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親辦案例談：不能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

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近幾年，金律師辦理的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的情況仍屢見不鮮。雖然最高法、最高檢一直在以各種方式呼吁，不能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但是利益導向讓一些本屬于民事權利人的相對人，選擇“合適”的司法機關進行控告，部分辦案單位傾向性的立案、抓人，這種方式成為了這些相對人拿回錢財、搞倒對方的高效手段。

這幾天看到一個合同詐騙罪案件的無罪判決，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話，對我觸動很大。

“刑法要謙抑，刑法應當是社會關系最后的防護網，對于相關的法律糾紛，如果能夠通過民法解決，而且能夠有效解決糾紛，則應當盡可能通過民事責任的方式解決，而不一定都要動用刑罰，只有在民法的方式無法很好解決相關糾紛，而且相關行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時，才有必要動用刑法。”

對于法律人來說，這樣一段話似乎理所應當，我們甚至在諸多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的辯護意見中，都會有類似的表達，去為當事人爭取非罪的認定。但是在一個介乎十年以上刑期與無罪之間的案例中，當二審法院最終以此作為判決當事人無罪的主要理由之一時，這樣的判決確實給人一種理想照進現實的愉悅。

最近辦理了一起當事人被指控合同詐騙罪的案件，用很多法律同行的話來說，是“當然無罪、必須無罪”的案件。雙方合同法律關系發生在2012年，當事人為履行合同義務，先后投入幾千萬的公司資金和個人財產，公司也因此最終走到了破產程序。

公司破產，意味著公司仍有一部分糾紛沒有解決，對方為了拿回這部分錢，一直在走刑事控告，一個案件在省內多個市縣報過案，經司法機關審查后均不予立案，司法機關給出的回復均是屬于經濟糾紛，要求通過民事渠道解決。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最近卻立了案，當事人進了看守所。

作為辯護人，我們審查了諸多案件相關證據，我們堅持認為這是一起明顯屬于經濟糾紛的案件，至于無法執行，完全是因為涉案公司已經破產，當事人也再沒有個人財產可以償還，何況公司及當事人從未隱匿財產、逃避責任，也是為了履行合同義務才走到這一步。

時隔十多年的立案，讓當事人和我們均不理解，是不同的辦案機關對案件的理解有如此大的偏差，還是因為報案人提交了新的證據，導致辦案機關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是因為報案人提交了新的證據，我們在辯護時也一再提請辦案機關注意，為何報案人在過往十年內，均未能提供相關的新證據，提請辦案機關對新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還原案件事實。

我們仍愿意相信，是辦案機關的認知偏差或是受到報案人誤導，否則就是明顯的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如果是這樣，我們也必將以法律手段為當事人爭取到底。

這起案件，讓金律師聯想到2021年辦理的一起類似的詐騙罪案件。當然21年案件最終結果是好的，當事人37天內釋放，取保候審滿一年后偵查機關撤銷案件。

最終結果的善意，本質是因為當事人本就不構成犯罪。融資做生意，因為前期虧損導致無法分紅也無法還款，被對方找到某辦案機關立了案、抓了人。

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與民事經濟糾紛之間的界限模糊，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刑事案件逮捕之前，司法機關一般不具有錯案責任所致，沒有責任則少了風險，關你一個月沒什么大不了。

但是這些當事人面臨的不僅是錯誤羈押，同時面臨著逮捕之后的責任使然，基于責任考量，最終當事人強行獲罪的刑事風險。

這類案件的過程處理稍有不當，半推半就的搞個認罪認罰、判個緩刑，或是一條道走到黑，落個三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的判罰，這樣的案例并不在少數，案件越往后走越難、阻力越大，并不是每一個錯判的案件都被糾正。

這類案件辯護、處理恰當的，30天、37天取保，最終撤案，或是走到檢察院階段搞成不起訴。對當事人來說，已經皆大歡喜，此時多數當事人基于各種原因，根本難以真正去考慮被錯誤羈押的責任問題。

回過頭來有人會說，欠債還錢本就應該，讓他待幾天沒什么大不了，這種想法本質上是錯誤的將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對等，不顧及當事人稀里糊涂獲罪，被錯訴、錯判的風險。

所以相關司法機關、刑事政策、刑辯律師，一直都在呼吁杜絕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其根本原因應當是民事的歸民事，刑事的歸刑事，一碼歸一碼，不屬于犯罪的，堅決不能逾越權限、思路、方式去解決糾紛。

這本就是對的，是真理，是法治，是保護每個人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