寫個迎檢方案,突出咱們的亮點”“縣里要開教育工作推進會,局長的講話稿明早要用”。每次接到任務,李股長從不推辭,總是拍著胸脯應下,轉頭就拉著我扎進堆積如山的文件和文字堆里。有一次加班到深夜,我揉著酸脹的眼睛問他:“股長,咱們股就倆人,活兒這么多,為啥不跟局長提提加人?”他呷了口早已涼透的濃茶,擺擺手:“咱們綜合股是局里的‘中樞’,筆桿子握不穩可不行。我這年紀大了,得找個能接班的,把這手藝傳下去。”話里話外,那股把我當成接班人的期許,聽得我既感動又有些壓力。
可我看著李股長日漸蒼老的模樣,心里總有些心驚。五十剛出頭的人,眼角的皺紋比六十歲的老人還深,笑起來時紋路能擰成一團,每天他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先把兩張桌子擦得一塵不染,再給各自的搪瓷缸泡上茶;晚上也總是最后一個離開,臨走前總要繞到局長辦公室門口,看看燈滅了沒,確認沒其他臨時任務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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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重感冒發燒,臉燒得通紅,卻裹著一件舊軍大衣依舊來上班,坐在桌前改稿時,咳嗽聲一陣接一陣,咳得腰都直不起來,手里的鋼筆卻沒停,嘴里還念叨著:“局長明天開會要用,可不能耽誤了正事。”看著他的樣子,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想提拔,也不是不覺得累,而是把“被需要”當成了最大的價值,把手里的筆桿子當成了責任。可這種近乎透支的堅守,讓我心里生出一絲望而卻步——我敬佩他,卻深知自己難以成為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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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開始悄悄“鉆空子”。綜合股的工作特性很奇妙,加班寫的材料都是急活、重活,可白天大多時候相對清閑。我便借著送文件、取材料的由頭,往基教股、計財股、人事股、檔案室這些科室跑。基教股的王姐在核對農村學校免學雜費的名單,密密麻麻的表格看得人眼暈,我便主動搭手幫忙整理,一邊整理一邊打聽不同鄉鎮的學校分布、學生人數;計財股的老周在核算義務教育經費撥款,報表上的數字看得我頭疼,我便坐在一旁跟著學,不懂就問,慢慢摸清了經費分配的邏輯和標準;就連檔案室的張姨整理“兩基”攻堅檔案,我也湊過去幫忙分類歸檔,從那些泛黃的資料里,了解了全縣教育發展的脈絡和過往的難點。
半年下來,我不僅摸清了各股室的工作流程,還把2003年以來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嚼得透透的,腦子里攢下了一肚子實打實的數據和案例。李股長偶爾見我不在辦公室,會皺著眉說“年輕人要沉心寫材料,別總瞎跑”,但每次我都能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他交辦的任務,有時還能在稿子里加入詳實的數據支撐,他漸漸也就不再多管。有一次寫農村教育均衡發展的講話稿,我結合基教股的學校布局調整數據、計財股的經費測算結果,再加上基層學校的幾個實際案例,把稿子寫得有理有據、血肉豐滿。局長在全縣校長會上念完,散會后特意在走廊里攔住我,笑著夸了句“這稿子有干貨,接地氣,沒白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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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出現在2005年初,市局調來一位新局長,是全市教育系統少有的女局長,姓陳。她中等身材,留著利落的短發,說話干脆利落,做事雷厲風行。上任第一天,她就帶隊調研各股室,問到“兩基”攻堅的具體進展時,幾個股室的股長要么說得含糊其辭,要么只談宏觀政策,沒個實在答案。輪到我補充時,我憑著半年來攢下的積累,把全縣適齡兒童入學率、輟學率、經費落實情況、校舍改造進度說得一清二楚,還隨口補充了幾個偏遠鄉鎮學校的實際案例,包括遇到的困難和已采取的解決措施。陳局長聽得格外認真,時不時點頭,眼神里透著贊許。
沒過多久,局務會就傳出消息,要提拔我當辦公室主任。后來人事股的老周私下跟我說,研究提拔時,陳局長一錘定音:“這個年輕人,既能寫得了材料,又懂業務,還能協調好各股室,正是辦公室主任需要的樣子,合適。”上任那天,我特意買了喜糖,跑到綜合股給李股長送過去。他正伏在桌上改一份材料,陽光透過窗戶照在他的白發上,亮得有些刺眼。他抬起頭,接過喜糖,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從抽屜里拿出一支锃亮的鋼筆遞給我:“好好干,辦公室是局里的門面,責任重得很,筆桿子可千萬不能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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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二十年過去,那支鋼筆依舊靜靜躺在我的辦公桌抽屜里,筆帽上的光澤雖已褪去,卻成了我最珍貴的念想。偶爾路過老教體局的辦公樓,當年爬滿墻壁的爬山虎已長得更加繁茂,遮了大半個墻面。我總會停下腳步,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些夜晚,綜合股那盞亮到深夜的燈,李股長咳著嗽改稿的佝僂身影,還有鋼筆劃過紙頁的沙沙聲。我終究沒成為他當初期望的“接班人”,沒像他那樣一輩子守在綜合股的文字崗位上,但那段日子里,他教會我的對工作的敬畏之心、對業務的鉆研態度,還有那份藏在筆桿子背后的責任與擔當,早已融進我的骨血,成為我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支撐著我一路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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