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部劇，才懂什么叫信仰

偉大的史詩從來就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創造的，而是無數行走在明暗交界處的革命者，用信仰和生命締造的歷史傳奇。

作者| 摸金校尉

編輯| 晶晶

排版| 蘇沫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文章發布初始時間：2025年10月14日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自國慶期間播出至今，所獲反響已經超出了劇作本身的表達。

尤其是在海峽對岸，各界人士都在紛紛解讀、揣測這部劇釋放出的意義。

單就該劇本身而言，它也與以往的國產諜戰劇不同，沉重的歷史已經告訴大家《沉默的榮耀》肯定不是HE結局。相反，它向觀眾展現出一場潛伏的失敗，以及如何失敗的過程。

實際上即便暫時拋開政治立場，讓兩岸觀眾看待該劇中很多細節，都能從中體會到一件事：

作為一個1912年覆滅了封建王朝之后的政權，劇中諸多國民黨官員口口聲聲自稱“卑職”讓年輕點的觀眾會感到驚奇，恍惚間仿佛只要把發型、服裝換掉，這就是個妥妥的“古裝”場景。

即便到了1990年代，都可以從臺灣許多古裝影視劇中找到一股承襲自封建時代的思想主張，如“忠君愛國”和“為尊者諱”，以及書信公文及新聞中，提到某位大人物，一定是“XX（姓氏）職務”后面加綴“XX先生”。劇中吳石與國府諸多黨政軍人物的往來更是如此：

一團和氣、咬文嚼字，實則互相打量，權衡利弊。

吳石和所有在臺潛伏的革命者是孤獨的，他們已經知道了1949年前后的歷史變革下的根本，即——

所有口稱為國為民的人，其實都沒太把“人民”當回事。

從“國防部長”到“保密局特工”，早已忘記，或者說只是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當成了一塊招牌。

在《沉默的榮耀》的繪卷里，當年那些推翻滿清，恢復中華的勇士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在上的“卑職”，他們只對權力負責，不對人民負責。

因此，該劇也意外地延展出臺海形勢后來的變化與其內部的動因。

01 正邪兩分

《沉默的榮耀》中最險象環生的場景，并非街頭追逐與槍戰，而是在軍事會議室里，吳石（于和偉 飾）的同僚與手下，他的敵人們都在向這位“國防次長”請教指點。

在觀眾看來，這種后知后覺的戲劇沖突帶來的快樂，是一般潛伏在底層的“共諜”無法感受到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吳石潛伏中那種極致的孤獨感也格外強烈。

他的敵人是敗退到臺灣的整個國府黨政軍系統，一盤散沙的同時依然不忘勾心斗角，但他們共同的敵人又讓這些失敗者不得不打起精神一致對外。

在這種環境中，吳石明白每一次試探都殺機四伏。他無法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與孩子。在眾人的簇擁下，在權力的頂端，這位矢志為新中國奉獻出生命的人并不懼怕死亡，但信念消弭不了他的孤獨，這種痛苦，伴隨著他的選擇，讓吳石的故事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復雜的一段故事，也通過該劇展現了在歷史洪流中，一個擁有堅定信仰的人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峰。

另外，該劇還較為客觀地展現出敵人的智慧，尤其是在勘破“共諜”的過程中，谷正文（余皚磊 飾）分析如何策反被抓捕的臺共分子時對部分人的分析。

他認為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日據時代的“遺民”，誰是朋友暫可待議，但國民黨是敵人無疑，因此他們未必見得如何有信仰，遂應個個擊破。

應該說這段描述很符合歷史，尤其符合歷史上國府初踏寶島時的真實環境。

作為一個在“九一八”事變后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學運積極分子，谷正文曾于抗戰時期投筆從戎，更在八路軍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隊長，后因被捕叛變，加入國民黨軍統局成為特務，深受戴笠賞識。敗退臺灣時又獲蔣介石重用，于島內因施行白色恐怖得到了“活閻王”的稱號。

在任期間，谷正文專門從事對內地的顛覆、滲透工作，并策劃了著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作為強力壓制臺獨勢力的情報系統負責人，直到2007年去世，終年97歲。

