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禮 | 1893：世博會上的東西方碰撞與中國自強夢

一

1893年，時值哥倫布發現美洲400周年，因此這一年的芝加哥世博會顯得意義非凡，它紀念過去，更夸耀當下。東道主以一座巨大的摩天輪宣告自己躋身世界強國，令人興奮的新大陸精神借此大放光彩。芝加哥擊敗紐約獲得主辦權就是這種精神的證明：1871年，一場大火幾乎把芝加哥商業街燒光，它卻很快重獲新生，變為全球第一個“摩天大樓”城市，盡管新建的大樓只有10層左右，在當時卻足以令人仰視。

2730萬人涌入世博會，很多人是為了一睹80米高的菲力斯摩天輪（Ferris Wheel），它每次最多可乘坐2160人。摩天輪讓參觀人數從第一個月的3萬人猛增到15萬。5月到10月底，人們進出這片被稱為“白城”（White City）的2.4平方公里建筑群，美國人順便向世界推銷自己的得意產品，比如藍帶啤酒和箭牌口香糖。托馬斯·愛迪生還鋪設了一條0.3英里（約0.48公里）長的電氣鐵路，給觀眾展示未來交通的速度。“博覽會出其不意地向這些參觀者展現了在我們單調乏味、狹隘局限的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芝加哥人威廉·夏伊勒寫道：“它激發了整個國家的想象力，不僅是對色彩和美感的贊嘆，還有對電氣時代的美好展望。”

中國人對世博會并不陌生，十幾年前，費城世博會收到過720箱中國產品。不過19世紀的幾次世博會均由大清海關包辦。中國眼里的“賽奇會”因此被西方人稱為“赫德的賽會”，他推動此事的動力是希望中國人對其他國家產生好奇心。1866年赫德曾領著5名旗人組成的訪問團到歐洲游歷，此前還沒有一個清廷官員出過國。浙海關文案李圭1876年被他派往費城博覽會，出發前赫德明確要求：把看到的世界記下來帶回中國。李圭到美國后耳目一新，還遇到了113名留美幼童，他把所見所聞和西方教育寫到《環游地球新錄》里。這本書得到了李鴻章支持，后者的序言被印到首批3000本書上。

1893年，李圭已是浙江海寧知州，這一年世博會的中國館比他去的那次宏偉不少，它由戲院、八層高塔、寺廟等一組建筑構成，里面還有百貨店和茶館。不過如果說到產品，其實區別不大，唱主角的仍是傳統面孔。中國產品在首屆萬國工業博覽會（1851年）召開后的20多年里一度頗受尊重，不過老面孔注定要在炫耀工業文明的時代遭受冷落，巴黎世博會（1878年）后觀眾對中國瓷器興趣大減。與此相反，日本館卻日益引起關注，參加過幾次世博會后，日本很快走上模仿之路，熱衷于展示“現代”成果。中、日兩國的差異在1893年被放大了，日方這一次籌集到比任何國家都要多的資金，展位居于黃金地段，其中特別展示了一項教育成就：一個4000萬人口的國家擁有至少2萬所初等學校。結果，吃驚的西方評論者再次把“進步的日本”與“懶惰的中國”區別開來。

清廷外交官對此卻并無感受，中國駐美二等參贊彭光譽在9月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上提交發言，大談儒釋道三教的源流以及它們與基督教的異同，以一種他者的姿態委婉諷刺歐美傳教士。

如果要找一個被芝加哥震動最大的中國人，當屬鄭觀應。他在這一年定稿的《盛世危言》里提議中國也要辦博覽會，地點從上海開始。鄭觀應外國朋友眾多，比大多數中國人更容易獲海外信息。這屆規模巨大的博覽會刺激他寫下了《盛世危言》“賽會”篇，文章看起來很像一篇新聞報道，詳細到房屋面積、預算和建造費。不過作者之后筆鋒一轉，感嘆起中國商務的衰敗和財政空虛。

