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我這人活了半輩子，就跟我們縣城里那些鋪路的石子一樣，普通，但結實。我叫陳默，開著一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靠著“實在”兩個字混飯吃。
我以為，只要我本本分分，把腰彎得比誰都低，就能護著我兒子小宇平平安安地長大。
可我忘了，這世上總有些開著豪車的人，他們不看路，只看誰擋了他們的道，然后一腳油門碾過去。
我那在學校里連大聲說話都會臉紅的兒子，就這么被人碾了。電話打來的時候，我還在給客戶算水泥的方量。
趕到醫院，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疼得滿頭冷汗，連呼吸都帶著“嘶嘶”聲的小宇。醫生告訴我，三根肋骨，骨裂。
那三個字，像三把燒紅的錐子，一下就扎進了我心里。那一刻，我什么建材店老板，什么老實人陳默，都不是了，我就是一頭崽子被傷了的老狼，眼睛都紅了，只想把下黑手的那個畜生撕成碎片！
可我一頭撞進派出所，撞上的不是法律的莊嚴，而是一堵用權力和人情糊起來的墻。那個打人的小王八蛋，翹著二郎腿，眼神輕蔑得像在看一條狗。
他那個涂著鮮紅指甲的媽，從名牌包里甩出二十萬，那口氣，就像打發路邊的乞丐。
王所長滿臉堆笑地勸我：“老陳，差不多得了，人家是李副縣長的公子！”那一瞬間我明白了，公道？在這里，李副縣長的名字，就是最大的公道！
那之后，天就變了。消防封了我的店，稅務搬走了我的賬本，合作多年的老板看見我都繞著走。我像一只被蛛網粘住的蟲子，越掙扎，纏得越緊。
直到我兒子在病床上，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爸，要不算了吧，我不想你這么累。”
我再也忍不住，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在醫院走廊的盡頭，哭得像個孩子。哭完，我擦干眼淚，心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狠勁。
我翻出一個十年沒撥過的號碼，對著電話，一字一句地說道：“老鐵，辛苦一趟，請咱們的副縣長上來‘喝茶’四個鐘。”
01
我叫陳默，沉默的默。人到中年，性子也確實磨得跟名字差不多了，在縣城里開了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不好不壞地過了十幾年。可就在那個下午，我所有的沉默，都被兒子小宇一聲痛苦的悶哼給擊得粉碎。
我靠在醫院搶救室外的走廊上，墻壁冰涼，像是要把我心里那點熱氣也吸走。空氣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嗆得我太陽穴一跳一跳地疼。我的腦子里什么都沒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全是小宇被推進去前，那張因劇痛而扭曲的小臉。
他才十六歲，正是拔個兒的年紀，瘦長的身板，穿著他最喜歡的球衣，現在那身球衣上，沾著土，還帶著血。
門開了，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走了出來，摘下口罩，露出一張疲憊但還算平靜的臉。“陳先生，孩子沒事了，情緒也穩定下來了。”
我猛地站直，幾乎是沖到他面前：“醫生，他……他怎么樣？”
“左側第七、八、九，三根肋骨骨裂，萬幸沒有刺破內臟。需要在醫院觀察幾天，回家后靜養至少三個月，不能劇烈運動。”醫生拍了拍我的肩膀，“不過你放心，年輕人，骨頭長得快。”
我聽著，感覺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死死攥住了，透不過氣來。三根肋骨。我閉上眼，仿佛能聽到骨頭裂開時那清脆又恐怖的聲音。小宇是我這輩子唯一的指望。他媽媽走得早，我一個人又當爹又當媽，把他拉扯大。他很爭氣，成績中上，性格有點內向，但特別懂事，從沒在外面給我惹過是生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平平安安地長大，考個好大學，過比我舒坦的日子。
可現在，他躺在病床上，臉色白得像紙，手背上扎著針，掛著吊瓶。我坐在他床邊，看著他緊閉的眼睛和微微顫抖的睫毛，心疼得像被刀子來回割。
安頓好兒子，我立刻打車去了派出所。我得知道，到底是誰，能下這么重的手。
接待我的是城關派出所的王所長，一個四十多歲、肚子微凸的中年男人。他一見我，就表現得特別熱情和熟絡，又是遞煙又是泡茶，嘴里說著：“老陳，別急，年輕人火氣大，在球場上有點磕磕碰碰也正常，我已經派人去了解情況了。”