谷正文見證了抗戰、解放戰爭、國軍潰敗及島內風云變幻和兩岸時局的更替，其去世時兩岸關系尚可，如今卻愈發復雜多變。恰如當年他“戡亂”與吳石等潛伏者的交鋒一樣，所聚焦的還是在“寶島歸屬”上。

區別只是觀眾通過《沉默的榮耀》，穿越時空，目睹了“誓守臺灣”的，以谷正文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們的殘暴與狡黠，以及當時吳石身處的復雜環境。

02 孤島迷霧

有觀眾在看劇時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么吳石他們不干脆組織游擊隊在島內與國民黨勢力抗衡，與大陸里應外合？

這也是吳石等人在前十集中的顧慮：

金門戰役，凸顯出解放軍建國之初不擅海戰，尤其是跨海登島作戰的短板。彼時新中國已經成立，劇中也體現出吳石作為“國防次長”還要專程趕赴香港與美軍高層會晤的情節。

1949年到1950年，兩岸都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展開斗爭，中國的外部環境依舊復雜，周邊局勢也會對統一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抗美援朝和國內展開的剿匪行動、解放大西南等，更遑論國民黨敗退前留在大陸的規模龐大的特務組織。

臺灣的情況更復雜，不止有讓國民黨頭疼的“共諜”，還有諸多外國勢力安置的“棋子”，如日本戰敗撤離前留下的一批遍布各行業的“精英”。

臺灣島本身天然的地理隔絕特點，也決定了在島上打游擊不是優選，它無法從大陸獲得有效補充。解放初期兩岸之間空軍實力的懸殊也讓解放軍無法進行精準空投，甚至直到1970年代，大陸也還是要面對來自臺灣的空中偵察與騷擾。

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也展現出一處細節：

“二·二八”事件后，運動骨干在島內到處逃亡，沒有外援的運動分子最終都在島內彈盡糧絕一一被捕。

吳石等人面對的境況也是如此，尤其是當國府主力紛紛遷臺后，數百萬國軍也陸續涌入臺灣，對島內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物資管控和思想管控。如今民進黨的高官、大佬，年輕時幾乎都挨過“谷正文”們的棍子和拳頭。

因此在穿插的黑白鏡頭中，一幀幀畫面就像歷史留下的傷疤，福州的巷陌與臺北的街頭交互閃現，保密局（軍統）針對所有人的網無聲無息地展開。吳石駕車在街上時，腦海中全都是被逮捕、槍決的血腥畫面。

他說“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一聲嘆息，決絕冷靜。

吳石也沒有想到一個保密局上校特務谷正文，竟敢如此針對一位“國防部參謀次長”進行公開盯梢。吳石認為就算自己在接頭的時候被捕，保密局也會懾于更高層的意志，說白了就是保舉吳石成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人敢不敢點頭承認吳石是“共諜”（劇中臺詞）。

所以這也是本劇中最有深度的博弈思維。

吳石忽略了谷正文所處的環境，尤其是他本人的背景。

前文說過，谷正文參加過共產黨，還在八路軍中擔任重要軍職。

這種身份背景難說促使谷正文產生一種強烈的“皈依者狂熱”，但通過他每次針對吳石都有一股魚死網破的勁頭，以及島內賦予他“活閻王”的稱呼，都說明谷正文也在那個風雨飄搖的亂世尋求一種身份認同。

03 民心所向

劇中谷正文幫著上司搬桌子，因為上司覺得“風水”不好，“擋財”。

這處細節也很是管中窺豹——

一個特務組織的高層，居然講究“財運”。那么其他軍政機構的高層又是什么樣自然不言而喻。

客觀地說，保密局的前身“軍統”之于歷史上很復雜，尤其在抗戰時期，軍統中亦有烈士臥底敵占區，殺漢奸、搞策反，為抗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正如時人評價的那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軍統特務。組織龐大了，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病變，何況在抗戰期間，國府高層發國難財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其中也包括軍統。

吳石等革命義士堅守信仰的底氣也在于此：

如果海內清明，萬民一心，為什么國民黨會丟掉大陸，倉惶敗退到東南一島？

所以吳石盡管有著對危險環境的認知，潛意識中他還是粗疏的。他或許很了解國軍系統內的權力游戲，但不了解保密局的生存環境。

作為戴笠的繼承者，毛人鳳在臺灣面對的是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層的虎視眈眈，以及內部組織潰敗的局面。所以他也會大力重用谷正文給予其足夠的特權。

