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觀耘：377億 vs 豐田萬億零頭，中國車企利潤困局下全球突圍戰

前不久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一句：汽車行業的‘恒大’已經出現。好似一把利劍，直接開了國內汽車行業的天門。一時間眾說紛紜，大家都玩起了狼人殺，到底誰是汽車行業的“恒大”？而汽車行業“恒大”背后更是隱含著另一層深意，中國汽車行業出現了巨大的問題，而這個巨大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們國內的汽車產能積壓而無法打穿國際市場，無法將天量的汽車產能釋放出去。

而這種問題的不斷演變，最后具象化在一個深刻的詞語上——“內卷”。

中國汽車市場，這個曾經全球增長最快的引擎，如今正深陷一場前所未有的“內卷”浪潮。價格戰愈演愈烈，車企利潤空間被持續擠壓，產能過剩的陰影也日益顯現。據行業觀察，2024年中國30家上市車企的凈利潤總和僅為377億元，這一數字甚至不及豐田汽車一家公司利潤的零頭 。這種“增收不增利”的困境，與國內市場的過度競爭息息相關。武漢汽車行業協會會長陳斌波曾指出，中國汽車行業的“卷”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產能過剩、供大于求，以及各家車企都希望通過競爭淘汰對手。

“國內的車賣不出去”已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是部分車企面臨的真實寫照。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盡管2024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再創新高，達到3140萬輛，但其中約586萬輛為出口，占總產量的近19%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內市場消化能力的瓶頸。持續的低價競爭不僅損害企業利潤，更可能導致研發投入縮減，形成“降價-減配-競爭力下降”的惡性循環，最終可能“直至產業鏈和市場被內卷摧毀”。

在此背景下，中國汽車產業向海外拓展市場、釋放過剩產能、尋求新的增長點，已不再是錦上添花的選擇，而是關乎生存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正如Automobility在分析中國汽車產業全球化路徑時指出的，國內銷售放緩已迫使中國汽車制造商優先考慮出口，以提高其現有產能的利用率 。然而，出海之路并非坦途。本文將深入探討中國汽車在國際化進程中面臨的復雜挑戰，并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為國產汽車的全球化突破尋求可行路徑。

歷史的鏡鑒：工業強國海外市場拓展的邏輯與手段

縱觀世界工業發展史，主要工業強國在自身產能達到一定階段、國內市場趨于飽和后，無一例外地將目光投向海外，運用各種手段拓展市場空間，這幾乎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從早期的殖民擴張到現代的全球化布局，其核心邏輯始終是為本國產業的持續發展和全球競爭力服務。

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工業革命初期，西方列強憑借其先發的工業和軍事優勢，通過炮艦政策、不平等條約等手段，強行打開亞非拉國家的大門。它們掠奪原材料，傾銷工業制成品，建立起以宗主國為中心的殖民經濟體系。這一時期的市場擴張，帶有濃厚的強制性和掠奪性，為本國工業化提供了原始資本和廣闊市場。

正如《中國日報》在一篇分析西方現代化路徑的文章中指出的，西方國家通過持續的侵略和擴張，將亞非拉國家納入其殖民體系，通過商品和資本輸出掠奪財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經歷深刻變革。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著手構建以體系化、規則化為特征的新國際秩序，借此拓展全球市場與影響力。

馬歇爾計劃（官方稱 “歐洲復興計劃”）是戰后美國援助西歐重建的重要舉措。1948 至 1951 年間，美國向西歐提供超 130 億美元援助，助力其迅速恢復工農業生產、穩定經濟秩序。該計劃不僅為美國的汽車及零部件、生產設備等商品打開廣闊的歐洲市場，還促進了歐洲內部的經濟合作與貿易自由化，為后續歐洲一體化進程奠定基礎，并鞏固了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