鄭觀應對“洋務”相當熟悉，1858年他到上海投奔叔父謀生，無意中踩對了時代鼓點。鴉片戰爭后中國外貿重心從廣東轉向上海，這里很快變成西方文化潮頭。敏感的廣東人注意到了這種變化，他們轉戰滬上并形成新的地緣關系網，鄭觀應的家鄉香山位居這個網絡的核心，容閎留學歸國后，香山人在官辦企業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鄭得到了同鄉徐潤的幫助，先后任職于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開平煤礦，后來因為債務糾紛一度避居澳門寫作。1892年，他被李鴻章任命為招商局幫辦，到幾個沿海城市和長江口岸調查，琢磨如何對付兩大競爭對手——怡和和太古。太古輪船公司自1890年春天發起價格戰，導致三家公司互相降價，結果招商局損失最大。幾個對手最后在1893年簽訂了一份“和平”協議，招商局未能扭轉不利局面，但在長江航運上保住了面子。

西方人帶來的商業競爭對鄭觀應來說既是威脅，也是機遇。它構成了《盛世危言》的一個基本觀點。鄭一直對西方抱有興趣，到上海后曾進入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盛世危言》的雛形來自他1880年完成的《易言》，最早則可追溯到《救時揭要》（1873年）。這些早期作品不少受到《申報》（該報1880年呼吁中國需要世博會）和王韜的影響。后來鄭觀應成了《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有一回一次買下100份《泰西新史攬要》送給北京朋友。

目睹國家命運不斷下沉，《盛世危言》到1893年終于寫完，看過它的人對書里的西方政治印象深刻，它甚至超過了彌漫全書的“商戰重于兵戰”理念。對“議會”和其他西化制度的欣賞，讓鄭觀應與其他洋務買辦深刻區別開來。不幸的是，當這本書1894年正式出版時，里面的建議看起來為時已晚。

二

當鄭觀應請陳熾為《盛世危言》撰寫序言時，后者感嘆說，自己的《庸書》可以不寫了。這當然言過其實，《庸書》完成于1893年8月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它沒有取得《盛世危言》那么大的反響，不少方面卻并不遜色。這兩部書相繼在這兩年完成并非巧合，事實上這幾年涌現了一批呼吁改革的杰作，它們投射出相似的危機感，盡管感同身受的人并不多。

陳熾時任戶部員外郎，更加留意眼前時局。他提醒說，要警惕俄國和日本，因為兩國均效法普魯士改革兵制，且意在中國，如果輕視日本必將首先遭其禍害。陳熾也注意到了世博會和中國傳統商品的困境，他贊成引入西方技術，警告說，如果因為自來水、電燈來自西方而厭惡，只能導致坐井觀天，自受其困。舉目望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洋務新政特別為陳熾欣賞，特別是湖北正在開辦的煉鐵廠。

工程浩大的漢陽鐵廠這一年正緊鑼密鼓地做最后沖刺，它始建于1890年，已經耗資數百萬兩。中國并非沒有鋼鐵廠，比如江南制造局馬丁爐（1891年）和天津機器局鋼廠（1893年），但它們規模太小，江南制造局1893年的鋼產量僅為37噸。漢陽鐵廠計劃于1893年投入使用，但情況遠比張之洞想得復雜。

“目前我們雇傭了將近四十名外國人了，”總督幕僚辜鴻銘年初告訴一位香港朋友說，“有關生鐵問題的整體計劃和發展規模已經有了，可憐的老總督也快煩透了，因為只有他一個人為此負責。”北京不少官員不支持漢陽鐵廠，并急于要它拿出成果。3月12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彈劾張之洞浪費經費，調查此事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否定了上述指控，不過湖北最出色的幕僚趙鳳昌因此被罷免。張之洞、李鴻章幕府人才眾多，很多人堪稱一時之選，常常能不大不小地影響政局。拿趙鳳昌來說，革職后他很快去了上海，以武昌電報局掛名職務繼續為張之洞籌劃新政，他的住所“惜陰堂”日后竟助推了大清國的終結。

