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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魏水華
頭圖 | canva
繼2011年和2015年中餐兩次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失敗之后,2026年,中餐的第三次申遺已經被提上日程。
這次申遺的文本提報主題是:Chinese cuisine: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garding the preparation and enjoyment of food。
回顧前兩次失敗,2011年中餐申遺的申報主題是:“中國傳統烹飪技藝”。
2015年中餐申遺的申報主題是:“中國菜”。
這次翻譯過來則是——中國的烹飪和菜。
能申遺成功嗎?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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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次申遺,中國是怎么失敗的?
2011年,信心滿滿的中國烹飪協會牽頭開始中餐的第一次申遺。
協會專門成立了中餐申遺工作辦公室,完成了包括頂層設計、專家論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關、行業參與、大眾支持、報告撰寫、視頻拍攝等一系列具體工作。
此外,協會還推動政府能盡早將中餐申遺提上國家戰略日程,列入政府有關部門優先考慮的重點項目;另一方面則舉辦多項以中餐申遺為主題的“走出去”活動對中國美食文化進行海外推廣。
以上文字,摘自中國烹飪協會的舊新聞。
最后擺在評審面前的,卻是“滿漢全席”的鋪陳,文思豆腐的刀工,剁椒魚扇的辣烈。看得人眼花繚亂。
最后失敗的原因?
評審們不明白,這是廚師學校的教材,還是申遺文本。
事實證明,中國人從不缺越挫越勇的大無畏精神。
2015年,中餐二次申遺,選擇了以廣式燒鴨、剁椒蒸魚、文思豆腐羹、梅干菜燜肉等幾道代表性菜品,同樣未能成功。
評審翻到最后,仍舊不明白:這是一本菜單?還是一本食譜?
時任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總結說:“中餐背后的文化背景營造程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然而什么是文化背景?
漢語里的文化這個詞,概念遠比英語詞culture寬泛:乾隆皇帝吃過幾次蘇造肉可以是文化、淮揚菜大師切豆腐精細到毫米可以是文化、干菜燜肉里混合了幾種干菜也可以是文化,但他們都不是culture。
拉丁文culture的原意是:靈魂的培養。
在中國,很多自以為懂得“美食文化”的人,理解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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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日本的“和食”申遺成功。
很多人驚訝:憑什么?我們菜比他們多啊!
但日本提交的,不是壽司拼盤、不是天婦羅、也不是壽喜燒,而是一種“文化體系”。
在申遺文本里,他們寫的是:
自然觀:飲食體現“山川海物”的四季更替,人與自然的和諧。
節令感:飯桌與正月、盂蘭盆節、紅葉季緊密相連。
社會秩序:和食是家庭餐桌的日常方式,體現代際傳承與秩序。
健康與可持續:清淡、少油、注重原味,被視為一種責任。
在京都的老宅子里,祖母按照節氣煮湯:春分用櫻花形的面餅,立冬放蘿卜與小魚干。孩子喝下去的,不只是味道,而是時間的節律。
這就是餐桌上的普世價值。
和食成功的關鍵,是它把“吃”解釋為一種“生活方式”。壽司、味噌湯只是符號,真正的價值是“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社會如何通過飲食延續”。
2020年,日本的“清酒”也被列入非遺。
這一次,世界看見的不是酒精濃度,不是釀造工藝,而是文化的脈絡:
清酒是神道祭祀不可或缺的供品。
是鄉村共同體的分享紐帶。
是年節儀式里象征豐收與團圓的媒介。
在新潟的神社,新米收割后要先釀清酒,供奉給神明;在正月,村民聚在一起開壇,老人分酒,小孩啜飲,酒杯傳遞的是一種“共同體”的歸屬感。
清酒不是酒,而是稻米—水源—神社—節日—家庭的一整套生態。
日本提交的和食、清酒申遺文本,沒有喊“博大精深”,沒有說“歷史五千年”。只是冷靜地寫:這是我們的日常,我們從中獲得身份認同。
這份克制,反而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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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中國餐飲行業心口來上一刀的,是韓國泡菜的申遺成功。
泡菜好吃嗎?
對很多人來說好吃,但論及普世價值、論及全球范圍內的接受程度,也就這樣。哪怕在中國,在很多正式的宴飲場合,它也是個不怎么能上臺面的東西。
泡菜難做嗎?
四個字概括“沒有門檻”,在中國、越南、日本、外蒙古,都有各自的泡菜,它不需要復雜的工序、也不需要精準的技術。
但韓國申遺的不是泡菜本身,而是“腌制越冬泡菜文化”
在中國的《詩經》里,出現了“菹”字,它在中國的字典里被解釋為酸菜,它廣泛流行于中國的江浙、四川、閩粵和東北。
但在申遺文本里,韓國人則刻意回避了泡菜腌制的技術和流派。強化了代代相傳的越冬泡菜,反映了鄰里間“分享”的精神,增強了人們之間的紐帶感和歸屬感,還專門為泡菜設立了國家節日。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的是什么,其實底層邏輯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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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寫得清清楚楚:
遺產,是代代相傳的實踐、表現、技藝和知識體系;是社區與群體認為屬于自身文化的部分;是承載身份與認同的紐帶。
換句話說,遺產不是盤里的“菜”,而是桌邊的“人”。不是烹飪的“技藝”,而是飲食的“方式”。
然而,中國的申遺邏輯,總繞不過一個思維定勢:把“烹飪技藝”當成“飲食文化”。
于是我們申遺時,擺上去的是刀工十八般、火候千層次,講的是滿漢全席的山珍海味。可評審看到的,只是一場盛宴的陳列。它像博物館里的展品,可以驚嘆,卻沒有生命。
一塊豆腐被切成上百絲,漂在清湯里,固然讓人佩服,但這能說明什么?能說明中國人如何在節日里守護家庭?能說明我們如何在四季中與自然共生?