1944 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一體系在戰后初期穩定了主要工業國匯率，為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營造了可預測的金融環境。其固定匯率制降低了貿易中的匯率風險，推動國際貿易顯著擴張，使汽車等西方工業品更便捷地進入全球市場。盡管該體系于 20 世紀 70 年代初瓦解，但其確立的國際金融合作框架與理念影響深遠。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其后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始終致力于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通過多輪談判，各成員國逐步降低關稅壁壘、削減非關稅壁壘，并建立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這為汽車這類高度全球化的產業創造了開放的國際市場環境，推動了汽車產品的全球流動及跨國車企全球化生產布局的形成。

在戰后建立的國際經貿體系下，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工業憑借其獨特的競爭優勢和全球化戰略，成功實現了崛起，成為全球汽車市場的重要力量。20 世紀初，美國汽車工業以亨利?福特開創的流水線生產方式為標志，率先實現汽車的大規模生產與普及。

福特 T 型車和奧茲莫比爾 Curved Dash 作為首批大規模生產且大眾可負擔的車型，成為這一階段的代表。這種生產模式革新，結合美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及相對開放的信貸體系 ——制造商向經銷商現金銷售、經銷商再售予消費者的模式，推動美國汽車工業在 20 世紀上半葉占據全球主導地位。二戰后，美國汽車工業進一步發展，并向歐洲、日本等地區擴張。

日本汽車工業起步于 20 世紀初，早期主要模仿歐美車型，服務于工業和軍事需求。二戰后，在美國扶持及自身努力下，日本汽車工業迅速發展。1970 年代石油危機后，日本汽車憑借燃油經濟性、可靠性及精益生產優勢，成功打入并大規模占領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市場。豐田、本田、日產等品牌通過持續技術改進、嚴格質量控制、高效成本管理及針對目標市場的適應性調整，逐步建立全球性生產和銷售網絡。例如，豐田卡羅拉自 1966 年推出以來，已成為全球累計銷量最高的車型。

作為現代汽車發源地，德國汽車工業在二戰后迅速恢復。梅賽德斯 – 奔馳、寶馬、大眾等品牌依托技術創新、工程質量優勢及在豪華車、高性能車領域的品牌塑造，結合積極的全球化生產與市場布局，在全球市場尤其是高端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德國車企在 80、90 年代經歷高速增長與國際擴張，通過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建廠提升全球市場份額。至今，德國汽車工業仍被視為全球最具競爭力和創新力的產業之一，研發投入巨大，2023 年德國汽車企業內部研發支出超過 303 億歐元，占德國經濟總研發支出的 34%。

歷史經驗清晰地表明，當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其國內市場逐漸無法完全吸納其產出時，向海外拓展市場便成為一種必然選擇。這不僅是為了消化過剩產能，更是為了獲取更廣闊的利潤空間、更豐富的資源、更前沿的技術以及更強的國際話語權。

在這個過程中，工業強國會綜合運用政治影響力（如推動貿易協定、施加外交壓力）、經濟手段（如投資、并購、補貼）、金融工具（如建立有利的國際貨幣和結算體系）、技術標準（如主導行業標準制定以形成壁壘或便利自身）、乃至文化滲透（如品牌塑造、生活方式輸出）等多種方式，積極開拓和塑造海外市場，以支撐本國產業的持續發展和維護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領先地位。這既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常態化運作，也是大國之間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博弈的重要體現。

現實的困境：中國汽車出海面臨的“玻璃門”與“旋轉門”

盡管中國汽車產業憑借新能源和智能化浪潮取得了顯著進步，并在出口量上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但在全球化的征途上，中國車企正遭遇一系列復雜且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既有明面上的關稅壁壘，也有隱性的技術法規、地緣政治、文化差異以及企業自身能力等構成的“玻璃門”（看得見卻難以進入）與“旋轉門”（進入后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和運營難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崛起和出口規模的擴大，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開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試圖延緩中國車企的進入步伐。