張之洞逃過一劫，不過他確實犯下大錯。當煉鐵廠于1893年9、10月間完工時，焦炭供應卻沒有解決，計劃中的大冶、馬鞍山配套工程也沒有完成，遠離煤礦的選址失誤甚至被鄭觀應寫到《盛世危言》里，那時后者還不知道自己幾年后將出任漢陽鐵廠總辦。1893年11月29日，張之洞上報北京，稱漢陽鐵廠全場告成。不過，試產一直拖到來年6月才舉行，由于鐵廠無力購買價格高昂的外國焦炭，只好把國產碎焦（土焦）和德國焦炭摻在一起使用，第一次生產102天即告停止。買煤成本居高不下等難題困擾著這家大型官辦工廠，直到多年后才由盛宣懷解決。

漢陽鐵廠沿襲了1860年代以來最典型的官督商辦方式，也是“花了大筆公共資金買來失敗和挫折的官辦企業的典型”。它主要依賴指揮官員的熱情，很難保證效率和專業，更不要說資金浪費和中飽私囊這些官場陋習。幾年后，一位到此參觀的德國學者評價說，這家鐵廠“成了本國和外國人進行搜刮以飽私囊的對象”。

不過有一點是真的，武漢三鎮確實在張之洞指揮下變成自強運動的一個重鎮。這里（特別是漢口）人口眾多，自古以繁華著稱，但直到張之洞1890年到來后才開啟了工業化之路，此前人們只在租界幾個外國工廠里看到過蒸汽機器。

除了辦工廠，張之洞還有更大的抱負。1893年底，他在武昌大朝街口成立了一個新學堂，這所學校大異于傳統，日后它演變為武漢大學。

張之洞在自強運動中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李鴻章，后者主持的江南制造總局?1893年也交出了幾項新成績：制造出可發射800磅炮彈的后膛大炮、每分鐘能發射12發炮彈的12公分口徑速射炮，以及一個栗色火藥廠，并開始籌備生產無煙火藥。“從各個方面講，除了體力弱些以外，中國工人比得上世界任何國家的工人。”上海一家英文報紙稱贊道。?7月底，李鴻章驕傲地向北京奏報，上海制造的新式槍炮與西方最好的產品幾乎沒有差別，并特別強調說，日本中將川上操六不久前在天津試用這些武器后，認為性能超過了日本兵工廠。

川上操六時任日軍參謀總部次長，此番游歷實為軍事偵察。此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清軍那些新裝備，而是中國政府的腐敗。與此同時，日本海軍少佐“赤城”號艦長出羽重遠得出了相似結論，他當年考察了旅順等地，盡管清軍拿出了最新式的武器，他在報告中卻斷言，中國陸、海軍外強中干，軍備不足為懼。

三

1893年下半年，上海的西方人比往常更忙碌一些。11月17日是“開埠”50周年紀念日，各國人士當天聚集外灘，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和花車游行。為此，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倫敦鑄造了特別紀念章：正面為一個盾形圖案，上方一艘艦船迎著朝陽航行，刻著“上海五十周年，1893年11月17日”，背面則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局徽。

“上海是我們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對整個中國產生影響的中心。在這里，我們生活在一群因贊助他們古老的立身處世之道而顯得傲慢和懷有偏見的人民中間。”英國傳教士慕維廉在一個慶祝會上不無自豪地說，由于引入技術和現代市政管理、司法，“法律和秩序在20萬人口之間極為完美地保持著”。慕維廉并非首批抵達上海的傳教士，1843年開埠后率先登陸的麥都思，敏銳地預感到這座江蘇縣城將變為中國最佳商業中心，當年他買了一片城北土地，不久成立了墨海書館，它后來竟變成一個東亞知識信息傳播中樞。

50年過去了，如今上海已變成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大的西方人聚居地。租界的擴張得益于兩次起義，太平軍驅使江浙官紳大量涌入上海，小刀會則改變了華洋分居格局。經過拓展的“英美租界”于1899年改稱“上海公共租界”，這里變為了“國中之國”。工部局很像一個市民自治政府，它不僅脫離中國行政體系，與領事也呈分庭抗禮之勢。“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國最好的宣教士。”英國專欄作家干德利寫道。

一種特殊的“租界行為”或“租界意識”誕生了。其特殊之處在于，很多西方人代表“西方”卻不等同于“西方”，甚至不完全認同西方價值，上海被他們視為冒險家天堂，慢慢地，中國的冒險家也加了進來。

