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職校生

“要懂得感恩”

張宇墨的故事有兩個版本。

一個像高職學校招生手冊介紹的那樣：大三由學校安排優質企業實習，表現優異者畢業后即可留用，月薪不低于8千元。

現實的版本是，張宇墨被安排到青島一家機械廠實習，具體工作是組裝汽車軸承，實習工資2千左右。

張宇墨不想干，班主任告訴他，“退出實習等同于考試不合格，拿不到畢業證”。

如果不是張宇墨親身經歷，他的父母不會相信職校招生手冊對未來的描繪，而放棄對于“大學”二字的信任。

最初，他們甚至覺得兒子吃不了苦，說謊，慢慢地，他們不得不接受兒子身上的另一個標簽：廉價勞動力。

根據上海外服（集團）有限公司車墩片區負責人徐宇的說法，江浙滬周邊的職校學生（包括中職、高職）不少都要強制經歷名為“頂崗實習”的過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直接說就是進廠，“工廠對外社招的時薪差不多是20-25元，學生工的話是10-15元”。

一個不再是秘密的事實是，職校、中介，企業或多或少，都因為種種復雜的原因，將學生當成了一種獲利工具。一位來自武漢工商大學的學生家長，用“團購”一詞向時代周報記者形容實習學生和他們的關系。

時至今日，21歲的高職學生張宇墨，仍舊沒從青島回到杭州的學校里。

他想著，忍一忍，總能能等到結束的那天，不過他也知道，所謂結束，不過另一個開始。

除了忍別無選擇

張宇墨在學校習慣了隱忍。

剛入學，學長就叮囑他以后實習要避坑。那時候因為疫情，學校在實習安排上會由近及遠提供幾個選項。比如，物流專業可以選擇到杭州周邊的快遞站點，電商專業也可以到余杭，最遠的也不過是南京。

學長告訴他，遠的不要選，累是其次，主要是帶教老師不會全程跟住，有些廠里的老員工會欺負那些孤獨的新手。

到了張宇墨這屆，實習政策又變了。今年暑假前，他所在的機械學院要求定點實習，學生沒有選擇權。

他和5個室友被送到青島，他發現廠區的宿舍有獨衛，晚上外出也不受限。未來在他腦海里慢慢有了具象，他甚至找好了周邊幾個吃宵夜店，盤算著某個收工的夜晚和室友們鼓腹而游。

企業里實習生的宿舍 圖源：受訪者

這成了幻想。

首先是時間。每天早8點到晚上9點，中間只有70分鐘的午餐時間和90分鐘的晚餐時間，工作時長13小時且無加班費。

其次是工作類型。

張宇墨的強項是機械繪圖與設計開發。結果被安排在分揀的崗位，一開始因為動作慢，他領教了產線組長罵人的本領。

這是身體上的，至于情感上，進廠之后，他和同學們就“失散”了，為了避免拉幫結派，工廠會把新入職的員工打散重組。所以他這條生產線上的30多人，有10個來素不相識的學生。

不過同齡人在一起，漸漸有了共同話題，話題從吐槽黑心老板，壓榨學生開始。

徐宇把張宇墨們當做一個例子，他說職校來的實習生大多做的都是制造業生產線上的工作，有些比較好的學校可能會安排到互聯網、電商之類的企業進行實習，但大多也是客服，或者是倉儲的崗位。

要說實習能讓他們學到什么，徐宇持懷疑態度。

“更多的，還是給企業帶來了一些高性價比的勞動力。”他表示，當下許多企業銷售難，利潤又被市場壓縮，反推上來，只能想辦法在員工身上補回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資或使用實習生。

有學者認為人力成本是低價的基礎之一，而低價則是價格戰的有利條件。

4年前，來自安徽信息工程學院（現更名為：安徽工程大學）的王子洋剛好大三，他被分配到某飛南京分公司實習1年，薪資1500元/月。工作內容是每天10小時的圖片篩查，“看到一張圖，標注出圖上每個元素的名稱，比如圖上有香蕉，那就寫香蕉，電腦才可以在下一次準確識別。

“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時間是怎么過來的，每天看得兩眼呆滯，但到手的工資都不夠吃飯的”，再提及往事，王子洋心里五味雜陳，“是在社會里的渺小感，毫無反擊之力”。

