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 小說之旅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3月30日，由天津市作協、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學院主辦的“海河之子，珠江尋根”——王松長篇小說《橘紅》新書分享會，在天津戲劇博物館（廣東會館）舉辦。

　　臺上粵韻悠揚，凄美婉轉的唱腔與商幫會館的雕梁畫棟奇妙交融，臺下的作家王松安靜地聆聽。“這不是巧合，是回家。”他對記者說。《橘紅》以粵劇和中醫為線索，串聯起天津與廣州兩座城市的百年風云，而天津廣東會館恰好是故事中粵劇北傳的“登陸點”。從事文學創作四十余年，王松的小說以題材多元、敘事手法創新而聞名。而這場特別的“回家”，正是我們走進他文學世界的絕佳入口。

　　從數學的“囚徒”

　　到文學“晚成者”

　　王松說自己是“生長期長，成熟期晚”的作家。這話放在他的人生軌跡里，恰如其分。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他在寧河插隊的日子。嗜書如命的他，小學一年級便開始讀長篇小說，初中時嘗試寫詩，文學是他的理想。但填報志愿時，父親堅決反對他學中文。“我上中學時喜歡數學，記得淘到一本蘇聯的數學考題，里面有許多有趣的題目，我當成智力測驗來做。當父親反對我學文學時，我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數學。”王松回憶說，“可真進了大學數學系才發現，我是天馬行空的創造性思維，不是那種能沉下心琢磨邏輯的人，真要是鉆進去學數學，我就不是王松了。”

　　大學里的王松十分活躍：參加迎新晚會表演，給同學拍照片，冬天滑冰，夏天跳舞，還是樂隊的小提琴手，卻唯獨在專業課上提不起興趣。1982年，大學畢業時，他激動得在宿舍里拉起小提琴，琴聲里既有一種“終于獲釋”的歡欣，也藏著茫然——四年“刑期”結束，然后呢？此時，他再度萌生了寫作的想法：“反正沒有學習壓力了，不如把腦子里那些奇怪的念頭寫出來。”

　　回望早年的作品，他一點兒不給自己留面子，“我不是那種‘才華像汗一樣往外淌’的人。”那個階段他發表小說超過百萬字，但心里卻清楚，那多是靠硬功夫堆積出來的，勝在下筆勤、寫得多，可要說里頭真正的文學分量，還差得遠。

　　“那會兒寫東西多半是‘撞’。”王松回憶道，“今天冒出個念頭，就寫這個，明天換個想法，又寫那個，自己心里也沒個準譜兒。”他的文字像一面鏡子，照出不同的心情：迷茫時，文字透著混亂；理性時，敘事變得規整。

　　父親去世后，母親常回顧家史，家中那位從荒唐少爺成長為抗日英雄的叔祖父給王松留下深刻印象，他就此寫出不少抗日題材的作品。而插隊時歷經的磨難，則是他成長中的心結，因此他的“知青小說”總透著隔閡與反抗。

　　20世紀80年代，王松讀了海勒、福克納、馬爾克斯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但讀得越多，越覺得這些作品和我隔著一層。可能是因為譯作多用書面語吧，不夠生活化。”他漸漸明白，中國人說話有自己的習慣，無法替代。

　　“好小說得有自己的腔調。比如講一個故事，是用粵劇、京劇、評劇還是河北梆子？用廣東粵劇唱《楊三姐告狀》肯定不對。”王松比喻道，“可這個腔調在哪兒呢？我當時并不知道。”他索性先按自己說話的習慣去寫，這種下意識的探索，漸漸成為王松的標志，有編輯評價：“讀王松的小說，就像聽他坐在對面說話，帶著他自己特有的節奏和習慣。”

　　一場大病讓王松被迫停筆，也讓他靜下來思考。2000年病愈，他重新提筆，從中篇小說《陽光如煙》開始，接著是“三紅”系列——《紅汞》《紅風箏》《紅莓花兒開》，讓他感覺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腔調，找到了自己的視角和敘事方式，創作開始順暢起來。

　　而更深刻的轉變，是他與過往經歷的和解。敏感的童年、苦澀的青春，甚至被他視為“蹲大獄”的四年數學系時光……所有這些曾讓他耿耿于懷的人生片段，都漸漸融匯成一種深沉而從容的力量。甚至當年他所排斥的數學思維，也成了他解析小說敘事空間、完善小說敘事策略的工具。這大概就是一個作家最好的狀態——與過去的一切握手言和，走向更開闊的遠方。

　　深入了解人的內心世界

　　才有資格去寫那些故事

　　2022年，王松的中篇小說《紅駱駝》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對此他的反應很平靜：“說實話，我連評委是誰都不知道。報獎的事都是雜志社在操辦，我只負責簽了個名。”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王松領完獎就回來了，生活如常。他后來總笑著跟朋友說：“如果一定要說魯獎給我帶來了什么變化，那就是領獎時，我不小心把腳崴了，韌帶受了不可逆的傷，不能完全恢復，開車也能開，但不能開太遠啦。”