租界里房租很貴，官員和富商卻樂于涌入這里。“中國人占有了收入最好的地產，其中最好的，上面建筑為了中國紈绔子弟提供消遣的各種娛樂設施。這類紈绔子弟在太平天國前把蘇州和杭州看作地上的天堂，而現在他們發現這些天堂的樂趣在福州路一應俱全。”1891年底，上海海關官員海關稅務司裴式楷在一份報告里說，“鬧市中心現在已為中國人獨占。”普通市民對西化生活的接受程度，遠沒有知識精英想得那樣復雜，贊美租界的聲音一直充斥于文人筆記和報刊竹枝詞里。

對于如何向西方人學習，官員們也并不保守。這一點人們從“格致書院”可以看得出來。“看過高級官員為格致書院課藝所命的題目，就會明白帝國上層人物的頭腦中所發生的轉變。”《北華捷報》1893年一則評論說。這所位于公共租界的新式學校由麥都思之子、上海總領事麥華陀和中國人徐壽等人發起。李鴻章和一些本地官紳提供了資金支持。書院很快激發起人們對實用知識的興趣，它出版的《格致匯編》，?60期共收到322件讀者來信，充滿好奇心的讀者提了180個各種奇怪的問題。

格致書院最引人關注的是一項持續多年的征文比賽：“漢語論文競賽項目”（Chinese Prize Essay Scheme），它的創意來自傅蘭雅，主持人是王韜。在每年四季的第一個月，書院面向社會公開出題，獲獎者能得到一筆可觀的經濟獎賞。以1893年春季特課為例，超等首名可獲銀10兩外加洋錢18元。領取獎金、郵寄課卷的人可以到位于三馬路（漢口路）上開設的格致書室去，這里可以查看、抄錄課藝批語，但不能將原卷帶走。獲獎文章除了登在《申報》《滬報》上，還可能選入“格致書院課藝”結集出版。

1893年冬天，招商局總辦鄭觀應拋出了一個題目：如果中國采納西方議會制，有何利弊？結果獲獎的前三名都認為，中國如要富強非設立議院不可，不過他們主張的是君民共主而非民主共和制。鄭觀應是1886—1893年參與命題的17人里唯一沒有官員身份的人。盛宣懷和李鴻章命題最多，分別為6次（盛）和5次（李）。其他人還包括兩江總督曾國荃、劉坤一，部分江蘇官員和幾個通商口岸的道臺。人們如果仔細一看，就會發現他們出的77道題目里最多的并非技術，而是圍繞“富強”，這類命題和排名第二位的科學知識題目分別為25個、22個。這多少說明了一點，政治精英們最焦慮的并非技術。

某種意義上，格致書院為上海甚至東南幾個省設置了一些新的社會話題，它如同一枚石頭投向社會，表面上并無巨浪，波及范圍卻遠比人們看到的大。征文討論的話題也越來越敏感，并刺激了新一代作者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很多人有強烈的自我意識。

同樣位于上海的廣學會是熱衷于征文的另一個機構，?1893年、1894年它舉辦了兩次征文，以“康長素”之名參賽的康有為獲得一次六等獎，獎金銀4兩。

借助上海吹來的新風氣，“口岸知識分子”努力將新思想傳播、放大出去。盡管他們的聲音沒有得到北京高層呼應，卻把熱衷于自強的一批官員、知識人和西方人聯系起來，從而制造出一種思想開放的氣息。格致書院的命題人、閱卷人“構成了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力主變革的官僚與知識分子結合的豪華陣容”。這些人中的一些官員，常能時不時地推動一下力所能及的政治改良。

四

薛福成是格致書院命題者之一，1893年他的一個建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薛建議說，清廷應批準駐外使臣或領事發給海外華人護照，讓這些僑民可以回國生活，也能隨時出國經商。薛福成早年為曾國藩器重，撰寫的《籌洋芻議》名噪一時，此時正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