社會第一課

很多人認為人生的“第一課”是進入社會以后體會“新秩序”，因為來自未成年的保護不再、理想主義不再，所遇的一切都是無情的現實，這或許是成長的代價。

但對這些職校的孩子來說，這一課可能就在學校里，給孩子“上課”的老師有時候也情非得已。

研究生畢業后，晁亮在2017年入職了福建一家私立大專的金融學院。“還來不及實現教育理想，就被校方的操作震撼了。”

按教學安排，金融專業生會在大三下學期自主或統一聯系金融機構參加實習。但學校卻會統一安排大三上學期去工廠流水線、超市收銀員這樣的崗位實習，而且由校方安排大巴接送，日薪80元，不去不能畢業。

“好奇”的晁亮很快知道了這一動機的真相：學校和企業簽約的實際價格約200元，給學生80元，剩下的120元以“管理費”為由被學校收取。

晁亮說，整個學校40個專業的學生，大三學生都在外實習，雖然不安排校內上課，但學費按每年2萬元計算，加上“管理費”，實習生的群體，肯定能讓學校獲利不少。

晁亮覺得這樣不對，聯合了專業的負責人和學校抵制強制實習。

結果只保住了她帶的第一屆學生，之后她離開了這所學校，也徹底離開了教育行業。

實際上，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就發布過《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于頂崗實習的暗箱操作和容易引發的爭議，都有明確規定。

如《規定》中明確，“實習崗位應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學生經本人申請，職業學校同意，可以自行選擇頂崗實習單位”。“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頂崗實習報酬提成、管理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實習費用”。

如今看來，39條規定覆蓋了各個方面，但難以落實在具體實踐的方方面面。

除了對應《規定》的第29條：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的考核結果應當記入實習學生學業成績，實習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畢業。

這也正是學生口中“強制”的核心：不實習不準畢業。

在這種敘事下，企業、職校、學生原本三角的結構開始失衡。作為最弱勢的一方，學生希望尋求學校的支持，但因為種種原因，學校和企業站在了一起。

因為加班沒有津貼，張宇墨和組長有過爭論。他曾看到組長的休息室里有份名單，上面詳細記錄著實習工人的每日的加班時長。

“xxx，加班時長2小時，補貼金額一欄寫著：30（元）”。

但學生并沒有加班費。組長只會在備注欄上標注實習生遲到的時長，每遲到5分鐘罰款10元。

張宇墨把這些事情如實傳達給了學校，卻被老師以“學校找實習單位不容易”“外面現在的工作難找，要懂得感恩”擋了回來。

劉訊簽訂的合同 圖源：受訪者

在武漢就讀大專的學生劉訊也有類似的經歷，被學校安排至上海一家MCN機構實習后，她發現要與自己簽合同的是一所勞務中介機構，與學校描述不符，幾乎是“上世紀的職業介紹所”。

出于對學校的信任，劉訊聯系了學校的輔導員，希望能自主尋找新的單位。沒曾想輔導員回了一句：“你都已經去了，至少要體驗下，這家公司跟學校合作很久了。”

劉訊拿著手機愣了20分鐘，輔導員發來了一條語氣更嚴肅的消息：“請自行與公司解釋清楚你的情況，并安心在上海實習6個月。”

被澆了一盆冷水的劉訊回到宿舍，發現其他同學都已經簽下了合同。從眾的心理開始左右她的判斷。

最后，劉訊和許多同學的想法都是——早點干完，早點走。有高職的實習生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這是個不得已的選擇，除了接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但作為老師，對所謂的“強制”也有自己的解讀，在寧波某縣職高工作的老師張雪軍向時代周報記者斷言，“其他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江浙滬肯定不會有這種強制實習的事情。”

“為什么要去校企合作的單位，因為會更有保障一些。如果是學生自己找的小廠，學校不好管，學生又都是未成年人，可能會有風險。但拿回扣什么的肯定是沒有的。”

不過，張雪軍也坦言實習的教育作用有限，“比如機械專業不會教你繪圖，大多數都是流水線工作。畢竟學生實習也就三四個月，專業崗教會要一兩個月，干一會兒又走了，那肯定不太現實。”

張雪軍開始反問，“這算強制嗎？”

廉價勞動力

作為用人單位，浙江溫州一家外貿企業的老板王騰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受限于國內制造業不斷打價格戰，上游企業借此擠壓下游供應鏈的利潤，也就是當下人們所熟知的“內卷”。

