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文學作品的魅力在于，作家們已寫出我們的人生

《生命的燦爛之書》是哈羅德·布魯姆的最后一部著作，他于2018年寫完此書，第二年即去世，享年89歲，他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作為耶魯學派的代表人物，布魯姆一生著述甚豐，著名的就有《影響的焦慮》《西方正典》《如何讀，為什么讀》等。可以說，布魯姆一生的工作就是試圖告訴讀者，為了節省短暫的生命，哪些文學作品值得一讀。

面對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文學解讀，布魯姆始終堅持文學的審美標準，這在將文學視作社會鏡子的時代潮流中顯得獨樹一幟。后期的布魯姆轉向大眾美育，此書是他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對自己的文學人生充滿溫馨的回憶。在全面介紹作品方面，此書類似《西方正典》，但又更具個人特色，既可以視作一部小說講義，又可以視作一部文學回憶錄，觀點雖然嚴謹，卻又毫無學院派色彩。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出生于美國紐約，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耶魯學派”批評家、文學理論家，代表作有《西方正典》《影響的焦慮》《如何讀，為什么讀》等。

撰文｜景凱旋

《生命的燦爛之書》

作者：[美] 哈羅德·布魯姆

譯者：黃遠帆

版本：雅眾文化｜商務印書館 2026年1月

布魯姆的“文學遺囑”

哈羅德·布魯姆1930年出生于一個講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家庭，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表兄弟姐妹都死于納粹大屠殺。他的一生都被用來讀書和教學，起初他只喜歡詩歌和戲劇，在88歲時，他決定寫一部關于小說的書，實際上是重讀或回憶自己讀過的小說，并不時寫到自己與熟悉作家的交往，猶如回憶自己的一生：“故事情節或社會歷史向來非我所喜，我只想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 在他這個年齡，的確是可以從心所欲了。

很大程度上，此書是布魯姆為自己而寫的，將《生命的燦爛之書》視作自己的文學遺囑，對當下這個不再重視文學的時代感到惆悵和傷感，這對于他的文學體驗顯然產生了作用。書中討論了36位西方現代小說家，囊括了50部小說，我們熟悉的作品許多都包括在里面了。作為一個文學評論的權威，他的評論一如既往地精當而準確，值得文學愛好者仔細品味，從而提高自己的審美鑒賞力。

盡管布魯姆已徹底放飛自我，但仍然保持了某種書齋氣，或者說，古典精神是他評價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準。我們讀許多大作家的評論，發現他們都各有所好，布魯姆在書中也時常透露這一點，如伍爾夫熱愛普魯斯特，卻不喜歡喬伊斯。喬伊斯讀過《在斯萬家那邊》，但感覺平平。愛默生和納博科夫都不喜歡奧斯汀，認為這位女作家蒼白、狹隘，這使布魯姆頗不以為然。對布魯姆來說，作品的藝術成就不在于人物寫得對不對，而在于人物寫得好不好。

當然，對于自己的個人偏好，布魯姆也毫不掩飾。例如，他討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猶太傾向（作為一個猶太人后裔，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僅僅喜歡屠格涅夫和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說，認為這兩位作家的長篇小說在美學上是有局限的，屬于“時興貨”，只是反映某個特定的時代，缺乏超越時間的價值。在書中，布魯姆只討論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初戀》，對海明威的作品則不置一詞。

就作品的選擇而言，布魯姆本人喜歡或熟悉的小說，似乎可以按英國、法國、美國，然后是俄國的順序排列。有意思的是，德國文學中只選了一部小說，即托馬斯·曼的《魔山》，盡管在評論《魔山》時，也順便提到了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那么歌德呢？布魯姆沒有討論。不過，在對其他作品的評論中，他對歌德表達了必須的敬意。

沃爾夫岡·歌德（1749-1832），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德國和歐洲最重要的劇作家、詩人、思想家，被稱為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并列的四大文豪。

好在布魯姆的品位比作家更為廣闊，盡管他在評論不同作品時有的詳細，有的簡略。這本書的方法并不新穎，即結合作家生平或思想討論作品，而且大段引用作品中的描寫，引用其他批評家的看法，并加以再批評。對于沒時間讀完所有這些小說的讀者來說，這是文學權威的評論，也是讀者偷懶的福氣。

如果說布魯姆在書中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人生觀，那就是他十分欣賞希臘化時期的盧克萊修，他認為這位哲人影響了莎士比亞、雪萊、丁尼生和喬伊斯。盧克萊修對痛苦和死亡的伊壁鳩魯式態度也是布魯姆的態度。

讓文學回歸美學

此書以《堂吉訶德》開篇。布魯姆將塞萬提斯視作西方現代小說的第一人，他和莎士比亞“創造了如今大部分我們所知的人物類型，或者至少是那些呈現人物方式。”就文學人物的范式而言，莎士比亞教會了我們與自我對話，塞萬提斯教會了我們與他人交流。堂吉訶德和桑喬已經懂得了世間一切需要懂得的道理，“他們至少懂得他們到底是誰，而這就是最終他們要教會我們的東西。”

