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提議：取消小組作業！

設想一個多人任務：有人負責已讀不回，有人負責臨時發揮，有人負責最后兜底……

——這，就是小組作業。

近日，澳大利亞影子教育部長朱利安·利瑟（Julian Leeser）在大學解決方案峰會上公開表示：“除非有極其特殊的理由，否則各高校應該取消小組作業。”他認為，小組作業會“貶低”大學學位的價值；并且由于總會有做作業的學生，以及坐享其成的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削弱了個人應有的作用。

小組作業，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如果有，應該怎么做？

小組作業，還是“小組作孽”？

“小組作業”（Group Work）或小組學習是20世紀7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種合作學習模式，通常由教師指定或學生自主組合為３人以上團隊，通過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某項作業或任務的學習方式，一般都需要在課堂上進行分組匯報或展示交流，并通過一定方式核定成績。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對國外教育模式的借鑒，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逐漸被引入大學課堂。快速便捷信息技術及各式各樣智慧型教室的使用，使小組合作學習模式在中國大學課堂中的比例逐漸提高。

然而，當學生真正參與到小組作業中，這種理想化的合作又會出現裂縫。有研究表明，群體規模越大，個體責任感反而越弱，每個人都會默認“別人會處理”，結果往往是集體性的拖延與不作為。以小組作業來說，“消失型隊友”幾乎是可以預期的現象。

與此同時，分工的不清晰也讓合作變得低效。看似是“大家一起做”，但任務邊界模糊、責任不明，反而給了“少做一點也無所謂”的空間。于是，有人埋頭苦干，也有人悄然“搭便車”。但即便小組內部差異化評分，教師在評分時也會傾向于給同一小組的同學相近的分數，一些“搭便車”的同學依舊可以取得高分。

還有一些小組缺乏真正的共同目標，成員只關注自己分到的部分，對整體效果不上心，也不愿為了配合他人而調整進度。合作表面存在，實則各自為戰。久而久之，小組作業在某種程度上演變成了備受吐槽的“小組作孽”（Group Suffer）。

圖源：小紅書

多種多樣的小組作業

縱然學生對小組作業有諸多不滿，但小組合作的學習模式依舊十分普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學生在小組合作過程中碰壁并不代表小組合作體制本身有問題，其背后是教師與學生對于小組作業的理解差異問題。而正因為學生苦惱于這些問題，才更加證實了小組合作的意義。

| 納入成績考核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文件明確，要推進教育評價關鍵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堅持科學有效，改進結果評價，強化過程評價；完善過程性考核與結果性考核有機結合的學業考評制度。

在政策支持下，本科教學朝著倡導以學生為主體、強化過程考核等方向發展，小組作業實際上成為絕大多數課程或教師慣用的一種課程過程考核方式。

保定理工學院教務處發布《關于實施課程過程考核的通知》，認為過程考核應注重對學生知識掌握、能力發展、學習態度等多維度的考量，將“小組討論”作為考核方式之一。并明確提高過程性考核占比，過程性考核成績占比調整到30%-50%之間。

| 成為畢業“直通車”

不少高校還將小組作業和畢業設計融合起來，推出“團隊畢業設計（論文）”。

2021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發布《本科生團隊畢業設計（論文）實施辦法（試行）》，其中介紹，團隊方式是指在教師團隊的指導下，針對一個項目或研究領域的設計工作，由若干學生組成一個共同體，合理地利用每一個成員的知識和技能協同工作，解決問題，實現從個人知識訓練到團隊與個人共同進步的目標，共同完成畢業設計（論文）的一種合作模式。

隨著交叉學科不斷受到重視，團隊畢設也加入了交叉融合的元素。南京財經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高校早在2016年就鼓勵“跨專業、跨學科的學生”組成團隊進行畢設。

2025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在推進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背景下，推動試行本科生聯合畢業設計管理辦法，聯合畢設是學校與不同高校、企業或校內不同專業間，組建聯合指導團隊，圍繞復雜工程問題或綜合性課題，共同指導學生完成本科畢業設計的協同育人模式。

從跨專業、跨學科，到跨校企單位，團隊畢業設計這個“小組”愈加壯大。

| 實現精準幫扶

2025年，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組織申報2025-2026學年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學習小組”。學生根據興趣自愿在學院內，以班級、社團、宿舍等單位成立學習小組，除2025級同學外，規定學習小組成員應有至少一名排名位于班級后30%或上學年成績存在不及格的成員。

小組成立后需要進行為期一學年的運營，以“全員無掛科，基本達成學習目標”為考核合格的最低標準，學院依據考核等級給予相應的經費支持。

小組作業，如何1+1＞2？

澳大利亞影子教育部長朱利安·利瑟在呼吁“取消小組作業”的同時，也另外呼吁“重新思考評估方式，重點在于我們是否真正、公正地根據個人的實際表現對個體進行評估”。可見，相比聚焦于“是否合作”，更重要的是關注“如何被組織及評價”。

對學生來說，小組作業既然很難靠“自覺”自動運轉，那么就應把任務真正拆開、細化到人，并在過程中根據進度不斷調整，達到及時溝通、共享進展、互相兜底的良性合作。

小組作業雖是學生做，但處在另一端的教師，卻擁有著優化的“權力”。對教師而言，有意引導分組方式，避免自由組隊演變成“熟人抱團”；評價標準也不應只停留在最終成果上，而要把討論記錄、分工落實、階段進展等納入“過程評分”，讓每個人的參與都有跡可循，激發學生的積極性。

2025年3月，昆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理學碩士項目2025屆畢業生樊萍、程詩云、吳東方三人合作的研究成果論文在影響因子4.0的SCIE期刊Frontiers in Nutrition上發表。這篇論文研究最初只是全球健康碩士項目課程“生物統計與流行病學II”的期末小組作業，在任課老師的啟發與指導下，三名學生將作業成果進一步打磨并投稿，歷時11個月最終在SCIE刊物正式發表。

圖源：昆山杜克大學

這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小組作業本身并非問題的終點，它仍然可能成為從課堂任務走向真實學術產出的起點。關鍵不在形式，而在于形式是否被更清晰地組織、被更公平地評價，以及能否真正激發出每個參與者的投入與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