他算過一筆賬，以他公司10人的團隊來看，如果采用社招員工，算上社保、住宿等費用，一名普通員工的成本大約為6000元左右，公司的一年用工成本約為72萬。但如果單量不多，用“實習生”的情況下，僅用工成本上便能節約近40萬元。

最近兩年，王騰接到的訂單價格比以往降了30%。他說，目前的想法就是“死撐”，為了能等到形勢好轉，他將目光投向了這些實習生。

他說，高職、中專的院校應屆生為了拿到畢業證，需要在企業實習三個月至半年不等。近兩年，勞務中介也會在學生實習周期內安排到多個工廠實習，以此來滿足不同工廠的臨時用工需求。

同時，企業使用實習生也能擺脫法律上的約束。

北京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趙志群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因實習生未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因此一般不受勞動法的保護，企業可以隨時更換實習生而無需支付補償金。

他說，一方面職校學生以實習的名義進入工廠，企業不需要像社會招工那樣簽訂勞動合同并購買社會保險，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職校老師會進駐工廠，利用自己的權威協助管理，學生如果有違背紀律的反抗行為，可能招致扣發畢業證的處罰。這兩方面因素導致在過去十年，職業教育的學生工問題未能得到有效地治理。

更為重要的是，從十幾年起，多地政府部門便先后發出過文件，提倡職校要支持企業。

比如，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下文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要求各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后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中國政協》2010年 作者：吳江）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技能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到如今，動員文件改成了“校企共建”。

在互聯網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河南職業技術學院與比亞迪集團簽訂產業學院共建協議”“長沙職業技術學院-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產業學院簽約儀式順利舉行”的新聞。

還有新聞標題寫著“阜陽理工學校召開比亞迪實習暨安全工作動員會”，并在文中指出“實習是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相結合的關鍵環節”。

現任國際智能運載科技協會秘書長的張翔此前有多年職校工作的經歷，也曾就職于被打假人王海曝光的江西省新能源科技職業學院。他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部分職校強制實習的情況是屬實的。

“不同的學校，和企業談的結果是不一樣的，企業給學校的用工價格也不一樣。”他以市場經濟為例，用了一個詞，“商品”。

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德技能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創始人許輝曾撰文《中國職業教育走到岔路口》中表示，過去中國憑借“世界工廠”模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奇跡。但也忽略了低價、低技能帶來的惡性循環狀態，這種戰略選擇雖然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收益，可長期來看，員工無法提升技能水平，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也不能相應提高。

因此，從技能的角度看，中國產業升級本質上是要從“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轉變。用更直白的話說是，需要走出低價，以及內卷的惡性競爭，不再讓人提到中國，便聯系到“低價”二字。

于是，在幾方利益糾葛下，張宇墨、劉訊等人的命運，被隱藏在巨大的潮水之中。

似乎經歷了什么，又似乎沒有

張宇墨也對實習有過期待，覺得可以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想象著從實習、留用，一步步走上正軌，但現實就是現實。

今年11月，南方的一個高職學生因為實習困境，留下遺書，里面說，“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張宇墨看完了全文，心想在命運的修羅場里，自己或許是幸運的，因為他至少能在圍剿下等待出逃。

無力感開始蔓延。李佳在寧波市一間中職學校帶學生，她形容職高的實訓課就是和學生聊天。

“理論上應該是帶著學生研究專業，但學生的心思不在這上面，我也帶不動。”她說，一個班里40幾個學生，除了少數的10人，大多畢業后只能去做“擰螺絲”的普通工人。

李佳的學校里還有一門專業叫電子商務，課上需要講攝影，但學生沒有相機，她只好帶著一本商品拍攝的書對著講，偶爾帶自己的相機來讓學生看看。

至于實習，她說這樣的學生做的也都是簡單的客服工作。

劉訊在結束了上海的實習后說，自己明白了一些東西，并且隱約地感覺到怪異。她覺得這一切都好迷幻，像半夜喝醉酒躺在地上看這不停亂閃的霓虹燈，似乎經歷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沒有。

對于實習經歷，她想早點忘記，但也許會留下，在未來遇到更大困境的時候，提醒自己是如何度過絕望的。

她回到學校，開始大四的生活，和上海再無關聯。但公司和學校的合作依然堅如磐石。她和張宇墨一樣，在未來的時間里，也會對下屆的學弟、學妹們說：“實習很坑的，能不去就不去吧。”

提醒的話也只能說到這了。

（文中職校生為化名）

文：傅一波/王晨婷

編輯：黎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