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墻內外：復盤刑釋人員再社會化報道｜評稿會

據《刑事檢察工作白皮書（2025）》顯示，2025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95萬余人、審查起訴175萬余人，其中，輕微犯罪占比已超八成。當輕罪占比攀升、犯罪結構轉型，我們該如何為刑滿釋放人員打通回歸之路？當社會治理愈發強調包容與修復，我們又該如何破解前科標簽帶來的終身困境？

深度訓練營本期評稿會以“刑釋人員再社會化報道”為主題，復盤多篇報道，圍繞高墻內外的心理隔閡、家庭支撐的重要作用、企業接納的現實難點，以及監獄幫教、社會支持的制度短板，嘗試多角度理解這一群體的真實生存狀態。

嘉賓：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點欄目記者朱雅文、實習生甘煜敏：市場化媒體法治記者王晨（化名）。

圖片來源：上觀新聞

Q1：大家研讀了哪些稿件？讀完有什么感受？

梁青青：2017年的報道。稿件講述了監獄內的社會化管理，比如模擬銀行社保咨詢、微信使用教學，還借助論壇幫助犯人學習與社會脫節的信息和技能。我認為，這篇報道通過刻畫以上社會模擬，暗示一種監控下的社會化訓練。報道有一個小標題叫“我沒有叫爸爸的習慣，你不要計較我。”非常觸動人心。本部分以親情羈絆為主題，講述刑釋人員出獄后與親人之間的關系，討論了犯罪后的家庭撕裂該如何重建。

齊晴：2022年南方周末林塵老師的作品。這篇報道講述了重刑釋放人員在出獄之后，如何通過婚姻重建生活。這篇稿子給我的感受很強烈，它的切入點很不同，沒有直接寫就業難、偏見多，而是選取了婚姻這個具體的角度呈現問題。這讓整篇報道充滿溫度，引人思考社會接納的意義。同時這篇報道也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家庭能夠降低再犯罪率？因為組建家庭給人帶來約束，也能帶來生活的動力。

陳繹含：我研讀的稿件是南風窗的，選擇這篇報道是因為它聚焦輕罪人員，符合當前時代背景。報道提到，在我國輕罪的主觀惡意較弱，但是社會接受度不高。從選題價值來看，這篇報道聚焦了前科人員在當前社會面臨偏見，難以就業的問題，直擊制度與現實的尖銳沖突——法律明確規定，刑釋人員享有平等就業權利，但現實中，仍有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有輕罪記錄人員時心存顧慮。

王昭：我主要研讀了兩篇稿件，第一篇是。這篇稿件是對胖東來發出對刑釋人員招聘公告的跟蹤報道。稿件把視角放在了參與胖東來招聘的個體案例，也就是林勇和杜剛，通過他們在這次招聘當中的經歷，觀察胖東來招聘刑釋人員的細節。帶讀者感受了他們的真實社會處境，也討論了現在的刑釋人員就業存在哪些困難、企業對他們的幫助又有哪些。

第二篇報道是。本篇報道談到了政府與社會組織如何介入刑釋人員就業，涉及更廣闊的就業問題，例如刑釋人員的住房社保、家庭關系的重建。本報道多元角色的參與，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到，刑釋人員再就業這項工作需要社會系統的協調運作，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視角。

葉泳詩：我研讀的報道是剝洋蔥的。這篇報道聚焦于“重刑刑釋人員+殯葬師”這一特殊組合，深入呈現了刑釋人員出獄后面臨的普遍困境：無犯罪記錄證明這道“隱形墻”將他們擋在絕大多數正規就業機會之外，社會歧視導致謀生之路極為狹窄。在殯葬這個普通人避之不及的行業中，他們反而找到了相對穩定的收入、同事間的平等與接納，部分人甚至重拾了愛情與家庭。從這篇報道中可以看到公益與企業結合、以特殊行業為切口幫助刑釋人員回歸社會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騰訊新聞

Q2：這些報道的核心議題與社會價值是什么？

齊晴：的核心議題為婚姻如何助力刑釋人員再社會化，講述了通過婚姻組建家庭來實現自我拯救的可能性與脆弱性。研讀過程中，我覺得這篇稿件的價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內傾視角與情感性。其實在我們的主題下，有的稿件側重于出監教育、模擬社會這些銜接工作，也有稿件側重于探討就業歧視、前科報告制度這些壁壘，還有的側重于探索企業和社會的接納。而這篇稿件更多聚焦在個體內心，側重于呈現刑釋人員的情感世界如何重建。

其次是報道回答了為什么的問題。這篇稿件通過辣椒、大飛的轉變生動回答了為什么婚姻，或者說家庭對降低再犯罪率的影響最大，因為它提供了約束和動力。這是外部制度無法賦予的內在力量。

