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義 | 清代婚姻“論財”對“禮”的沖擊

傳統婚姻以“門第、年德、賢淑”等為擇偶標準，而“論財”則對一向標榜以禮嫁娶的傳統婚姻造成了沖擊，給夫妻、家庭和社會關系帶來了微妙變化。婚姻“論財”一方面導致婚姻淪為財富交易，瓦解了傳統婚姻的倫理基礎，加劇家庭矛盾，暴露人性貪婪。另一方面，在客觀上打破了古代僵化的門第壁壘，推動婚姻觀念向現實需求靠攏。全國各地地域的差異，文化傳統與經濟形態也共同塑造了清代婚姻實踐的多樣性。

婚姻論錢財，對一向標榜以禮嫁娶的傳統婚姻，也是一種沖擊，從而亦給舊日平穩少變的夫妻、家庭和社會關系，帶來微妙的變化。有人議論說：

古人六禮之設，以重大婚，非財之謂也。婚禮論財，原非美俗。夫擇婿者擇門戶、擇年德也，使惟財之是問，則皂隸盜賊，何必非豐財之人可以其子為婿乎；擇婦者擇賢淑、擇種類者也，使惟財是問，則倡優下賤，何必無綺羅之資，何以其女為婦乎！況為夫者以財媚婦，婦必至以財驕夫，而舅姑妯娌之際，必有大不安者。至不幸而先富后貧，則夫或以無財輕其婦，婦或以無財輕其夫，夫婦之道必不能終，此薄俗之最當維挽者也。

此人是站在維護舊道統的立場上抨擊婚嫁論財惡俗的，但他說到由此對夫妻、家庭所造成的不良影響，確實也是存在的。在當時，有所謂“抬頭嫁女，低頭娶婦”的說法。在女方，自以為把女兒辛苦拉扯成人，由父母供其吃穿，到可以勞動自食，恰在此時，又要出嫁給別家了，這就必須有所補償。也有的家庭為寵惜女兒，給女兒構營私蓄，不斷向男家苛索聘禮聘金，甚至出現嫌婿家禮物簡薄，致“擲碎器皿，辱罵媒氏者”。如此等等，歸結一起，叫作“抬頭嫁女”。對于男方，為了能如期把新婦娶進門，只好賠著小心，竭力奉承，故稱“低頭娶婦”。但事情總有其兩面性，在聘娶過程中，男方雖低頭奉承，可也在盤算能否得到相應的回報，也就是給的聘金和女方送來的陪嫁，是不是大體相當，或更有過之。這叫作“女索重聘，男爭妝奩”，彼此論財，各顯門道。如果女方的妝奩與聘禮大體相等，而且新媳婦確實懂事賢惠，先前“低頭娶婦”的悶氣和怨氣自然就消弭了，否則由此而釀成夫妻、家庭不和的，亦不在少數。正如有人所說:“男子父母較論妝奩，日后婦姑失歡，夫婦反目，未必不基于此。”又有人說:“不則翁姑、夫婿或以奩薄而輕其婦”，甚至有終身憤憾媳婦者。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即新婦自恃妝奩豐厚，傲視翁姑、丈夫，用娘家的財富壓制夫家，這也會使家庭失去和睦與平靜。

在中國傳統婚姻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聘定重諾，嫁后從一。即一經聘定，雙方都應遵守承諾，不得隨意反悔。至于嫁后從一，更屬于女教中的“三從四德”之一。可錢財的驅使，卻引導某些人走向另外一端。廣東海澄縣，“井里之家，婚姻論財，厭貧愛富，有始富終貧者，即求他適，雖己產男女不顧，年貌不稱亦如之”。在北方，陜西富平等地，也是結姻后，往往婿家貧，“女遂別證”。在這些人看來，共富是可以的，守貧卻不愿意。夫妻和親家關系，在金錢和財富面前，已變得心如鐵石，無感情可言了。更有甚者，如四川云陽縣，有的家庭在聘定時，不問女子賢德和夫婿人品，但見其家富有，便迫不及待地締結姻緣，及至日后得知不是那回事，便“男女相嫌，毀盟訐訟”。安徽寧國縣也有“貧聘悔婚，挾嫌改適，委庚帖于不足憑者”。在某些偏遠貧困地區，或土客雜居區，養女之家利用外籍客民多年輕光棍漢，覓妻不易，多多索取財禮，叫作“養女接貧”或“養女濟貧”。也有攜帶家眷的客民，因缺乏土地謀生，將女兒嫁與土著者，以換得耕種權，稱“以女易地”。甘肅海城縣(今寧夏海原縣)“貧者每以女招雇工，為待年之嫁”。把女兒的婚嫁作為換取男壯勞動的手段。