　　淡然并非輕視。他家中的書房設在安靜的閣樓上，樓梯邊有個書架，魯迅文學獎的證書和一尊從西北帶回來的銅駱駝擺件并立。“我進出書房時，一抬頭看見它，心里會想，這就是我付出的回報。我還要繼續下去，該怎么寫，照樣還怎么寫。”他說。

　　《紅駱駝》的創作源自偶然。王松受邀到中國核城（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代號四〇四廠）進行社會實踐活動。那里是中國核工業的起點，是一片在地圖上難以尋覓的區域。出發前，他并未預設創作目標，只是抱著收集素材的心態。可當他踏入當地那座特殊的博物館，目光觸及展廳里一字排開的銅像時，內心感到深深的震撼：鄧稼先、錢三強、郭永懷……那些在中國核工業史上如星辰般璀璨的名字，以銅像的姿態靜靜矗立，他們的眼神堅毅而執著，仿佛凝視著戈壁灘上的烽火與榮光。

　　座談會上，白發蒼蒼的老專家端坐席間，他們清一色是當年北大、清華、哈工大等頂尖學府的高才生，將人生最寶貴的時光悉數奉獻給了這片荒原。他們談起當年戴著大紅花奔赴戈壁的激情，談起因輻射導致的病痛，言語間滿是對這片土地的眷戀、對事業的堅守，以及對奉獻的坦然。這些復雜而真摯的情感，像一記記重錘，砸在王松心上。

　　回程前一天的黃昏，王松獨自走到河邊，看著大漠落日慢慢沉入地平線。“那是胭脂色的。”他回憶說，“我從未見過那種顏色的太陽。”

　　幾個月后的一天凌晨，在去往西沙群島的艦艇上，王松寫完《紅駱駝》的最后一個字，走上甲板看日出。戈壁落日的顏色與南海上的朝陽重疊，是一樣的胭脂紅。他忽然覺得，這或許就是命運的安排。

　　王松小說中最震撼人心的細節從何而來？他說：“用雙腳去尋找。”這個答案背后，是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在場”哲學。寫作對他而言，從來不是書齋里的想象游戲，而是一場用身體和心靈進行的雙重探索。他的“在場”，有時需要付出極大的堅持。多年前，為采寫發生在舟山群島的一樁舊案，他輾轉找到一位內心滿是掙扎的船老大。登上漁船后，因為暈船，他胃里翻江倒海，“把膽汁都吐出來了”，苦不堪言。整整三天，在搖晃的船艙里，他一次次與船老大推心置腹。看著眼前這位豁出命的作家，船老大嘆氣道：“你這個人，蠻拼的。”終于緩緩說出往事：一個背負命案的逃犯，在島上隱姓埋名，與他朝夕相處，情同手足；公安干警追來，他在情與法之間反復煎熬，最終選擇了指認；而那人后來在獄中寄信給他，言語間沒有怨恨，只有釋然，甚至說：“如果有下輩子，咱還做兄弟。”這些都成了王松小說的重要素材。

　　身處信息爆炸的時代，王松依然選擇奔赴遠方。這是他寫作的信條：“你必須真正深入并了解他們的世界，才有資格寫那些故事。”他常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一段話：當詩人甘果瓦向乞丐國王克洛潘介紹自己是一位詩人時，對方回應：“那不就是把人家的事情寫給人家看，還找人家要錢的人嗎？”這話像一根刺，扎在王松心里。他不想成為那樣的“詩人”，他要創作的，是必須親自走到、看到、觸摸到之后，生發出來的故事。

　　以文學連接天津與廣州

　　《橘紅》跨越百余年歷史

　　談起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橘紅》的創作，王松說：“它像一株植物，是慢慢長出來的。”這部連接天津與廣州、跨越百余年歷史的小說，是一場歷時三年、往返兩地二十余次的“自然孕育”。

　　一切始于花城出版社的約稿電話，希望這位北方作家以“外地人”的視角寫一部與廣州相關的小說。“讓一個北方人寫廣州，就像讓外地人寫天津，能寫出地道的、準確的感覺嗎？”王松擔心落入“歌頌城市”的窠臼，更怕自己難以真正理解嶺南文化。直到出版社表示“只需與廣州相關，無其他要求”，他才松了口：“就當是一場文化探險吧。”

　　動筆前，王松沒有急著搭框架，而是先讓自己沉入廣州近代百年的煙火里。至今他書房仍掛著津、穗兩地的大幅地圖，那是他查閱史料、標記地點的見證。哪條老街曾是百年前的商道，哪處建筑藏著一段往事，他都要在地圖上反復核對，找準歷史坐標，再親赴現場，尋找時光留下的痕跡。

　　每次赴穗，他都提前做足功課，到現場后，一頭扎進那些少有人留意的角落。沙面的斑駁光影、粵劇舞臺的婉轉唱腔、老藥鋪里的草木氣息、尋常人家的聲響，全都被他一一收入心底。后來，這部小說的責任編輯陳詩泳感嘆：“王老師，您知道的地方，比我這個廣州人還要多啊！”