最后是報道揭示了婚姻在幫助刑釋人員回歸方面具有脆弱性的根源。報道結尾是這樣說的：“縱使婚姻可以幫助重型刑釋人員回歸，但其能否真正融入社會，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于社會的接納。”如果社會不接納，剛剛組建的家庭也將搖搖欲墜。這比單純呼吁消除對刑釋人員的歧視更有力。

王昭：這篇的重點是刑釋人員就業問題。就業是他們重新進入社會的基礎，因為找到一份好工作獲得收入，是他們能夠在這個社會上立足的根本前提。當前社會對刑釋人員充滿偏見，也對這一群體具有就業歧視。這篇報道揭示了他們的前科身份如何影響個體命運，同時，也提供了企業接納刑釋人員的范本，為思考企業如何成為刑釋人員再社會化的入口提供了一個切入點。此外，這也是一篇非常有討論價值的報道，評論區對于這件事有不同的反饋。有人認為胖東來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有一小部分人認為這樣會減少這些人的犯罪成本。

則把目光放在社會系統的運轉上面，同時也關注刑釋人員的情感融入，包括家庭關系、心理的社會化。我覺得這篇報道的價值在于解釋了社會機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

圖片來源：上觀新聞

Q3：這些稿件有哪些寫作技巧和特殊之處？

梁青青：在文章開篇就直接切入了一個核心的意向，也就是五角場監獄那條“通往新生的路”。第一句話就指出它連接封閉與自由、昨日和明天，概括了這條路的全部的象征意義。其次是用感官視覺來強化了印象，比如墻壁上畫著綠色的竹子和樹，代表了希望與新生；家人的照片也暗示出這條路的背后還是有親情的牽引力。作者在導語部分還用了很多的數字來“量化”這條路，讓文章更具場景性。

陳繹含：這篇報道在結構邏輯上將多個案例展開。第一句就是蔣蘇南的講述，可讀性更強。整篇報道嚴格遵循了個案切入、困境展開以及制度追問，然后加入數據支撐的特稿黃金敘事結構。這個敘事結構是我一直在去學習的，并且我覺得這篇報道非常好地呈現了這種結構，讓這篇稿子既具有人文關懷，又具有了深度。開頭以故事鉤子切入，聚焦了我們的核心人物，講述人的生存場景。

稿件的最后半段聚焦了制度層面的深度復盤，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整篇深度報道最核心的一個部分，對比監獄法中刑釋人員享有平等權利的規定與現實中40余種職業的明確經驗，就“一刀切”的現狀點出了前科連帶效應不僅影響個體，還有可能影響到家人。這種報道的視角和寫作手法特別抓我的眼球，人物真實，細節戳心，拒絕了“壞人標簽”。這些描寫對人物的塑造是讓我非常動容的。

葉泳詩：開篇以殯葬師凌晨在醫院為逝者凈身這一場景開篇，畫面極具沖擊力，一下子就把讀者帶到了當時的場景，展現了殯葬師的工作日常。整篇文章還通過具象化的細節描寫，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例如刑釋人員過去的“打打殺殺過生活”與如今殯葬工作中的專注、肅穆，過去“靠義氣混世”“以暴制暴”與如今張口就是“服務，讓家屬滿意”的口號，被社會其他工作排斥與殯葬店里獲得的平等接納，這些前后巨大的反差凸顯了文章的主題“重生”，強化了文章的敘事張力，也讓人物的特點更加鮮明。

Q4：如何與采訪對象取得聯系？在采訪過程中又該怎樣與受訪者建立信任、獲得更多信息？

王晨：我注意到監獄法修訂草案二審稿里新增了關于社會支持的條款，考慮到司法系統負責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我去問了一位司法局局長，監獄法這方面的修訂對他們的影響。他給我發了一個文件，提到他們正在監獄開展招聘會，有人通過招聘會達成了就業意向。因此，我收集到一個新聞線索。

到當地之后，我通過司法所拿到了一些刑釋人員的電話，采訪中發現不同刑釋人員和企業的狀態不太一樣。有相當一部分企業主以前也是刑滿釋放人員，可能因為經濟條件相對較好，他們面對記者時還挺坦然的。再加上我以前積累了比較多法律領域的知識，對方整體來說比較愿意聊。

Q5：刑釋人員的家人已經因為過往經歷心有傷痛。在報道中呈現親情隔閡時，面對復雜的情感與事實，記者應該如何把握分寸？

朱雅文：一個核心的原則就是尊重傷痛的邊界，不去消費苦難，但也不去回避真實的情況。兩篇稿件中的一部分內容是通過社工口述獲得的，另外一部分是我們直接面對刑釋人員。家庭是他們繞不過去的一個坎，這也可能是他們走入歧途的一個重要原因。