最為典型的案例是歐盟和美國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行動。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并可能征收額外關稅。例如，有分析指出，針對比亞迪的額外關稅可能達到17%。美國政府則宣布將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從25%提高到驚人的100%（或102.5%），這幾乎等同于將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完全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這些高額關稅無疑將直接增加中國汽車的出口成本，大幅削弱其在價格上的競爭優勢，對市場準入構成嚴重障礙。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曾表示，歐盟的反補貼調查缺乏充分證據支持，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 。

隱性壁壘：技術標準、認證與法規的挑戰

除了關稅，更為復雜和隱蔽的是各類技術標準、認證要求和法律法規。這些非關稅壁壘往往以保障安全、保護環境、維護數據主權等名義出現，但客觀上對后來者構成了較高的進入門檻。

歐盟市場以全面嚴格的法規體系著稱。通用安全法規對車輛安全功能提出強制性要求，自 2024 年 7 月 7 日起，所有新售車型必須滿足相關規定，特別是高級駕駛輔助系統（ADAS）等方面。

網絡安全與軟件升級方面，UNECE R155 和 R156 法規分別針對車輛網絡安全管理體系（CSMS）和軟件更新管理體系（SUMS）提出認證要求。雖然中國并非 UNECE 1958 協定的強制執行國，但出口到歐盟、日本、韓國等簽約國的車輛必須符合這些法規。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香港也宣布從 2025 年 4 月 1 日起，對具備 OTA 功能的新車型實施這兩項法規。

數據保護領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個人數據的收集、處理、存儲和跨境傳輸有嚴格規定。智能網聯汽車會收集大量用戶及環境數據，中國車企面臨如何確保數據處理符合 GDPR 要求的重大合規挑戰，尤其是數據跨境傳輸至中國研發中心等情況。新電池法規對電池整個生命周期進行監管，涉及碳足跡聲明、回收材料使用比例、電池護照、盡職調查等方面。例如，電動汽車電池需提供詳細碳足跡聲明，包括制造商信息、電池型號、生產地、生命周期碳足跡等。

自 2024 年 8 月 18 日起，不帶 CE 標志的電池將在歐盟市場禁售，這對中國電池企業和依賴中國電池的車企構成嚴峻考驗。此外，REACH 法規對化學物質有限制，未來可能出臺的《數據法案》（Data Act）和《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也將對智能汽車合規提出更高要求。

美國市場同樣存在顯著法規壁壘。《通脹削減法案》（IRA）通過提供高額稅收抵免，激勵消費者購買在美國組裝、且電池組件和關鍵礦物滿足特定來源地要求的新能源汽車。其中 “受關注外國實體”（FEOC）等規定旨在排除中國供應鏈，對中國電池企業和整車廠進入美國市場造成巨大障礙。

聯邦機動車安全標準（FMVSS）是進入美國市場必須滿足的車輛安全標準，涵蓋碰撞安全、乘員保護等多個方面，其認證流程復雜且耗時。

盡管法規壁壘可能不如歐美市場嚴苛，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車企也可能面臨標準不統一、認證流程冗長、地方保護主義抬頭等問題。例如，在東南亞市場，雖然對中國品牌接受度較高，但消費者對產品質量、性能和價格依然高度關注，中國車企需要克服消費者對NEV認知不足等障礙。

這些技術法規和標準不僅增加了中國車企的研發和合規成本，延長了產品上市周期，更在客觀上起到了限制市場準入的作用。特別是數據安全和跨境傳輸問題，已成為智能網聯汽車出海面臨的“卡脖子”難題。除了政策法規層面的硬性壁壘，中國車企在海外還需應對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深刻的文化差異以及艱巨的本地化運營挑戰。

“水土不服”：地緣政治、文化差異與本地化難題

當前國際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國家安全審查日益收緊，這給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和運營帶來極大不確定性。比如中美、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科技競爭，就可能波及汽車產業。同時，中國品牌在海外市場的品牌認知度和美譽度普遍不高，與深耕多年的國際品牌存在差距。若想贏得當地消費者，需根據不同市場的文化背景、審美偏好、消費習慣和用車場景，精準地對產品設計、功能配置、營銷策略進行本地化調整。像比亞迪在海外市場，如德國，車型定價遠高于國內，削弱了其價格優勢，使其要直接與大眾等本土品牌競爭。