這份奏議實際來自黃遵憲，后者時任新加坡總領事。1891年5月，清廷將海外第一個領事館——新加坡領事館提升為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馬六甲和附近各島。首任總領事黃遵憲上任后經過一個多月考察，發現南洋華僑回國時處境困難，他們很多是來自福建、廣東的客家人。黃遵憲出生于以客家人著稱的梅州，對此自然感同身受，他向薛福成報告說，這些人回國常遭到敲詐誣陷，后者據此向北京上奏《請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折》（1893年6月29日），總理衙門對這個提議給予支持，要求刑部修改私出外境條例，9月13日此事獲得皇帝批準。

1860年簽署的《北京條約》事實上破除了順治、康熙朝以來的海禁。根據條約，清政府不得阻止中國人前往英、法殖民地和外洋務工。?1868年，中美《浦安臣條約》給了中國人自由前往各國的權利。不過清廷在很長一段時間視華僑為“棄民”，回國是他們面臨的主要難題。1893年的新規意義非凡，它給了華僑自由出入祖國的官方保護。從這一年開始，總理衙門轉而采取主動行動，保護海外華人出現了新氣象。更多的領事館之后建了起來，而且部分華僑領袖加入其中。以新加坡來說，僑領張弼士1893年正式出任檳榔嶼首任副領事，這位祖籍廣東的企業家，主張實業救國，上一年在煙臺創辦了張裕釀酒公司，這是中國第一次用工業化方式生產葡萄酒。

很長一段時間，華僑的利益主要依賴一些開明外交官個人，這完全取決于他們的觀念和責任感。比如薛福成，日記里他常把摘抄別人文書中的“豬仔”“豬羅”字樣改為“海外華人”。黃遵憲同樣渴望變革，1876年他跟隨客家人何如璋前往日本擔任參贊，外交生涯給他帶來了世界眼光。駐日期間黃遵憲把鄭觀應的《易言》介紹到朝鮮，并著手撰寫《日本國志》，認真思考明治維新如何成功。?1882—1885年，黃遵憲改任舊金山總領事后，為反擊排華，曾經聘請律師打贏了一些官司，在諸如華人過境等具體問題上挽回了一些利益。

1882年到1893年，幾任駐美公使的主要工作就是抗議和聘請律師反擊排華。《浦安臣條約》簽署后，美國西海岸發現的金礦刺激中國人蜂擁而至，至1876年，大約11.1萬名華工來到加利福尼亞州，華人不久后成為總統大選熱門話題之一。共和黨人曾經支持華工，因為廉價勞工有利于開發加州，盡管這些人不會說英語，生活習慣頗遭非議，而且不少人“擔心這些華人定居者會危及美國政治體制的完整性”。?1875年民主黨在全國州長選舉中大獲全勝，這一年成為轉折點，美國國會于1882年批準執行第一個排華法案，推翻了《浦安臣條約》，禁止中國勞工10年內進入美國，?1892年到期后它被延續10年。

非但如此，根據1892年5月5日通過的《基爾法案》，華人須重新申請居留證，一年后未獲居留證者將被逮捕和驅除出境。法案規定每一個華人居民居留證上，要用膠水粘上正面照片，華人稱之為“狗牌”，因為拒絕“狗牌”，爆發了諸多暴力沖突。

1893年2月，楊儒接替崔國因出任新一任駐美公使，崔國因性格拘謹，但很有想法，是第一個要求北京開議會的官員，這幾年他寫了1447篇日記，大約三分之一涉及美國華人問題。在回國的太平洋上，他為自己的出使日記寫序，感嘆中國開風氣之難。新任公使到華盛頓后展開了新一輪談判。與此同時，清政府在1893年年底采取行動，以“保護在華旅行的外僑”為名要求在華旅行的美國人向沿途地方政府報告行蹤，50名美國傳教士及家屬因此被禁止前往避暑山莊旅行。

比起前任崔國因，楊儒儀表魁偉，衣冠華麗，夫妻倆擅長社交。然而談判沒有實質突破，華工仍被限制赴美，不過符合家庭和財產條件者可以返回美國，也可假道美國前往他國。這個結果雖然差強人意，卻在中國外交官意料之中，他們深知華工命運很難一下子改變，特別是當1894年年底兩國在華盛頓正式互約時，中國已深陷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交災難，它徹底暴露了大清國令人吃驚的孱弱。

本文選自《失敗：1891—1900清王朝的變革、戰爭與排外》，李禮著，火與風丨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