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兩人對后世文學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我懷疑，現代讀者真的懂得自己到底是誰嗎？布魯姆贊同烏納穆諾的觀點：那位騎士要尋找真正的祖國，卻發現它只存在于流亡之中。這就是人生的實質。這實質早已在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中表現出來。

在布魯姆看來，如果不了解奧德修斯的故事，就不會了解堂吉訶德墜入洞穴那段情節是在戲仿奧德修斯前往冥府之旅。堂吉訶德和莎士比亞在后期都傾向于虛無主義，認為“灰飛煙滅是靈魂的最終結局”。這兩位作家生活在現代的黎明，他們意識到不存在彼岸世界，現代文學便是誕生于這一觀念的基礎上。

因此，正是這兩位死于同年的偉大作家奠定了現代文學的基石，那就是文學世界的世俗性本質——人的個性。今人大概都不太能理解奧斯汀的人物，布魯姆在評論奧斯汀時，告誡讀者要關注作家對人物自我意識的描寫，雖然奧斯汀的筆下都是小世界里新教徒的喜劇，但其中的人物始終堅守個人判斷的權利。

《傲慢與偏見》中，達西與伊麗莎白彼此吸引是基于相互尊重，最終“傲慢得到補救，偏見變成審慎，為認識他人留出了位置”。布魯姆還專章討論了奧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說《勸導》，這部小說不太有名，但寫得最為成熟。奧斯汀在小說中回歸莎士比亞式的兼容并蓄，“兼具悲傷以及悲傷的終結。”安妮聽從教母的勸導，沒有嫁給溫特沃思上尉，結果受盡折磨，但最后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布魯姆重視安妮性格中的細膩敏感，他批評當代的文學評論總是強調社會經濟因素，實際上，“奧斯汀的偉大藝術基于摒棄”，摒棄與人物有關的經濟繁榮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布魯姆希望讓文學回歸美學，而不是社會學，因而此書偏重的是對人性的揭示，而不是對社會問題的討論。就此而言，奧斯汀表現的是個人意識的成長，她的幾大女主角“都擁有一種內在的自由，所以她們的個性不受壓抑”。

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國著名小說家，出生于漢普郡斯蒂文頓鎮的一個牧師家庭。她從未進過正規學校，一生酷愛讀書寫作，代表作品有《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勸導》等。

個性——這也是布魯姆分析其他小說的出發點。他指出，《紅與黑》的人物都有原型，于連的想象即是司湯達的想象，司湯達21歲時就跟一個女演員同居，一生有過許多情人，因而司湯達也是愛欲的理論大師，他筆下的于連“有能力感受深刻的感情。盡管他的處境總是強加給他許多虛偽，他真正追求的是愛和精神的自由”。瑪蒂爾德的原型則來自歷史上的同名人物，亨利四世的王后，也是拉莫爾勛爵的情人，傳說后者被斬首后，瑪蒂爾德將他的頭做了防腐處理，保存在棺材里。

對于創造了眾多形象的巴爾扎克，布魯姆從《高老頭》中一個次要人物沃特能（又譯伏脫冷）入手，這個盧梭的信徒，犯罪組織的頭目，以“能躲死神的人”而聞名，出現在巴爾扎克的幾部重要小說中。他在《高老頭》中被捕時，警察局長將他的假發打落，他變得異常憤怒，周圍人都被他的神情嚇壞了，但當警察拔出手槍，“他立刻露出微笑，低頭看著假發。”通過驚人的自控力，他躲開了死神。

在《幻滅》中，呂西安因追求財富失敗而打算自殺，沃特能化身卡洛斯神甫救了他，他扮演呂西安的導師角色，幫他重新征服巴黎，向社會復仇。在《交際花盛衰記》中，沃特能戴著面具出現，呂西安供出了沃特能后感到悔恨而自盡，而沃特能在被捕后則利用貴族女性寫給呂西安的情書，來要挾當局，再一次躲開死神，最終還當上了巴黎警察局長。布魯姆認為，在美學上，這類似于撒旦屈服并重新加入了天使的合唱團。

巴爾扎克（1799—1850），十九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代表作有《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等。

布魯姆對《悲慘世界》的評論令人叫絕，他認為雨果喜歡把自己當作上帝，他沒有分析主角冉阿讓，而是談及一個次要人物安灼拉，并引用安灼拉在處死一個密探后的演講：“那個人干的事是殘酷的，而我干的事是丑惡的……將來誰也不再殺害誰，大地上陽光燦爛，人類只知道愛。”有意思的是，布魯姆寫下這些評論的時間是2018年，在他看來，安灼拉的狂喜迄今還在打動人們，相信未來會是光明的。