而在本地化運營方面，挑戰眾多。供應鏈本地化是一大難題，在目標市場建立穩定、高效且符合當地法規的供應鏈體系，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既涉及成本控制，又關系到供應的及時性和抗風險能力。人才與勞工問題也不容小覷，招聘、培訓和管理本地員工，理解并遵守當地復雜的勞工法律法規，處理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是出海企業普遍面臨的難題。在拉美等地區，還需關注當地對人權、勞工權益保護的特殊要求

此外，基礎設施差異對產品適應性提出要求，在許多新興市場，新能源汽車的充電基礎設施尚不完善，道路條件、燃油品質等也存在差異，直接影響電動汽車的推廣和用戶體驗。售后服務體系更是關鍵，建立覆蓋廣泛、響應及時的銷售和售后服務網絡，可以提升用戶滿意度和品牌忠誠度，但新進入市場品牌需要為此付出巨大前期投入，某品牌在拓展海外市場過程中，就曾遇到因 12V 電池問題導致車輛無法啟動的質量控制等一系列挑戰。

以吉利汽車為例，其通過收購沃爾沃等國際品牌，并積極拓展中東、亞太、非洲、拉美和東歐等市場，實現了從產品出口到全球化研發與生產的轉變 。然而，吉利也曾因全球汽車行業“嚴重產能過?！倍紩和Ｐ碌墓S擴張計劃 。長城汽車在開拓墨西哥等拉美市場時，則需要綜合考慮政治友好度、產業政策、市場規模以及20%的關稅等復雜因素 。

內部挑戰：中國車企自身的問題與“內卷”外溢

除了外部環境的制約，中國車企自身在品牌建設、海外運營經驗、競爭模式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品牌力不足是中國汽車品牌出海的一大難題。雖產品力提升，但在國際市場，與有百年積淀的國際老牌車企相比，在品牌溢價、消費者信任度、文化認同感上差距明顯。海外市場經驗欠缺也是短板。對目標市場法律法規的細節，消費心理、渠道特點、媒體環境，以及勞資關系、工會文化等的了解和應對能力不足，易陷入困境。

此外，同質化競爭與價格戰問題不容忽視。國內低價競爭策略可能被帶到海外，若中國品牌在海外陷入惡性價格戰，不僅損害自身盈利能力，還會拉低 “中國制造” 形象。

質量與服務一致性面臨挑戰。出口產品質量要達標甚至更高，并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售后服務和用戶體驗。比亞迪在歐洲、中東車型曾因質量問題被曝，警示中國車企擴張時需嚴控質量。

破局之路：中國汽車產業全球化的戰略思考

面對國內市場的“內卷”壓力和海外市場的重重壁壘，中國汽車產業的全球化之路注定充滿挑戰，但也并非無跡可尋。唯有深刻洞察歷史規律，精準把握時代脈搏，并結合自身優勢進行戰略創新，方能突出重圍，開辟新局。

西方工業強國歷史上的海外擴張，無論是早期的殖民掠奪，還是戰后通過構建國際規則體系、推動產業標準、進行資本和技術輸出等方式，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例如，馬歇爾計劃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客觀上為美國產品和資本的全球擴張創造了有利條件 。日本和德國汽車工業的成功，則在于其對技術、質量、成本的極致追求以及靈活的市場適應策略。

然而，時代背景已然不同。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科技競爭日趨白熱化。中國汽車出海面臨的是一個更加復雜、多元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簡單復制歷史經驗已無可能，必須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超越，探索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特點和時代發展要求的全球化新路徑。這要求我們不僅要學習西方國家如何運用國家力量支持產業發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更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和共贏性的方式融入全球市場。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核心技術是立身之本。中國車企必須將技術創新置于戰略核心地位，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力爭在關鍵領域形成比較優勢乃至絕對優勢。

