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的反對派：陳獨秀波瀾壯闊的人生

1933年，南京的一家法院正對一位中年人的“叛國罪”進行公開審判，各大媒體紛紛到場，關注著這個案子的最終走向。

知名律師章士釗是他的辯護人，為他做了長達50多分鐘的辯護，之后，他要求發表自辯，用他慷慨激昂的發言為自己所追求的事業和人生目標做了一個總結：“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組織中共之“終極目的”，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更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

他認為自己沒有什么叛國的罪行，只是因為為了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得罪了國民黨反動派而已。

但是法庭并沒有采納他的辯詞，54歲的陳獨秀第五次入獄，6月30日，南京最高法院終審認定陳獨秀“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有期徒刑8年。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45號。

清朝的秀才、留學生代表、五四運動的領袖、中共的早期創建者和領導者、被開除出黨的托派分子，陳獨秀的一生，有過許多身份，但又沒有一個簡單的標簽可以完整的概括他的一生。終其一生，他都在尋找一條真正能夠救國救民的道路，朝著自己的目標，奮力前行。

從秀才到留學生

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市。陳獨秀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第四，上面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陳獨秀在他的《實庵自傳》中說自己“出生在一個小戶人家”。他的父親是一個秀才，但在陳獨秀3歲時便因病去世。之后陳獨秀便被過繼給了叔父陳衍庶。陳衍庶舉人出身，從知縣一路做到了道員，在當地可以說是名門望族。

陳獨秀自小便在祖父的嚴厲教導下認真讀書，刻苦用功，希望他“學而優則仕”，走上一條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道路。性格溫和的母親查氏悉心照顧著他的日常，讓從小缺乏父愛的陳獨秀感受到了溫暖。

雖然陳獨秀非常的討厭古板的八股文章和落后的的科舉考試，但是為了不讓母親傷心，16歲的陳獨秀參加了科舉考試，在院試時，他將《康熙字典》中的難字和繁瑣的古文憑借在了一起，竟然獲得了院試第一。因此他更加鄙視科舉制度。

年紀輕輕就考取了秀才，前途簡直不可限量，當地的名門望族都來提親。出生武將世家的高曉嵐和陳獨秀門當戶對，在1897年兩人結為夫妻。同年他去南京參加了鄉試，雖然落選了，但是途中的所見所聞卻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他在考試中看到學子為求取功名而做的種種離奇怪事，一個大胖子竟一絲不掛地參加考試，嘴里還嘟囔著“今科必中”的胡話。這讓陳獨秀大受刺激，深刻地感受到了清政府的腐朽和科舉制度對人的毒害，他后來回憶“這便是我由選學余孽，轉變到梁康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在往后十幾年的行動。”

少年陳獨秀，漸漸走上了反叛“時代潮流”的新的道路。

陳獨秀《實庵自傳》

1901年，陳獨秀第一次留學日本，加入了“青年會”，結識了黃興、章太炎等人，參加了一系列的革命運動。當時清廷派來監督留學生的學監姚煜為人囂張跋扈、仇視革命。于是在陳獨秀等人的謀劃下，幾個留學生潛入姚煜的家中，將他的辮子強行剪掉了。

此事一出，留學生群情振奮，清廷出面要求日方抓捕鬧事者，不得已陳獨秀等人回到國內。

在安徽，陳獨秀組織了青年學會，抨擊了清政府的腐朽和無恥的賣國行徑，被清政府下令通緝，參與了《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等進步報刊的創辦編輯工作。并以“三愛”等筆名撰寫了許多的政論文章，站在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線。

辛亥革命之后，陳獨秀曾在新任安徽都督孫毓筠的邀請下，任省政府秘書長，參與了很多的政府事務的處理。二次革命中，陳獨秀主張“反袁”，在二次革命后被通緝，被迫流亡上海。

1914年，他在章士釗的邀請下，第五次赴日，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李大釗，也第一次以“獨秀”為筆名發表文章。

新文化運動領袖

1915年9月15日，回國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從第二卷改名《新青年》），此時的他認為，要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就必須改變人們的思想，而改變人們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創辦一本宣傳新思想的雜志。

《新青年》雜志

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敬告青年》，在這篇后來被人視為新文化運動宣言書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由此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由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而陳獨秀則是當之無愧的領袖。《新青年》猛烈的炮火抨擊著封建專制制度、舊道德、舊思想，宣傳民主、科學思想，希望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帶領下，能夠喚醒國人、改變落后的社會面貌。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文章，啟發了一代的中國青年，其中的很多人此后紛紛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

毛澤東這樣回憶《新青年》對他的影響：“《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與陳獨秀十多年前就認識，在仔細翻看《新青年》之后，當即決定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并沒有什么學位頭銜，也從未在大學中任過教。《新青年》的編輯部也隨之遷到了北京。

陳獨秀在北大任職期間，為北大引進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在和蔡元培的默契合作下，北大為之一新。在北大，陳獨秀也結識了一批和他有著相同理想的先進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的青年接受了《新青年》民主、科學思想的熏陶。陳獨秀不愧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從“建黨者”到托派分子