我沒接他的煙，也沒碰那杯茶，只是一遍遍地問：“王所，打人的是誰？”
他眼神有點閃躲，嘴里含含糊糊地打著哈哈：“正在查，正在查。”
就在這時候，調解室的門被推開了，一個打扮得珠光寶氣、渾身香水味的女人領著一個少年走了進來。那少年也就十六七歲的模樣，穿著一身名牌運動服，眼神里全是桀驁不馴。他看到我，嘴角甚至還掛著一絲不屑的冷笑，那表情好像在說：看，我來了，你能把我怎么樣？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躥了起來。我認得他，李偉，我們縣常務副縣長李長河的獨生子，在學校里是出了名的刺兒頭。
王所長一看來人，像是屁股上安了彈簧，立刻從椅子上彈起來，滿臉堆笑地迎了上去：“哎喲，李夫人，您來了。小偉也來了。”那態度，比對我親熱了十倍不止。
調解室里，李夫人抱著胳膊，從頭到尾都用眼角看人，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她那個寶貝兒子李偉，更是把頭扭向一邊，擺弄著自己的手機，好像這里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王所長在中間賣力地“調解”，話里話外都在暗示我，對方身份特殊，讓我“顧全大局”。他把“李副縣長”這四個字咬得特別重，像是在提醒我，也像是在警告我。
“陳先生，你看，李夫人這邊也很有誠意。”王所長說著，眼神示意了一下。
李夫人像是接收到了信號，不情不愿地從她的鱷魚皮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鈔票，“啪”地一聲輕蔑地扔在桌上。“這五萬塊，醫藥費、營養費，都在里頭了。這事兒就算了了。”她的語氣，就像是在打發一個乞丐。
我死死地盯著桌上那沓刺眼的紅色鈔票，又看看李偉那張毫無悔意的臉，再想想我兒子躺在病床上的樣子。一股血氣直沖頭頂，渾身的血液好像都凍住了，又在下一秒瞬間沸騰。我一言不發，慢慢站起身，端起面前那杯王所長給我泡的、我一口沒喝的茶。水還是溫的。
我走到李偉面前，在他和他媽驚愕的目光中，手腕一斜，把整杯茶水，連同茶葉，不偏不倚地全倒在了他那雙嶄新昂貴的限量版球鞋上。
“啊——”李夫人尖叫起來。
李偉也跳了起來，指著我罵：“你他媽有病啊！”
整個調解室瞬間陷入死寂。王所長的臉由紅轉白，又由白轉青，嘴巴張了張，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我把空了的茶杯輕輕放回桌上，發出“嗒”的一聲脆響。然后，我看著他們，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從牙縫里擠出來的：“我兒子的傷，咱們法庭上見。”
02
我說完那句“法庭上見”，整個派出所的氣氛就變了。王所長臉上那種“為你好”的油滑笑容消失得一干二凈，換上了一副公事公辦的冷漠面孔。他把我的報案材料往旁邊一推，冷冰冰地說：“陳先生，你要走法律程序也行。不過我得提醒你，案發現場那個籃球場是老舊場地，監控早就壞了。唯一的目擊證人，是李偉的同學，人家說了，是你兒子先搶球撞人，才引發的沖突。”
我簡直要氣笑了。黑的能說成白的，死的能說成活的，就因為打人的是李副縣長的兒子？我壓著火，從派出所出來，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告！砸鍋賣鐵也要告！
我的建材店開了十幾年，靠的就是誠信二字，從不賣假貨、缺斤短兩，所以積累了不少老客戶，在縣城這個小社會里，自認也算有點人脈。我以為，找個好律師，打這場官司，就算贏不了，至少也能討個公道。
可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我找了縣城里最有名的張律師，他聽我把事情一說，又聽到“李長河”這個名字，立刻就面露難色，說自己手頭案子太多，實在抽不出空。我又去找了以前幫我處理過合同糾紛的王律師，他更直接，勸我：“老陳，聽我一句勸，這事兒算了吧。胳膊擰不過大腿，你這雞蛋碰石頭，碎的只能是你自己。”
一連找了四五個律師，都是各種理由婉拒。我終于明白，在這個小小的縣城里，李長河三個字，就是一道看不見的墻，沒人敢去撞。
最后，我總算在一家小律所里，找到了一個剛畢業沒兩年的年輕人小趙。他有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兒，聽完我的敘述義憤填膺，拍著胸脯接下了案子。可看著他那張還帶著稚氣的臉，和他眉宇間掩飾不住的凝重，我心里清楚，這條路，恐怕比我想象的還要難走一百倍。
果然，麻煩很快就來了。