聚焦核心技術突破，在新能源汽車 “三電”（電池、電機、電控）系統領域，重點攻關固態電池、高能量密度電池、高效電機等前沿技術。在智能網聯領域，大力發展高級別自動駕駛技術、智能座艙交互系統，加快車規級芯片和操作系統的研發與應用，同時確保技術成果符合 GDPR、UNECE R155/R156 等國際數據安全法規要求。

著力提升產品附加值，通過技術創新與精益制造，推動產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個性化方向發展，增強品牌溢價能力，逐步擺脫對低價競爭的依賴。麥肯錫《中國汽車消費者洞察 2024》報告顯示，中國市場大量具有競爭力的新款智能電動汽車不斷涌現，消費者注意力正持續向中高端車型轉移。

積極構建全球價值鏈，不局限于簡單的產品出口，而是深度參與全球汽車產業鏈重塑。通過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和關鍵零部件工廠，與當地優質供應商開展合作，全面提升在全球研發、采購、生產和銷售體系中的話語權與控制力。

海外市場的開拓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打持久戰的戰略定力和持續投入的耐心。品牌建設更是百年大計，是中國汽車真正立足全球市場的根本。

不應追求短期銷量暴增或市場份額的迅速擴張，而應著眼于可持續發展。要對目標市場進行長期深耕，逐步建立品牌認知、用戶信任和渠道網絡。將品牌建設提升到企業戰略的核心高度，系統規劃全球品牌定位、品牌故事和傳播策略。通過持續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積極參與當地社會公益事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塑造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企業國際形象。

中國汽車的全球化，不應僅僅是產品的輸出，更應是技術、標準、品牌、服務乃至中國先進制造理念和綠色發展理念的價值輸出。通過全方位的價值鏈出海，深度融入全球汽車產業生態。

結語：歷史的回響與未來的抉擇

中國汽車產業正站在一個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國內市場日趨激烈的“內卷”態勢，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將中國車企推向廣闊而陌生的海外市場。這既是挑戰，更是中國汽車工業從“大”到“強”的必由之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每一次工業強國的崛起，都伴隨著其產業力量向全球的輻射與拓展。從早期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到二戰后美國主導下國際經貿體系的建立，再到日德汽車工業的全球騰飛，無不印證著一個樸素的道理：當一國工業產能發展到特定階段，其尋求海外市場、參與全球競爭便成為一種內在的、不可逆轉的趨勢。

然而，歷史的經驗也警示我們，海外市場的開拓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汽車出海所面臨的關稅壁壘、技術法規、地緣政治、文化隔閡以及自身品牌力、運營經驗的不足，都是橫亙在前方的現實障礙。這些“玻璃門”與“旋轉門”考驗著中國車企的智慧、韌性和戰略遠見。西方國家歷史上為打開市場所采取的手段，無論是構建有利于自身的規則體系，還是通過技術和資本輸出塑造市場格局，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批判性借鑒。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汽車產業必須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汽車產業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先發優勢，擁有了參與全球競爭的底氣和潛力。從比亞迪、吉利、長城、上汽、奇瑞等先行者的探索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品牌在技術創新、產品迭代、本地化運營和品牌塑造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初步成效。

展望未來，中國汽車產業的全球化征程，需要國家層面的戰略引導和支持，更需要企業層面的持續創新和精耕細作。這不僅是一場關于市場份額的爭奪，更是一場關于技術標準、價值理念和品牌文化的較量。唯有堅持長期主義，以開放的心態擁抱合作，以堅韌的毅力攻克難關，以創新的精神引領變革，中國汽車才能真正從“產品出?！边~向“品牌全球化”和“價值鏈引領”，在波詭云譎的國際市場中乘風破浪，避免陷入國內“內卷”的消耗戰，最終實現產業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為全球汽車工業的繁榮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作者：尼古

編輯：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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