采訪中，我的感受主要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受訪者會主動提到家庭，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他們是愿意打開心扉的。那么作為記者，我就以傾聽為主，給足他們表達空間，不需要過多追問或引導。第二種就是受訪者不愿意提及家庭。一般性的操作就是一點點打開，不強行突破。如果在我提到的時候，比如說我問到孩子、妻子情況的時候，Ta如果有明顯的回避或者情緒波動，我就不會再問。在成稿環節，我覺得也得有分寸感。第一就是不過度渲染。親情本身對他們來說已經是種傷痛了，不要去放大它。第二就是保護他們的私人空間。有些特別敏感的部分，我們也會考慮到受訪者的意愿。

Q6：對于“招聘會”這類帶有積極導向的題材，應該如何避免過度渲染？

王晨：看上去監獄辦招聘會是一個蠻暖心的事情，但后續情況也比較模糊。為什么這類題材很難跟蹤？一方面監獄系統不是屬地管理的，是由省監獄、省司法廳的監獄管理局垂直管理。不是每個市都有監獄。所以刑釋人員離開監獄后，第一時間要回到戶籍所在地或常駐地的司法所報到，但是監獄能對接到的只有本地企業。

第二，招聘會上提供的崗位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只適合學歷較低、就業技能較少、家庭的支持資源薄弱的就業群體。可是這樣的人隨便找個工廠也有班上，因為不是所有的工廠都要求無犯罪記錄證明。官方覺得辦招聘會代表著對刑釋人員的鼓勵關懷，對于有安置幫教職責的部門或者工作人員來說，他們開展工作可能有更深層的目的——穩定。因為這些人有了收入，他們的家庭就不會破碎，家庭牽住他們，他們就不會再犯罪。

Q7：在刑釋人員相關報道中，如何以保障公民權利與尊嚴為核心，兼顧隱私保護、匿名化等倫理規范？

王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戈夫曼的《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每個人都可能被污名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少數人。我認為記者要抱著“如果有一天我處在這個人的處境之下，我希望政府、社會和身邊人怎么對待我”的心態采訪和報道。

圖源：書海漫游

甘煜敏：操作上可以模糊掉部分信息，比如稍微模糊一下地區或者使用化名。

Q8：現在有一些人覺得有關刑釋人員社會化的成功案例報道會“弱化法律的懲罰性”“美化監獄”，或者認為這些是“降低了犯罪的代價”。你們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朱雅文：我能理解公眾的這種想法，但報道刑釋人員的回歸不等于否認法律的懲罰。朱明在監獄里待了十幾年，林勇和杜剛也在求職路上被拒絕了很多次，很多人因為無犯罪記錄證明連一份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家庭關系的修復也需要數年時間。這些代價都是真實的、沉重的。所以讀完報道，讀者感受到的不應該是犯罪后可以很輕松，而是千萬別犯罪。

王晨：其實監獄是非常封閉的場所，看上去能上課、有招聘會，但這些都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即便是在招聘會上，周邊一圈也有獄警和警察，而且監獄高墻上的瞭望臺也有執勤武警。里面的人沒有我們以為的過得好。當我們做這種報道時，評論區不管說好的還是壞的、贊同的還是否定的，都形成了公共討論。就像今天開評稿會一樣，是讓大家討論這個議題，引發思考。

Q9：在刑釋人員再社會化報道中，我們既要看到制度善意，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與尊嚴為底線，也不能回避執行困境。在社會偏見、制度缺口、個體心理困境三重制約下，媒體該如何把握報道尺度，又該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

王晨：不美化犯罪人員，也不過度夸大他們的處境。呈現議題的復雜性，讓普通讀者增進對這個議題的了解。

甘煜敏：我想用問題中的一句話來回答，一切都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與尊嚴為底線。你怎樣去對待身邊或熟悉或陌生的人，就怎樣去對待刑釋人員，這種態度能更好地指導你做報道。

朱雅文：不管是什么選題，不變的原則是：受訪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新聞素材。刑釋人員已被法律懲罰過一次，若報道對其造成二次傷害，是不妥當的。

社會偏見方面，我認為我們能做的就是用具體的人來對沖抽象標簽。比如林勇，他就是一個25歲的年輕人，考上了名校、被退學坐牢，出獄后四處求職。他不僅是刑釋人員，他有自己的掙扎和渴望。當讀者看到具體的人時，作為記者的我們也希望抽象的偏見能夠被松動。

社會責任方面，讓應該被看見的被看見，讓應該被討論的被討論，讓應該被改變的被改變。

圖源：上觀新聞 騰訊新聞 書海漫游

系列統籌 | 侯慧靜 吳非函

參與 | 劉欣雨 梁青青 王 昭

齊 晴 陳繹含 葉泳詩

整理 | 吉如意 林海欣

編輯 | 陳曉冉

值班編輯 | 王婉洵

編委 | 黃秋玥 黃 凰 陳書揚

運營總監 | 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