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股長的鋼筆與我的職場底色——二〇〇三年的濃茶與鋼筆

2003年的秋風帶著清冽的涼意，漫過城關中學的圍墻，把道旁的白楊樹染得一片金黃。我攥著教體局那張薄薄的調令，指尖幾乎要將紙邊捏皺，站在爬滿深綠爬山虎的辦公樓前，手心的汗濡濕了調令上的字跡。在此之前，我在城關中學當了三年語文老師，課余憑著一股對教育現狀的琢磨，寫了《校園德育的鄉土路徑》《農村學生閱讀習慣培養初探》幾篇拙作，沒成想竟被局辦內部刊物《教育通訊》刊載，更意外引來了綜合股李股長的注意。

李股長是親自開著局里那輛半舊的桑塔納來接我的。他五十出頭的年紀，后背微微有些駝，像是被常年伏案的勞作壓彎了些，鬢角的白發密得像落了層厚霜，風一吹便輕輕晃動。身上那件的確良襯衫洗得發白，領口挺括卻泛著淡淡的舊痕，最顯眼的是袖口，無論何時都扣得嚴嚴實實，透著一股老派的嚴謹。“局長說了，筆桿子硬的人，就該到關鍵崗位發光發熱。”他說話時聲音略帶沙啞，卻總帶著股掩不住的自豪。后來才知道，三任局長輪換，他這個綜合股股長的位置始終穩如泰山，憑的就是一手“隔夜出稿、字字扎實”的硬功夫，局里大小重要講話、工作報告，幾乎都出自他的筆。

綜合股在辦公樓三樓最里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擺著兩張對向的木桌，鐵皮柜靠在墻角，漆皮掉了好幾塊。整個股室就李股長一個“老人”，我是他帶的第一個新人。剛坐下沒幾分鐘，他就從鐵皮柜里翻出一摞厚厚的文件，最上面那張印著《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紅章醒目。“這是今年的重頭戲，下周一局長要在全縣校長會上作主題講話，今晚必須拿出初稿。”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語氣不容置疑。彼時已近下午五點，窗外的夕陽正緩緩沉向遠處的屋頂，辦公樓里漸漸響起收拾東西的窸窣聲，同事們陸續下班，樓道里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那是我第一次體驗機關單位的加班，也是第一次見識李股長的“硬功夫”。他從抽屜里摸出一個搪瓷缸，抓了兩把茶葉丟進去，沖進滾燙的開水，茶香瞬間漫滿辦公室。又翻出半包蘇打餅干，放在桌中間：“墊墊肚子，今晚有的熬。”說罷便伏在桌上，鋼筆在稿紙上飛快游走，沙沙聲在安靜的辦公室里格外清晰。他寫提綱時不怎么說話，偶爾抬頭跟我聊兩句改革細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要逐步免除，這個政策得講透，讓校長們心里有底”“農村學校的危房改造是硬骨頭，得在稿子里明確時間節點和責任分工”。

我坐在一旁，跟著他逐字逐句琢磨，從框架搭建到措辭打磨，從數據核對到案例補充，不知不覺間，窗外的天色徹底黑透，月光透過窗戶灑在稿紙上，映出兩人伏案的身影。辦公樓里只剩我們這間屋的燈亮著，燈光透過窗玻璃，把爬山虎的影子投在墻上，隨風輕輕晃動，忽明忽暗。

往后的日子，加班成了綜合股的常態。局長們似乎總習慣在下班前半小時“臨門一腳”：“明天要去市里匯報‘兩基’攻堅進展，準備個詳實的材料”“省督導組下周要來檢查，寫個迎檢方案，突出咱們的亮點”“縣里要開教育工作推進會，局長的講話稿明早要用”。每次接到任務，李股長從不推辭，總是拍著胸脯應下，轉頭就拉著我扎進堆積如山的文件和文字堆里。有一次加班到深夜，我揉著酸脹的眼睛問他：“股長，咱們股就倆人，活兒這么多，為啥不跟局長提提加人？”他呷了口早已涼透的濃茶，擺擺手：“咱們綜合股是局里的‘中樞’，筆桿子握不穩可不行。我這年紀大了，得找個能接班的，把這手藝傳下去。”話里話外，那股把我當成接班人的期許，聽得我既感動又有些壓力。

可我看著李股長日漸蒼老的模樣，心里總有些心驚。五十剛出頭的人，眼角的皺紋比六十歲的老人還深，笑起來時紋路能擰成一團，每天他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先把兩張桌子擦得一塵不染，再給各自的搪瓷缸泡上茶；晚上也總是最后一個離開，臨走前總要繞到局長辦公室門口，看看燈滅了沒，確認沒其他臨時任務才放心。