而吳石等在臺灣的大量潛伏人員主要集中在中下層，他們可以使用的社會資源極少，加上島內特有的社會結構與國府對資源的控制，能發揮的空間更小。地理特點又限制了他們的活動范圍，而一個人的信仰動搖，就會引發一系列的變化。

種種因素交織，讓他們用生命譜寫了一曲悲壯的信仰之鳴。

直到吳石等烈士英勇就義，1970年代初被大陸正式追認，這段時間內兩岸的諜報工作依舊互有勝負。金門每一輪駐軍都會及時聽到這邊的廣播，廣播中準確報出駐軍主官的姓名及部隊番號，這讓臺灣方面大為惱火。也讓吳石等人的被捕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成了政治禁忌：

連“國防部參謀次長”都是“共諜”（劇中臺詞），還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民進黨上臺后，對國民黨治下的種種歷史進行了“撥亂反正”，還頒給吳石子女數百萬臺幣作為補償，但他們都拒絕了。原因也很簡單：

吳石的犧牲，不是為了民進黨或某個群體。

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

04 書寫榮耀

《沉默的榮耀》置于如今的兩岸局勢，或許還有另一重意義：

國家統一的前提是民心所向，潰退踞臺七十多年的國民黨，如今在臺灣似乎也未獲民心。

尤其是開放“戒嚴”后，島內一些影視劇都在反映當年高壓統治下的民生困苦，如前述的《悲情城市》和后來的《軍中樂園》等，站在臺灣人民的角度上看待歷史，不難發現當時許多原本期待回歸的民眾，在面對國民黨政權不遜于日寇的貪婪、暴力時，他們的內心是失望的。類似服刑女性“自愿”為金門駐軍提供性服務以抵消刑期等，這些明顯帶有封建余毒的行為數不勝數。

因此該劇提供給觀眾另一種視角，通過谷正文等人對臺局勢的分析，以及吳石等所處的國府軍政高層的斗爭，都不難發現在任何時期，統一，需要的是堅定有信仰的，能夠爭取民心的組織將松散的民眾團結起來才有回歸和平的可能。

信任，是團結工作乃至其它一切工作的基礎。

如劇中朱楓與蔡孝乾的接頭，后者就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長期緊繃的神經讓部分潛伏人員選擇在高壓環境下叛變，如蔡孝乾等。如谷正文分析的那樣，復雜的人員構成和聯絡溝通方式，乃至對“新中國”的懸殊理解，鑄成吳石的遺憾。

他們在島內的潛伏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但彼此又都是從不同時期和不同戰線過來的，彼此對組織的認知、關系和工作模式、信任程度有很大的不同。無論是新來的交通員還是原有的關系，都無法做到完全信任。最重要的是——

他們沒有經歷過共同的戰場，也就沒有磨合的基礎。

就像陳寶倉與吳石之間的互相試探，前者是民革派遣的地下工作者，后者受華東局駐香港的領導，彼此之間都沒有垂直領導，這種試探與后續的工作溝通會存在很大障礙，不同的身份地位與所接收到的社會信息不同，導致情報工作相對困難。在與敵人的斗爭中陷入誤區，終于被各個擊破，致使祖國統一大業被嚴重遲滯。

地下工作者不是爽感影視劇里的007，他們不會是那種個人能力超強，可以隨時準確判斷情報的超人，潛伏下來后，同樣也會逐漸產生復雜的社會關系，一定程度上會反向干擾其潛伏的工作。吳石對妻女的擔憂和審慎就很好地表現出這一點。

然而偉大的史詩從來就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創造的，而是無數行走在明暗交界處的革命者，用信仰和生命締造的歷史傳奇。

放眼今日祖國取得的種種偉大成就，通過該劇追溯吳石等人的革命事跡與遺憾結局，更讓人理解彼時身處苦難中的烈士們的勇敢。

回頭再看，觀眾應該會懂得沉默是孤獨，也是值得書寫的榮耀。

「四味毒叔」

出品人|總編輯:譚飛

執行主編:羅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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