沒過幾天，消防隊的人就上了我的店，轉了一圈，最后指著我那堆放得整整齊齊的倉庫說消防設施不合格，二話不說貼了封條，讓我停業整頓。我前兩個月才剛剛花錢更新了所有的消防設備，檢查報告都還在辦公室里放著。
緊接著，稅務局的人也來了，說接到舉報，懷疑我偷稅漏稅，要查我近三年的賬。幾個人搬走了我所有的賬本和憑證，說要帶回去慢慢核查。我的會計急得滿頭大汗，跟我說：“陳總，我們的賬清清楚楚，一分錢的問題都沒有啊！”
我當然知道沒問題。問題不在賬，在人。
連衛生部門都來湊熱鬧，說我那個不到二十平米的辦公室環境不達標，影響員工健康。更讓我心寒的是，兩個一直合作得很好的工地老板，都幾乎在同一時間打來電話，支支吾吾地說，最近資金緊張，我送去的那批水泥和鋼筋，款子得往后拖一拖，后續的材料也暫時不用送了。
我全明白了。
李長河甚至都不需要親自露面，他可能只是在某個飯局上皺了皺眉，或者跟某個部門的頭頭打了個電話，下面這幫削尖了腦袋想往上爬的人，就會像聞到血腥味的蒼蠅一樣，爭先恐后地撲上來，把事情“辦”得妥妥當當。
這是一種無聲的絞殺。我每天像個孫子一樣，奔波在各個部門之間，賠笑臉，遞香煙，想解釋，想疏通。但迎接我的，永遠是一副副“秉公執法”的冷漠面孔和一句句“按規定辦事”的官腔。
店被封了，賬被查了，貨款收不回來，員工們人心惶惶，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幾分躲閃。我苦心經營了十幾年的生意，就像一棟被人抽掉地基的房子，搖搖欲墜。
那幾天，我白天在外面跑得焦頭爛額，晚上還得去醫院陪小宇。每次走進病房前，我都要在門口深呼吸好幾次，把一臉的疲憊和焦慮收起來，擠出一個笑臉。我不能讓兒子看出我的窘境。
我的憤怒，漸漸被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所取代。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什么叫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這個由權力編織起來的巨大網絡里，我這樣一個小小的個體戶，就像一只被蛛網粘住的飛蟲，越是掙扎，就被纏得越緊。
03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個年輕律師小趙的電話。
那天下午，我剛從稅務局出來，依然一無所獲。手機響了，是小趙。他的聲音聽上去充滿了好幾分的歉意和無奈：“陳哥……對不住了。我們律所的主任今天找我談話了，給我下了死命令，你這個案子……不準我再接了。”
他頓了頓，聲音更低了：“陳哥，真的對不住，我家就在縣城，我爸媽都在事業單位……我……我沒辦法。”
我心里“咯噔”一下，卻出奇地沒有生氣，只是覺得一陣巨大的疲憊感席卷而來。我對著電話說：“沒事，小趙，我理解。給你添麻煩了。”
掛了電話，我沒有立刻回家，而是在自己那被貼了封條的建材店門口，坐在臺階上，點了一根煙。煙霧繚熏著我的眼睛，我看著街上人來人往，車水馬龍，覺得這個世界熱鬧得和我沒有半點關系。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我像個困獸，被關在籠子里，看得見外面的天，卻怎么也沖不出去。
晚上，我姐從市里打來了電話，她顯然也聽說了我的事，在電話那頭都快急哭了：“小默啊！你犟什么啊！你斗不過他們的！你就當是為了小宇，忍了吧！不就是錢嗎？拿了錢，帶孩子去大城市好好看看病，這事兒就過去了！你非要這樣硬扛，萬一他們狗急跳墻，再對小宇下手怎么辦？你讓媽在天之靈怎么能安心啊！”
姐姐最后那句話，像一把最鋒利的錐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最軟的地方。是啊，萬一他們再對小宇下手怎么辦？我輸得起我的生意，可我輸不起我的兒子。
我拖著灌了鉛一樣的雙腿回到醫院。推開病房門，小宇正半靠在床上，捧著一本書看。他的傷勢好了些，已經能坐起來了，但人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看到我，放下了書，那雙酷似他媽媽的眼睛，清澈又敏感。他盯著我布滿血絲的眼睛看了好一會兒，然后用一種近乎試探的小心翼翼的語氣，輕聲問：“爸，是不是因為我，給你惹了很大的麻煩？”
他停頓了一下，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要不……就算了吧。其實……其實也沒那么疼了。”
就在那一瞬間，我這幾天所有的堅強、所有的偽裝、所有的死扛，全部轟然崩塌。我一個四十多歲、在生意場上被人叫了十幾年“陳總”的大男人，就在我十六歲的兒子面前，沒能忍住。眼淚毫無征兆地涌了上來，模糊了我的視線。