有一次他重感冒發燒，臉燒得通紅，卻裹著一件舊軍大衣依舊來上班，坐在桌前改稿時，咳嗽聲一陣接一陣，咳得腰都直不起來，手里的鋼筆卻沒停，嘴里還念叨著：“局長明天開會要用，可不能耽誤了正事。”看著他的樣子，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想提拔，也不是不覺得累，而是把“被需要”當成了最大的價值，把手里的筆桿子當成了責任。可這種近乎透支的堅守，讓我心里生出一絲望而卻步——我敬佩他，卻深知自己難以成為這樣的人。

于是我開始悄悄“鉆空子”。綜合股的工作特性很奇妙，加班寫的材料都是急活、重活，可白天大多時候相對清閑。我便借著送文件、取材料的由頭，往基教股、計財股、人事股、檔案室這些科室跑。基教股的王姐在核對農村學校免學雜費的名單，密密麻麻的表格看得人眼暈，我便主動搭手幫忙整理，一邊整理一邊打聽不同鄉鎮的學校分布、學生人數；計財股的老周在核算義務教育經費撥款，報表上的數字看得我頭疼，我便坐在一旁跟著學，不懂就問，慢慢摸清了經費分配的邏輯和標準；就連檔案室的張姨整理“兩基”攻堅檔案，我也湊過去幫忙分類歸檔，從那些泛黃的資料里，了解了全縣教育發展的脈絡和過往的難點。

半年下來，我不僅摸清了各股室的工作流程，還把2003年以來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嚼得透透的，腦子里攢下了一肚子實打實的數據和案例。李股長偶爾見我不在辦公室，會皺著眉說“年輕人要沉心寫材料，別總瞎跑”，但每次我都能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他交辦的任務，有時還能在稿子里加入詳實的數據支撐，他漸漸也就不再多管。有一次寫農村教育均衡發展的講話稿，我結合基教股的學校布局調整數據、計財股的經費測算結果，再加上基層學校的幾個實際案例，把稿子寫得有理有據、血肉豐滿。局長在全縣校長會上念完，散會后特意在走廊里攔住我，笑著夸了句“這稿子有干貨，接地氣，沒白下功夫”。

轉機出現在2005年初，市局調來一位新局長，是全市教育系統少有的女局長，姓陳。她中等身材，留著利落的短發，說話干脆利落，做事雷厲風行。上任第一天，她就帶隊調研各股室，問到“兩基”攻堅的具體進展時，幾個股室的股長要么說得含糊其辭，要么只談宏觀政策，沒個實在答案。輪到我補充時，我憑著半年來攢下的積累，把全縣適齡兒童入學率、輟學率、經費落實情況、校舍改造進度說得一清二楚，還隨口補充了幾個偏遠鄉鎮學校的實際案例，包括遇到的困難和已采取的解決措施。陳局長聽得格外認真，時不時點頭，眼神里透著贊許。

沒過多久，局務會就傳出消息，要提拔我當辦公室主任。后來人事股的老周私下跟我說，研究提拔時，陳局長一錘定音：“這個年輕人，既能寫得了材料，又懂業務，還能協調好各股室，正是辦公室主任需要的樣子，合適。”上任那天，我特意買了喜糖，跑到綜合股給李股長送過去。他正伏在桌上改一份材料，陽光透過窗戶照在他的白發上，亮得有些刺眼。他抬起頭，接過喜糖，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從抽屜里拿出一支锃亮的鋼筆遞給我：“好好干，辦公室是局里的門面，責任重得很，筆桿子可千萬不能丟。”

如今二十年過去，那支鋼筆依舊靜靜躺在我的辦公桌抽屜里，筆帽上的光澤雖已褪去，卻成了我最珍貴的念想。偶爾路過老教體局的辦公樓，當年爬滿墻壁的爬山虎已長得更加繁茂，遮了大半個墻面。我總會停下腳步，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些夜晚，綜合股那盞亮到深夜的燈，李股長咳著嗽改稿的佝僂身影，還有鋼筆劃過紙頁的沙沙聲。我終究沒成為他當初期望的“接班人”，沒像他那樣一輩子守在綜合股的文字崗位上，但那段日子里，他教會我的對工作的敬畏之心、對業務的鉆研態度，還有那份藏在筆桿子背后的責任與擔當，早已融進我的骨血，成為我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支撐著我一路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