正當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封建勢力和守舊派，開始對陳獨秀進行了猛烈地圍攻，一直支持陳獨秀的蔡元培的壓力越來越大，1919年4月，陳獨秀被解除了文科學長職務，6月，因在北京散發革命傳單被捕，在被關押80多天后，被保釋出獄。年末，陳獨秀離開北京，前往上海。

早在1919年1月，陳獨秀就有了組建政黨的想法，在上海，他深入到了工人群體之中，了解了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況，了解了無產階級在當時的悲慘境遇，同時也在與青年群體的交流中接觸到了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國開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開始慢慢地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李大釗與維經斯基會面，維經斯基介紹了蘇俄革命的情況，也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1920年4月，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去上海會見陳獨秀，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1920年3月李大釗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先后同各地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系，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南陳北李”攜手開始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工作。

他們整合了各地的革命小組，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的步伐，1920年6月，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還起草了當的綱領。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

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等參與會議，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了會議。在會議進行過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闖進了會場，于是最后一天的會議，便轉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經過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并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大會選取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開始領導黨的各項工作。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在關于黨的路線方針問題上，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的代表產生了矛盾，他堅持認為應該走獨立自主的發展方向，“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暫時不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而馬林則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接受共產國際統一的領導。對此，陳獨秀不愿妥協。

1921年10月，陳獨秀因意外被捕，馬林以外國人的身份，花重金聘請律師，打通關系，這才讓陳獨秀出獄，經歷這次風波后，二人的關系有所緩和。

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主持第一次全體會議，并代表中央局向大會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大會推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其他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宣言通過對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陳獨秀

從1921年1927年，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由于其在黨內的威望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擔任了一至五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連續五屆連選連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在中共黨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讓陳獨秀成為了眾矢之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接連發動政變，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員就慘死在反對派的屠刀下。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原來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的國民黨右派公開了分裂活動。這時羽翼漸豐的蔣介石也撕下了自己的偽裝。1926年，他一手策劃了“中山艦”事件，趁機宣布廣州戒嚴，命令中共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和革命軍。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令下，中共中央對蔣介石采取了妥協和退讓的措施。

陳獨秀主張共產黨員應該退出國民黨，但他的提議遭到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反對，待到蔣介石推出“整理黨務案”時，年輕的中共依然沒有保持應有的警惕。1926年5月，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權力迅速膨脹，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參與革命的工人和群眾進行了大屠殺，共產黨人陷入被動。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會議由陳獨秀主持，他在會議上提到了自己在對待與國民黨關系時的錯誤。但此時他在黨內的地位已經發生動搖。心灰意冷的陳獨秀提出了辭職。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正式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破裂。

在八七會議上，共產國際的新代表把國共合作失敗的責任都推到了陳獨秀的身上，讓人驚訝的是，他本人未被通知參加這次會議。會議結束后，瞿秋白和李維漢到陳獨秀寓所匯報情況。陳獨秀聲明他的錯誤也有共產國際的責任。 陳獨秀說：“他們要我寫悔過書，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1929年，陳獨秀在機緣巧合的機會下，接觸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認真研讀后，他發現自己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及后來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與遠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謀而合，而這些主張都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再否定，最后導致大革命的失敗。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論”，也和陳獨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處。他開始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理論主張，并開始在黨內宣傳，黨中央在發現后，發文警告并要求他發文澄清，陳獨秀拒絕。

11月15日，陳獨秀被解除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12月15日，陳獨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場相近的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明確表明擁護托洛茨基和反對斯大林，并尖銳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現行政治路線。成為了托派的領袖。

但是由于內部的矛盾和缺乏資金，他們的工作困難重重。1932年，在一次意外中，陳獨秀被逮捕，1933年四月，被國民黨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8年。

在南京老虎橋45號，國民黨對陳獨秀的看管是比較寬松的，有一個單獨牢房，他可以讀書寫字，還可以會客。

黯然離場的陳獨秀

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消息傳來，陳獨秀托人打了酒，買了菜，對同獄的人說，今天要為國仇家恨痛飲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來的烈士，第二杯祭兩個犧牲的兒子，然后大哭起來。

七七事變后，被關押4年的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蔣介石派人來聯絡他，他拒絕了：“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兩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面對黨中央提出的回黨工作的三個條件，要求他寫一書面檢討，回黨工作”，遭陳獨秀拒絕。

面對污蔑自己為漢奸，甚至日本給‘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貼的謠言，陳獨秀一度感到十分痛苦。早期曾和陳獨秀工作過的聶榮臻在聽說這件事后，沉默了一下，說：“陳獨秀是300塊大洋能買得到的嗎？”

1938年，陳獨秀攜帶家眷暫時在四川定居，晚年的他，生活一度十分落魄，只能靠北大舊友的接濟生活。其他人的捐助，他一概謝絕。

1942年5月13日，陳獨秀吃了不干凈的東西，食物中毒，一周后，在昏迷中離世，享年63歲。

陳獨秀的一生，實際上就是抗爭的一生，失敗的一生，但正因為如此，這個人物才如此的真實，讓我們在多年以后依舊能感受到他永恒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