我不是因為走投無路而哭，我是因為愧疚。我是一個父親，本該為兒子撐起一片天，讓他相信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正義是存在的。可現在，我的無能，卻讓我的兒子，一個本該陽光燦爛的少年，開始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受到的傷害，甚至想要向霸凌他的人卑微地妥協。
我猛地轉過身，背對著他，用手背胡亂地抹著臉。我怕他看到我這副沒出息的樣子。
幾秒鐘后，我狠狠吸了口氣，把所有的軟弱和淚水都咽回肚子里。我轉過身來，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伸手揉了揉他的頭發：“傻小子，說什么呢？你什么都沒做錯。這個世界上，做錯事的人，就必須付出代價。天經地義。你安心養傷，剩下的事，爸來解決。”
走出病房，關上門，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墻壁上，剛才那股破釜沉舟的決絕，又慢慢被現實的無力感所侵蝕。我該怎么解決？拿什么解決？
我頹然地坐在走廊的長椅上，掏出手機，無意識地翻動著通訊錄。當我的手指劃過一個幾乎十年沒有撥過的號碼時，停住了。
通訊錄上，只存著兩個字——“老周”。
他是我的大學室友，也是我曾經睡在下鋪、一起逃課、一起喝酒、一起扛過事的兄弟。我知道，打這個電話意味著什么。這不再是簡單的求助，這是把我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張底牌，押在了這張我已經沒有其他籌碼的賭桌上。
我的手指，在那個名字上懸了很久，很久。
04
我的手指在“老周”這個名字上懸停了足足一分鐘。周瑞，這是他的全名。我們大學四年，好得能穿一條褲子。他睡我下鋪，我倆的臭襪子經常混在一起。他家在農村，條件不好，我那時候已經開始倒騰點小生意，手頭比他寬裕，所以四年里他蹭我的飯最多。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三那年。他爸突發腦溢血，急需一筆手術費。他一個一米八幾的大小伙子，在宿舍里蒙著被子偷偷掉眼淚。是我，把當時準備去南方進貨的全部家當——整整兩萬塊錢，二話不說塞給了他。我告訴他，人比錢重要，錢沒了再賺，你爸可只有一個。
他拿著那筆錢，眼圈通紅，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只是重重地捶了我的肩膀一下。
后來，他爸的病好了。畢業時，他考上了省里的公務員，進了公安廳。他工作忙，我生意也忙，天南地北，聯系就漸漸少了。但這十幾年來，他每年過年都會給我發一條拜年短信，雷打不動。我知道，這份情誼，他一直記著。
我這些年從不求他，生意上遇到再大的坎，也沒想過動用這層關系。我覺得，兄弟情分是純粹的，一旦沾了利益，就變味了。
可現在，我不是為了我的生意，不是為了錢。我是為了我的兒子，為了一口氣，為一個最樸素的公道。
我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終于按下了那個綠色的撥號鍵。
電話“嘟嘟”地響了幾聲，很快就通了。那邊傳來一個沉穩又有些熟悉的聲音，帶著幾分公式化的客氣：“喂？哪位？”
“老周，是我，陳默。”我的聲音有點干澀。
電話那頭明顯愣了一下，隨即，那種公式化的客氣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驚喜和熱情：“陳默！你小子！怎么想起來給我打電話了？在哪兒發財呢？是不是該請我喝酒了？”
聽到他這熟悉的聲音，我心里那塊最硬的冰，仿佛也融化了一角。我苦笑了一下，說：“酒肯定要請。不過老周，今天找你，是有件難事。”
我沒時間寒暄，也沒那個心情。我靠在走廊的墻上，用一種盡可能平靜的語氣，把小宇在籃球場被打，到派出所王所長如何和稀泥，再到李副縣長那個頤指氣使的太太，以及這幾天我的建材店如何被“精準執法”的整個過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我沒有添油加醋，沒有夸大其詞，更沒有哭訴自己的委屈。我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荒誕又真實的事實。
電話那頭，周瑞一直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聽著。他標志性的爽朗笑聲消失了，我甚至能感覺到電話線那端逐漸凝固的空氣。
