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圍繞新的取保候審規定，為詐騙罪案件的當事人申請取保候審？

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兩高兩部于2022年9月21日發布了修訂的《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從對刑事案件的辯護價值來說，其中最核心的條款，是明確了“對于采取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依法適用取保候審”。

比較而言，在以往的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律規范中，該條款所使用的表述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以取保候審”。

由此可見，以往滿足條件，是“可以”取保候審；但是修訂后的《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將“可以”改為“應當”，滿足條件，依法“應當”取保候審。在刑事法律規范中，應當可以等同于“必須”。

根據新的《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滿足“采取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條件的，應當取保候審。那么“發生社會危險性”指的是哪些行為？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發生社會危險性”一般分為以下幾類情形：

1.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3.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4.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5.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在涉詐騙罪案件的司法實務中，我們一般需要重點強調的是“3.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以及“5.逃跑（隱匿、藏匿、逃避法律追究）這兩種情形。

在絕大多數案件中，辦案機關不予取保的實質理由，也就是擔心當事人串供、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逃跑。

因此，在新的取保候審規定的基礎上，對于涉嫌詐騙罪案件的當事人，我們可以結合當事人的具體情況，以及涉案的具體情節、案件類型等事實，重點說明當事人不存在逃避刑事追究，不存在干擾偵查活動、影響刑事訴訟進程等現實風險，論證案件滿足”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條件。

例如，我們在近期提交的一份涉詐騙罪案件的取保候審申請書中提出：當事人應屬于“采取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的情形，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1.當事人及涉案公司在案發前后均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調查，本案早在2020年8月相關部門已經介入調查，在近兩年的調查過程中，當事人及涉案公司一直積極配合，從未實施過任何干預調查、偵查的行為，本案雖尚在偵查階段，但案件核心證據已經固定，涉案的實物證據也已全部被辦案機關扣押，對其采取取保候審不會造成影響偵查的不利后果。

2.當事人在案發后，主動去往辦案機關接受訊問、配合調查，結合本案涉案事實、案件類型、當事人的個人情況、涉案公司的經營情況，當事人的住所地又在案件管轄地，對其采取取保候審不致于發生當事人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等現實風險，當事人本人陳述其會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調查，隨叫隨到。

3.涉案的當事人及相關證人均已做過多次筆錄，根據我們與辦案機關的溝通可知，本案的言詞證據應當基本穩定，且本案的核心爭議點并非是證據的真實性問題，而是案件現有事實、證據基礎上的定性爭議問題，對當事人取保候審不會影響涉案人員的口供和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4.涉案公司已經主動將涉案爭議款項置于辦案機關控制之下，協助辦案機關查明案件事實，對當事人取保候審不會造成攜款潛逃、隱匿財產等行為的發生。辦案機關對當事人變更強制措施，不會對涉案資金造成毀損和滅失的風險，不會影響到案件可能存在的追繳、沒收、罰金以及相關執行問題。

在上述案件中，這幾點情形，我們作為論證對當事人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理由。但是必須指出，在涉詐騙罪案件中，尤其是涉案金額重大、涉案人員眾多的案件中，如果僅僅是依托新的取保候審規定關于“社會危險性”的要求，又很難在實質上追求取保候審的結果，且容易陷入辦案機關對“社會危險性”的主觀理解偏差中。

因此，我們認為，即使新的取保候審規定在形式上增加了當事人能夠取保候審的“籌碼”，但當事人能否取保的核心要件，仍是要回到案件事實、證據、定性、量刑等主要方面。對于涉案金額重大、涉案人員眾多的涉詐騙罪案件，爭取改變定性、改變定罪量刑的核心條件，將當事人可能存在“重罪、重刑”的不利局面不斷降低，在此基礎上，配合“社會危險性”“應當取保”等相關規定，才能真正意義上追求有效辯護和取保候審的結果。

所以，即使有了新的取保候審規定，在涉詐騙罪案件的申請取保過程中，我們仍然要堅持重點放在案件本身，圍繞事實、證據、定性方面的無罪辯護、輕罪辯護、罪輕辯護，再結合近年來不斷強調的“慎捕、慎訴、慎押”等法律規定和司法政策要求，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