真正的culture,常常在極尋常處。
《荊楚歲時記》里寫春社日的食俗:“四鄰共醵錢買酒肉,祭社畢,聚飲,謂之打社。”
鄰里們湊錢買酒肉,一起祭祀,一起喝酒。隱喻開春之初,物產貧乏之時互相攙扶,共度難關的古老傳統。
《東京夢華錄》里寫的開封市井的食俗:“人家新婚,必蒸饅頭大如斗,以祈多子。”
一整塊白面團,蒸出來像小山。婚禮過后,把大饅頭分給鄰里,象征家族繁衍、福澤共享。
這才是“飲食文化”的真實模樣——通過一口食物,確認共同體的存在。
遺產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而不是“多么精致”。
然而,是什么時候開始,我們把文化敘事,讓位于技藝的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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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餐行業,是個什么樣的江湖呢?
廚房里,徒弟拜師是需要磕頭的。
敬茶、叩拜、送上謝師禮。
師傅趾高氣揚,安心領受,擺出媳婦熬成婆的姿態。
在當代餐飲高度專業化、全球化與知識透明化的背景下,傳統中餐廚房所依賴的“師徒制”,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落后與文化惰性。
尤其當廚師職業教育體系日趨完善、烹飪技術門檻被系統化教學大幅拉平、全球食材與技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通時,中餐圈內仍頑固保留的“拜師磕頭”“秘方私授”“江湖幫派”等舊習,不僅無益于技藝傳承,反而成為阻礙行業進步的桎梏。
傳統中餐師徒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以人身依附為基礎的交換契約:
徒弟通過長期無償或低償勞動,端茶倒水、洗衣做飯、隨叫隨到,換取師傅“口傳心授”的所謂“秘方”或“絕活”。這種模式在信息閉塞、技術壟斷的時代有其生存土壤,但在今天,一道“秘制醬汁”的成分早已可通過質譜儀分析,一個“火候秘訣”也能在烹飪科學課程中被解構為溫度與時間的函數。所謂“秘籍”,更多是經驗模糊性的遮羞布,而非不可復制的核心技術。
所以,中餐廚房里的師徒關系,已經異化為權力尋租——師傅以“傳承人”自居,實則將廚房變為私人領地,利用徒弟的忠誠構建小圈子,排斥“非我門徒”的同行,形成封閉的利益集團。這種“江湖氣”不僅扼殺創新,更滋生職場霸凌與資源壟斷,讓真正有才華但無“門路”的年輕廚師難以出頭。
反觀西餐廚房體系,雖也存在等級,但其核心是“專業分工”與“能力導向”。主廚(Chef)的權威建立在技術實力、管理能力與菜品創造力之上,而非血緣或拜師儀式。西餐教育雖有學院派基礎,但真正的廚藝精進發生在后廚實戰中。
而這一“實戰缺口”,恰恰由主廚制有效彌補:新人從Commis(幫廚)做起,在清晰的崗位職責與標準化流程中積累經驗,晉升路徑透明,能力決定位置。
主廚的角色不是“宗師”,而是技術領導者與團隊教練,其價值在于整合資源、激發創意、確保出品,而非壟斷“秘方”。更重要的是,西廚文化強調開放交流——廚師流動頻繁,食譜共享普遍,國際賽事與媒體平臺鼓勵技藝展示,這使得整個行業處于動態進化中。
當然,西廚體系并非完美,其高壓與標準化也可能壓抑個性。但它建立在現代職業倫理之上:尊重專業、承認個體價值、鼓勵知識流動。而中餐師徒制若繼續沉溺于磕頭拜師、秘方護短、門派之爭的舊夢,只會讓整個行業在內耗中落后。
真正的傳承,不是跪著接過的“秘籍”,而是在開放、平等、專業的環境中,讓每一代廚師都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做得更好。在技術民主化的時代,廚房不需要“江湖”,只需要專業與尊重。
而這,也正是中餐申遺屢戰屢敗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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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化脫鉤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你可以說,讓日韓積極融入西方敘事,申他們的世界遺產;中國菜的博大精深、刀工火候,中國人自己享受便是。
但現實是,2026年中餐第三次申遺已成定局,中國已經提交了新的文本。
餐飲協會喊口號:“這一次,一定要成功!”
文化部門喊口號:“中餐是世界的寶藏!”
可目前透露出來的內容,卻依舊熟悉:強調“博大精深”“八大菜系”“刀工火候”。
依舊是技藝的炫耀,而不是文化的敘事。
評審要看的是:中餐如何塑造身份?如何維系家庭?如何回應自然?
而我們的文本,卻可能繼續寫:
“剁椒蒸魚扇,色香味俱全。”
這就是錯位。
烹飪界以為“技藝就是文化”,文化界以為“歷史就是價值”。兩邊錯位,結果就是:再失敗一次。
所以,2026年,能不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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