等我說完，電話那頭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鐘。我能聽到他那邊傳來輕輕的呼吸聲，沉重而壓抑。
終于，他開口了，聲音已經冷了下來，帶著一種職業性的鋒利：“……那個副縣長，全名叫李長河？”
“對，常務副縣長，李長河。”我確認道。
“知道了。”周瑞只說了這三個字。這三個字里，沒有安慰，沒有承諾，卻有一種讓我安心的力量。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快速思考，然后又補了一句：“你那個縣城，歸你們市局管，我跟那邊不太熟，直接打招呼，容易留下話柄。這樣吧，我換個法子的。”
我心里一緊，不知道他說的“法子”是什么。我不想把事情鬧得太大，更不想讓他為難。我只想讓那個高高在上的李副縣長知道，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他能只手遮天。
我壓低了聲音，對著話筒，一字一句地，說出了那句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也演練了無數遍的話：
“老鐵，辛苦一趟，請咱們的副縣長上來‘喝茶’四個鐘。”
“喝茶”，是圈子里的黑話，通常指紀律部門的問詢或調查。時間精確到“四個鐘”，更是暗語中的暗語。意思很明確：我不要他的命，也不想把他徹底整死。我只要他被規規矩矩地帶走問話，體驗一下那種失去自由、前途未卜的恐懼。我只要他在這四個小時里，好好反思一下，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賦予他的權力，到底應該是用來為人民服務，還是用來欺壓一個普通老百姓、包庇他那個無法無天的兒子。
我要的，是敲山震虎，是讓他知道疼。
周瑞在那頭又沉默了幾秒鐘。然后，我聽到他低沉地笑了笑，那笑聲里，帶著一種對我這份“分寸感”的了然和果決。
“行啊你小子，幾年不見，還懂這個了。”他的語氣里透著一股“你辦事我放心”的默契，“行，我知道分寸了。你等我消息吧，照顧好孩子。”
電話掛斷了。
我靠在墻上，長長地吐出一口濁氣，感覺渾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但同時，心里那塊一直壓著我的巨石，也終于松動了。
我知道，棋盤上的風向，已經變了。
從現在起，輪到我執子了。
05
打完電話后的第一天，風平浪靜。
我的建材店門口依然貼著那刺眼的封條，稅務局那邊沒有任何消息，那幾個欠我貨款的工地老板，電話依舊打不通。就好像我那個打到省城的電話，只是投入湖心的一顆小石子，連一圈漣漪都未曾漾起。
我開始有點懷疑，是不是我想多了？是不是老周那邊也遇到了他解決不了的阻力？畢竟，一個常務副縣長，在地方上盤根錯節，能量不容小覷。我的心情像是坐上了過山車，剛剛升起的一點希望，又慢慢地向焦慮的谷底滑落。
第二天，依舊是死一樣的沉寂。我除了去醫院陪小宇，就只能在家里枯坐著，一遍遍地刷新縣政府官網的領導介紹頁面，李長河的名字和照片，還好好地掛在那兒。
我開始后悔，是不是太沖動了？把老周也拖下了水。
直到第三天上午，我正在醫院給小宇削蘋果，一個做工程的朋友突然打來一個電話，聲音壓得極低，卻掩飾不住那種發現驚天秘密的興奮：“老陳！老陳！出大事了！你聽說了沒？”
“什么事？”我心里一跳。
“今天上午市里開安全生產的緊急會議，咱們縣的李副縣長也去了。會開到一半，你猜怎么著？來了幾個穿黑夾克的人，直接走到主席臺邊上，跟李長河說了幾句什么，就把他從會場給帶走了！聽說是省里來的！那場面，所有人都嚇傻了！”
我的大腦“嗡”的一聲，手里的蘋果“咕嚕”一下掉在了地上。
這么快？而且不是公安，是“穿黑夾克的人”！我雖然不是體制內的，但也知道這意味著什么。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調查，這通常指向紀委的工作方式。
我還沒從這巨大的震驚中緩過神來，我的手機又響了。來電顯示——“王所長”。
我劃開接聽鍵，還沒開口，王所長那謙卑得近乎諂媚的聲音就從聽筒里傳了出來，熱情得讓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陳哥！哎喲，我的陳大老板！您看這事兒鬧的，都是誤會，天大的誤會啊！”
我捏著手機，冷冷地聽著，一個字都沒說。
他似乎感覺到了我的冷淡，連忙接著說：“那個……陳哥，您兒子那個案子，有重大突破！關鍵證據，我們找到了！我們所里的技術人員，不眠不休加了兩天班，硬是把那個籃球場‘壞掉’的監控錄像給修復了！影像特別清晰！您現在有空來所里一趟嗎？我親自給您播放，您親自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