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出現供強需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認識清楚驅動總供給和總需求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影響因素。從生產體系和供給能力角度看,“供強”是在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等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提升,打破原有供需平衡的條件下出現的。從市場環境和需求沖擊角度看,“需弱”是在世紀疫情嚴重沖擊、房地產深度調整、國際經貿環境深刻變化以及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等影響下,有效需求擴張速度跟不上供給擴張速度的條件下出現的,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供強需弱矛盾的產生主要歸結為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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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著力點。2026年1月1日,“津旅時光號”天津北站—北京站線路正式開通運營,旨在以“鐵旅融合”模式促進區域消費升級,推動京津文旅協同發展。圖為當日,旅客在列車上沉浸式體驗京津文化特色。 新華社記者 張帆/攝
第一,供強需弱矛盾的形成與長期以來公共資源配置模式和發展路徑相關。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生產能力相對滯后,地方政府在進行公共資源配置時偏向于擴大投資、提高生產能力,用于社會民生和居民消費的比例相對偏低。這種發展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推動了生產能力的快速提升,但由于內需增長未能實現同步,進而形成供需缺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國內產能通過世界市場得以消化,供需實現了階段性平衡。當然,這種主要依托外需實現的平衡,也是一種脆弱的平衡。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為0.5%,大幅低于歷史平均水平。我國是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外需空間的結構性收縮已經成為長期趨勢,但內需增長短期內還難以全面替代或彌補外需收縮產生的缺口,供需失衡從隱性轉為顯性。
第二,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對供給和需求實現新平衡造成影響。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必然經歷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依靠傳統要素投入、投資拉動增長的邊際效應會逐步遞減,投資和消費增速往往會持續回落,形成一個具有長期性、波動性的調整轉換期。我國當前正好處于這一關鍵轉換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大規模基礎性投資的范圍和規模隨之收縮,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部分傳統產業產量陸續達峰,投資下行直接影響就業崗位供給和居民收入增長。同時,以往在經濟追趕過程中形成的“重生產、輕分配”模式,導致居民收入增幅長期低于經濟增幅,近年來雖然逐漸平衡,但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另外,我國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居民消費需求開始由量向質轉變,但適應居民品質化、個性化需求的新產品創新應用和供給不足,加劇了供需結構性矛盾。
第三,人口、科技等基礎性因素發生深刻變化,對供需的調整和平衡帶來長遠影響。從人口因素看,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性特征,對宏觀經濟產生結構性影響,直接影響到供需關系的調整和平衡。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負增長或更深度老齡化會產生抑制社會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效應。從技術因素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其影響遠超以往技術變革,對供需平衡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人工智能及其驅動的產業創新,催生出全新的消費品類和業態,豐富了社會供給種類,不僅創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領需求的進一步擴張。也要看到,科技創新同時具有破壞性,會對舊有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平衡造成沖擊,甚至可能引發短期的經濟波動。比如,技術進步帶來的傳統就業崗位替代效應日益顯現,結構性就業矛盾更加突出,短期內對部分群體的就業收入帶來影響,進而束縛了需求潛力釋放。
來源:求是網
編輯: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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