　　“我似乎聽到了這株植物在我心里拔節的聲音。”王松這樣形容。他不急于把故事框定，而是想讓它像一團煙氣，飄成什么形狀，就是什么形狀。他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故事自會生長。果然，責編陳詩泳提供的信息，讓他在史料中有了意外發現：原來粵劇曾通過廣東商幫北傳，在天津的廣東會館登臺。這條真實的歷史“臍帶”，一下子將兩座城連了起來，也讓他心中模糊的構想驟然清晰。《橘紅》的魂，就這樣在一步一履、一頁一卷中無聲地展開了。

　　貫穿這部小說的兩條主線——粵劇與中醫，本就交織著王松與兩座城市的因緣。于廣州，是他少年時聽紅線女唱片的記憶，那軟軟的又帶勁道的咿呀之音，雖然詞句聽不懂，唱腔卻莫名印在了他心里。后來，王松在一本舊雜志上看到紅線女與馬師曾的合照，一代名伶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于天津，則是浸入生活的戲曲、曲藝滋養。他自幼聽河北梆子和評劇，那韻律早已成為他感知世界的底色。而中醫，則是他最大的愛好之一，也成了巧妙串聯天津與廣州的文化引線。

　　王松說，這次寫作帶給自己最珍貴的禮物，是讓他重新認識了天津。天津早點“左手拿大餅夾馃子、右手端一碗豆腐腦”的隨意、匆忙，對照廣州茶樓里“一盅兩件”（一壺茶配兩碟點心）以及“直落”（從早茶一直喝到下午茶）的精致、悠閑；河北梆子調門兒的高亢、激越，對應了粵劇意韻的婉轉、纏綿。這些具體的差異，讓他理解了天津獨有的氣質——那是由老城廂的煙火、租界區的洋派與工業區的厚重共同構成的一種雜糅而堅韌的生命力。

　　通過創作，王松不僅看到了津粵兩地的差異，更觸摸到了中華文化深處同源共流的血脈。甚至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場寫作之旅超越了小說本身，它讓這位曾經對故鄉有些疏離的寫作者，轉身成了這片土地的深耕者。而對天津那份曾經模糊的情感，也在一次次的離去與歸來、對照與凝視中，變得深沉、真切，終于落地生根。

　　今年，王松迎來了自己的“戲劇年”——《橘紅》被廣州話劇團改編為話劇，將于11月公演；《暖夏》與《紅駱駝》也分別被天津河北梆子劇院和北京曲劇團搬上舞臺。期待這位作家的文字在南北不同的劇場里同時生長。

　　對話王松

　　坐得冷板凳

　　以作品說話

　　記者：您經歷了從數學到文學的跨界，數學給了您怎樣的饋贈？

　　王松：最大的饋贈，是教會了我用數學的思維方式解析小說的敘事空間。寫小說光有激情和靈感是不夠的，尤其是寫長篇小說，必須有清晰的空間感和結構感，不能想到哪兒寫到哪兒。我舉個例子，拓撲學里有“同胚”的概念，簡單說就是像正方體、球體以及多面體這些形狀，不管外觀差別多大，它們內部任意兩點間的連線都不會超出這個物體本身。我把這個概念用在小說敘事里。當然，這些饋贈是我后來才領悟到的，當年學數學的時候，就只覺得是在“蹲監獄”。

　　記者：您如何看待時下流行的人工智能寫作助手？它會威脅到文學創作嗎？

　　王松：人工智能是工具，我認為不會威脅到真正的文學創作，因為它寫出來的東西沒有真正的文學價值。之前有過這樣的例子，用人工智能仿寫唐詩，平仄、格律、對仗，都很工整，挑不出毛病，但一眼就能看出來不是人寫的，為什么呢？因為缺少意境。詩的靈魂是意境，小說的靈魂則是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復雜反應。那種微妙、矛盾甚至帶著沖動的瞬間選擇，是一個人全部生命經驗的爆發，怎么模擬呢？

　　我覺得，用人工智能寫作的人，大多不是真心熱愛文學。文學的核心是創造，是你用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用自己的情感血肉，去鑄造一個獨一無二的世界，去塑造鮮活的人物。寫完一部作品后，那種發自內心的愉悅和成就感，是任何工具都替代不了的。當然，對于作家來說，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是不容置疑的。

　　記者：對于從事寫作的人，您會給他們哪些建議？

　　王松：想走寫作這條路，先問自己兩個核心問題：第一，你是不是真熱愛？第二，你是不是真適合？這兩點千萬別混為一談。熱愛是興趣，適合是天賦和適配度。比如說，我喜歡芭蕾，但我沒法上臺表演，個人愛好和職業所需的天賦、能力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一定要記住孫犁先生的話：“文學是一條寂寞之道，文學事業是寂寞者的事業。”你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得有長期耕耘的耐心，別被“一舉成名”的神話迷惑，那些看似光鮮的成績背后，全是看不見的廢稿與煎熬。還有一點要提醒朋友們：別急于自稱“作家”。作家不是職業，而是對創作成就的認可和稱號。踏踏實實地做個“寫作者”，用文字積累，用作品說話，而不要靠頭銜去撐場面，去炫耀。

　　（圖片由王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