因為看重妝奩，促使一些聘許后尚未過門的姑娘家，也十分關注乃至計較父母陪嫁物的豐厚。民間流傳的歌謠是這么唱的:

女兒親，不是親，全副嫁妝還嫌輕。

又如：

檐前鳥，噪奩前，看看新娘好妝奩。妝奩少，一定惱。

女兒惱恨妝奩少，除了礙于自身的臉面以外，更重要的如同前面所說，妝奩厚薄，往往關系到她在婆家的待遇，是現實利害所使。

社會風氣的變動，決定著人們思想的改變，這是任何人無法扭轉的。在這種新舊觀念沖擊中，有的確實可聞到前進的氣息，但也有許多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因此，有些人頗感到無所適從，他們中有人發出嘆息說:“至慕女作門楣，多重財貨而輕骨肉者，此又君子所不忍道也。”可這些君子難道都潔身無染了嗎?

婚聘論財，對貧苦百姓造成的壓力巨大。他們常因沒有足夠的錢財，致嫁娶失時，或不得良配，有的家庭竟狠心溺嬰。

總的說來，清代論財之風確實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但也不是說它就完全壓倒了世家大族的門第婚，或者只論財產不及其余了。對于那些正在興旺勢頭上的名門望族，無論是婚姻論門第或者論貿財，都毫無二致，因為只要有名望地位，豐厚的聘金與光彩奪目的陪嫁都會隨之而來，決不會因追求財富而置門第于不顧。至于官商通婚，直到清末以前，至少在多數官僚士大夫中仍心存芥蒂，這從弘歷譴責趙國麟和阿里袞對謝光宗的指斥，就看得很清楚了。在婚嫁論財之風的影響下，多數家庭往往一方面關注聘禮妝奩，另一方面也看重男女本身的品格和德行，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因為婚后夫妻的和睦、家庭的穩定，畢竟是壓倒一切的。社會上有人提出的“過聘傷財”“嫁娶宜量力”，以及娶婦“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等許多帶有箴誡性言論，正反映了人們對婚姻質量的重視。

由于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的發展千差萬別，在婚嫁觀念上也并非完全一致。當東南沿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們把眼睛盯著聘禮嫁妝的時候，仍有不少地區保留著淳樸厚道的婚俗。陜北延安府民間人稱有四美，第一條就是“結姻不論財，恥攀勢力，罔爭聘禮”。甘肅的很多地方，也是女家不索財禮，男家不計妝奩，因而“貧富便之”。在大西南，貴州荔波縣，人們擇配議婚，只訪求家聲清白，女子賢淑，不在貧富。靠北的正安州，地雖貧薄，人卻淳樸，男女婚嫁，不言財禮。云南省的云南縣(今祥云縣)，婚嫁不慕勢利，不厭貧寒，只要門第、年齒相當，便可通媒問聘。明清之際，四川省飽受戰亂的創傷，許多世家大族遭到打擊，陷于凋零淪落，外省移居者多以貧民為主，門第觀念淡薄，以致在婚嫁中，既不分門第貧富，也不計較衣飾妝奩的輕厚，只求清白相對、年歲相仿即可。在內地等腹心省份，亦不乏有此者，北方的燕趙和齊魯大地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在兩湖和贛、桂等省，也不少見；甚至連靠近沿海的江蘇邳州，因地鄰徐兗，婚禮亦“不責取財禮”。當然，它們多限于市場經濟相對不夠發達的偏遠地區，而且地盤也可能在逐漸縮小，但至少說明，當我們強調一種傾向時，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傾向。世界在變，但總是有前有后，有淺有深，永遠不會是清一色的。

本文節選自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與社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出品，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