將生命與文學融為一體

布魯姆十分欣賞《包法利夫人》，他告訴我們，福樓拜終身未婚，厭惡生育，在一封情書中，福樓拜說他不想傳遞“存在之苦惱與恥辱”。這位作家對愛瑪的愛其實是一種自戀，她是一位女版堂吉訶德，幻想體驗一種崇高的激情。布魯姆認為，福樓拜倒轉了雨果的浪漫主義，將令人厭倦麻木的生活寫得有聲有色，“自她以后，小說進入了無所事事的領域，主人公倍感無聊，讀者卻不覺得。”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從此進入作家的視野，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卡夫卡的人物都是包法利夫人的孩子。

對于布魯姆來說，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紀最有分量的兩部長篇小說。關于喬伊斯，布魯姆寫了很長的篇幅，喬伊斯的文學野心是要跟但丁和莎士比亞一較高低，他也幾乎做到了這一點。赫胥黎的《悲劇與全部真相》曾引用奧德修斯在哀悼船員后繼續吃喝的情節，布魯姆借此來說明《尤利西斯》的主題：人的偉大恰恰寓于平凡的日常生活。

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兩人為現代文學領域的經典作家。

由于布魯姆寫過許多關于普魯斯特的文章，所以在評論《追憶逝水年華》時，他只討論了小說中的“頓悟”，貝克特稱之為“癖點”，即人們一想到它，它就變了。布魯姆分析了《索多瑪與蛾摩拉》一章，馬塞爾第二次來到巴爾貝克，進入旅館房間，一下子想起死去的外祖母，回憶起“她在世時真實而又完整的形象”。當初馬塞爾覺得外祖母生病是很平常的事，如今她那看似平常的愛突現出來。

普魯斯特試圖告訴讀者，這種真實的感覺只能發生在我們將形象重新創造出來之時，布魯姆由此傷感地回想起自己的許多親友，如今他們都已經不在了，是普魯斯特引導他經歷了由憂愁臻于善，“他向我們展現了敘事者重新抓住了流逝的過去，然后達到了善的境界。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別的小說家能達成這樣的境界。”對于小說藝術，這是最高的評價。

盡管布魯姆對西方小說的理解優于對俄羅斯文學，他依然討論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引用學者貝西亞的論述，稱在《上尉的女兒》中，“普希金給了虛構的普加喬夫一種能從行為中辨識出美感的能力，并因此展現出一種寬仁，也就是說，用更多的美來回報美。”這句評語道出了俄羅斯文學的真諦，將道德和美學結合在一起，正是所有俄羅斯作家的特點。

屠格涅夫調和了東西方的感性、思想和情緒，亨利·詹姆斯、福樓拜、海明威都很欣賞屠格涅夫，感覺與自己同氣相求。但是，布魯姆本人最欣賞的還是托爾斯泰，除了這個世紀文豪，文學史上能達到真實的只有荷馬、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普魯斯特以及《圣經》，“在托爾斯泰的作品里，你受苦并死去，或者歡樂地活著，都是在我們這片大地上，而不是在某個幻境里。”

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托爾斯泰表現的是接受“事物之間的永恒關系和人類生活的普遍質地”。在寫作《安娜·卡列尼娜》時，托爾斯泰正在閱讀叔本華的著作，布魯姆認為叔本化的“生命意志”對托爾斯泰塑造安娜的形象產生了影響，跟所有評論家一樣，布魯姆詳細分析了火車站安娜初識渥倫斯基的場景，以及她最后自殺的心理。安娜的性格特征是她那無與倫比的真實，她無法過一種分裂的生活。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思想家。其作品包括文學、宗教、哲學、美學、政論等著作，對世界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代表作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關于福克納，布魯姆指出這位作家繼承的是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和亨利·詹姆斯的傳統。他只選了《押沙龍，押沙龍》予以評論，認為薩德本是寫得最好的人物，極具毀滅性，這部小說在今天可能不合時宜，但布魯姆堅持的是美學標準，他不憚指出托爾斯泰的厭女癥，正如在《西方正典》中，他反感今天的美國大學出于政治正確，不再向學生推薦海明威的作品。

福克納寫的幾部著名長篇小說都涉及家庭內部的沖突，有人認為其中的人性惡屬于自然狀態，但其實主人公的極端性格并不怪異，不過是表現出“人們回歸某個創世-墮落之前的深淵，而不是回歸自然”。在布魯姆看來，福克納的人物欠缺的是祝福。

威廉·福克納（1897—1962），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圣殿》《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等。

最后，布魯姆評論了幾個年輕作家，似乎是這位時年88歲的文學老人對年輕一代的祝愿。

以上只是對此書的簡要概述，不免掛一漏萬，為了體味這部書的精彩評論，讀者還須自己去讀一遍。至于作者，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文學之旅即將結束，他已看透一切，并將生命與文學融為一體，書中他曾引用史蒂文斯的詩句：“我的所見所聞皆源于我自身；/那兒，我感到我更真實也更陌生。”

這正是布魯姆本人的寫照。偉大文學作品的魅力就在于，作家們已經寫出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作者/景凱旋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