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是地理概念，更是組織形態和文化標識：評李琳之《何以華夏》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

作者李書吉（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教授），原載《山西日報》2024年1月12日，原標題為《中國古文明進程中的華夏新證》

繼《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睌夏殷商800年》三著之后，李琳之的第四部著作《何以華夏》于近期又與讀者見面，是學界的又一大幸事。拜讀之后，有諸多感受，借此機會，談一些看法。前三書已成上古史研究的一大系統了，為何又出新書？作者在《后記》中作了說明，指出：該書“是對前三書所構建的中國上古史體系的一個延伸、總結和升華”。筆者理解：“延伸”是指所敘歷史前書只止于殷商，今著則伸展至西周；“總結”是指對前三書所提出的歷史問題的凝練；而“升華”則是對中國古文明內涵的深度揭示。作者同時強調要借該書作一“終極回答”的就是關于“華夏”的問題，即華夏的孕育、成長和濫觴的問題。

近代以來，學界對中國古文明或古史的探索，都是在持續不斷地破除“東周以前無史”這個學術大背景下進行的。王國維先生用甲骨文和商世系二重法首證殷商為信史。郭沫若用春秋、西周的銘文，又證禹夏亦非偽造。新中國建立以來，燦然星辰的考古文化遺址的發現，蘇秉琦先生文化類型的提出以及在此前后聚落考古的重大進展，這些業績和成果是中國古文明或上古史研究的基石和豐碑。《何以華夏》以及此前三書也正是這個序列下的新收獲。

該著的特點和重要貢獻，可概述為以下三點：其一，在努力吸收前輩成果的基礎上，較為系統地梳理了古文獻（包括部分甲骨文、金文）記載，較為系統地梳理了田野考古重大發現和原始材料；其二，結合文獻將考古遺址、文化類型、聚落形態人群化、族群化；其三，在人群、族群等活動的軌跡中，發現了華夏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書所敘時空場域為距今九千年至西周時期的東亞大陸，在此期間，人類的活動有如下幾個重要階段和重大歷史事件。

距今時間最早的考古遺址，是發現于河南大地的賈湖—裴李崗文化。作者指出：“由賈湖類型過渡到裴李崗類型的裴李崗文化極有可能是原始的伏羲文化”。受裴李崗文化的影響，在北自遼河流域，南到長江流域都發現有太陽紋的陶器，這同傳說中的西王母華胥氏，以花為族群標識，似有某種意義的契合。

進入仰韶時代，在晉中、豫西和關中所在的黃河三角洲發現了仰韶中期代表西陰文化。該文化的集中標識是菊花、玫瑰花花瓣紋彩陶，所代表的當為黃帝族群。其后，在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勢力西進，江漢地區屈家嶺文化北上的雙重擠壓下，西陰文化在中原衰敗。

龍山時期，陶寺文化集團崛起，在早期王陵出土有彩繪龍盤。龍圖像成為陶寺族群、古國的徽號。陶寺王國曾為“天下之中”的宗主國。約存在300年，后被南下的石峁集團摧毀。

距今3800年，二里頭文化在洛陽盆地悄然興起，與此同時，千里之外的石峁城址因此被廢棄。由此為標志開啟了夏商周新時代。周成王時的“中或”二字銘文所表達的“中國”一詞出現，顯示了古代國家的正式形成。

上述是中國古文明的縱向坐標，從這個坐標可以看到，各個時期這些族群組織的演進。而其演進又大多是在劇烈的斗爭中進行的。這種斗爭或運動往往表現為由起源于中心地區的勢力集團向周邊的強勢推進。而在此推進中，又造成多個族群的融合，進而形成新的組合。

橫向看，遍地開花的考古文化人群，又呈現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比如，地處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起源于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他們都在不同程度地向文明門檻邁進，并且在邁進中都有向中原挺進之勢，然最終進入并擊敗中原勢力的是來自海岱地區的東夷文化集團。這就是太康、中康、少康時期的“后羿代夏”。這是夷夏東西交勝的一個典型的事例。然稍作思考可知，這個取勝的東夷集團，最終還是被納入中原華夏文化勢力中。而石峁集團的崛起則另有一番意義。作者稱：摧毀陶寺古城的石峁齊家人同陶寺中期主人屬同一人種。于此，作者有一重要論證說，真正的禹都是晉、陜交界的黃河以西的石峁遺址。“事實上夏商周三代都有‘圣都’、‘俗都’”。這無論如何是上古史研究的一個新視角。

由上敘述可作這樣的認識：無論是中原勢力的縱橫捭闔式的擴張，還是東方集團暴風雨式的西進，還是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集團腥風血雨的南北交爭，抑或是某些族群間潤物細無聲的悄然滲透，其大趨勢是發生在東亞大陸內滾雪球式的民族大融合，并且這個民族大融合很大程度說是由中原華夏文化勢力帶動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夏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這個區域最初大致在晉南、豫西、關中地區所在的黃河三角洲，這是中國古文明的核心區域，由此不斷向四周拓展。而從其后的歷史發展趨勢看，這個核心區域逐漸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珠江匯流域，這種滾動并未有停止的趨勢。

華夏更是一個組織形態。它由最初的伏羲族群，到炎黃聯盟，再到陶寺王國，又到夏商周時期的中國。

華夏又是一個文化標識。它由最初的太陽紋、玫瑰花紋、龍圖像族徽，到華夏族族群的文化共識，又不斷吸收、消化周邊各族的文化因子，最終镕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這部書體大思精，如此說，是因為它建立在繁豐細密的材料搜集和史實考證基礎上。全書的論證是由前三書內容作為支撐的。另該書30余萬字，注釋就有852條，可知其所下的功夫。

總之該書不失為運用二重法研究的大膽探索、有力的踐行、成功的嘗試。

古史或古代文明研究中最常見，最難解的問題即三皇五帝問題，如三皇七說，五帝四說，何為正解，不好回避。然書中所涉甚少，望繼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