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閻連科拿著117元退伍費回家，團長追到車站將他召回提干

1981年冬天，很多老兵提著灰布行李卷，站在各地軍站候車，臉上既有輕松，也有惘然。那一年，部隊開始大規模精兵簡政，一批批干部、戰士陸續脫下軍裝，回到地方。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軍旅就是一段結束了就翻篇的經歷，可也有例外。閻連科，正是在這一年，走到了命運的岔路口。

那時的他不過二十多歲，戶口在河南農村，家境清苦，文化程度不算低，卻沒什么拿得出手的“關系”。照一般人的眼光看，提干這條路，離他很遠。更要命的是，他干的還不是沖鋒在前的技術兵，而是一名寫報道、寫小戲的小文藝兵，在很多人心里，這樣的兵退伍了，頂多回去找個安穩工作。

有意思的是，后來人們提起閻連科，總愛從“獲獎作家”“軍隊作家”這些光環說起，反而很少再追問，那年冬天，如果濟南火車站那場“追人”，沒有發生，會怎樣。他會不會就此完全離開軍隊，從一個退伍老兵變成地方文化館里某個默默寫字的人，誰也說不準。

回頭看，之所以那一刻會有人追到車站把他叫回去，并不是偶然安排，而是多年前一串連著一串的選擇，悄悄堆出來的結果。要說清這件事，還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70年代末，那個農村青年紛紛“跳出農門”的年代。

一、從被燒掉的手稿，到踏進軍營的大門

1970年代中后期，恢復高考之前，很多農村孩子看書寫字，更多是憑興趣。閻連科年輕時，就喜歡在昏黃的油燈下寫東西，寫人、寫事，寫得頗上癮。據回憶，他曾經憑著一股憋悶在家中寫出一部長篇，厚厚一摞，足足三十多萬字。

遺憾的是，這部“處女作”最終沒能留下來。因為在母親眼里，那些稿紙不過是“胡思亂想”，既不當飯吃，還耽誤干活。一次爭執之后，手稿被一把火燒掉，火星亂跳，他那點早熟的文學幻想，也跟著熄了大半。對于一個出身貧寒的青年而言，現實問題擺在眼前：得想辦法養家，得想辦法走出那塊地。

1978年，改革開放的風剛剛吹起不久，參軍成了很多農村青年改變命運的路子。那一年，閻連科報名入伍，被分到濟南軍區某部當新兵。穿上綠軍裝的那一刻，很多人感到的是榮光，而對他來說，還有一種隱隱的慶幸：至少，從地里刨食的日子，暫時離遠了一些。

新兵連的日子并不輕松，早操、隊列、體能，訓練科目一項不少。閻連科個頭不算高，卻肯吃苦，射擊成績也不差。在連隊里，他并不是那種惹眼的“尖子兵”，卻一直悄悄把另一個習慣保留了下來——只要有空，他就鉆進圖書角、俱樂部翻書，文學作品、翻譯小說，只要能拿到手，都愿意看。

那會兒，部隊里的書資源有限，一本書要幾個人輪流看。有戰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這么愛看，將來怕不是要寫書？”閻連科笑笑，并沒接話。母親當年那把火燒得太狠，他自己也沒指望再走“寫作”這條看似虛無的路。

轉機出現在1979年。這一年2月，對越自衛反擊作戰打響，全國軍區都在動員備戰，濟南軍區雖然不是主攻方向，仍然進行了各項戰備調整。就在這一年，軍區內部對文化宣傳、文藝創作的重視程度也明顯提高，因為戰爭年代，對士氣的鼓舞，對戰事的宣傳，都離不開筆和鏡頭。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級點名抽調了一批有寫作基礎的戰士，到武漢軍區舉辦的小說創作學習班去“充電”。閻連科被排在名單里，時間不長，只有一個月，在別人眼里不過是一次學習機會，對他而言，卻是往后幾十年寫作道路的起點。

在武漢軍區學習期間，他第一次系統接觸小說創作的理論，第一次面對面聽到專業作家、軍隊創作骨干談結構、談人物、談敘事。那段日子，他白天聽課，晚上伏在桌上改稿，有時熄燈號吹過了還不肯停筆。短短一個月，他心里隱約明白了一個道理：之前那些偷偷摸摸寫下來的東西，原來并不完全是“胡鬧”。

學習班結束后，他帶著一摞筆記和幾個初稿回到原部隊，很快就試著往報刊投送了一篇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說。那會兒投稿全靠手寫或敲打鋼板，寄出去就像石沉大海，大多數人都不抱希望。沒多久，他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筆稿費——八元錢，夾在一封薄薄的信里。

在那時的軍營，這八元并不算巨款，卻夠買幾本書，再加點煙票。更重要的是，這代表著一種認可：外面的編輯、讀者，看到了這些字。有戰友打趣道：“你這筆錢賺得輕松。”閻連科心里清楚，這筆錢背后，是那么多年夜里一點點積累出來的東西。

部隊首長注意到了這件事。一個普通戰士的稿子能上報，對連隊、對部隊都是宣傳上的加分。不久，他被調到營部當報道員，主要任務就是寫通訊稿、寫簡報，也承擔一些文化活動策劃。表面上，他只是換了個崗位，實際上，訓練強度減輕了許多，為閱讀和寫作騰出了時間。

有意思的是，雖然從嚴酷的體能訓練中“抽身”出來，他的射擊成績并沒有落后，在連隊射擊比武中仍舊名列前茅。可在大環境下，誰都明白，他真正被看中的，是那支筆，而不是槍。

隨著稿件在軍內刊物上出現次數越來越多，他多次因宣傳工作成績突出受到表揚，兩度被記三等功，還在部隊黨組織的考察下，光榮入黨。對于一個出身普通農村家庭的青年戰士，這些政治和榮譽資本，在那個年代，確實能改變日后的許多道路。

二、精兵簡政的浪潮，車站的一聲“叫停”

時間很快走到1981年。這一年，對人民解放軍來說，是個關口。根據中央特別是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部署，部隊開始實行大規模精兵簡政。龐大的軍官隊伍需要壓縮，軍校畢業生數量又在增加，軍隊建設向現代化、正規化邁進，原來那種靠“老資格”“干得久就能提”模式，正在悄然改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普通義務兵提干，本就艱難。而像閻連科這樣，以文藝宣傳見長、又沒有專業軍校背景的戰士，要想走上軍官崗位，難度更是可想而知。部隊里私下議論很多，很多老兵都清楚：精簡意味著，大批干部要轉業到地方工作，有的單位甚至幾十號軍官一整批“下去”，更談不上從兵員里往上選人。

那年年底，提干的名額遲遲沒有閻連科的名字，他心理上多少有些預期：可能就到這兒了。辦理退伍手續時，他領到了一筆退伍費，一共117元。這在當時農村家庭眼里，絕不算小數目，夠一家人過一陣子，置辦點必需品。

退伍手續辦完，他提著行李，帶著這點錢，來到濟南火車站準備乘車返鄉。軍裝還穿在身上，但臂章、領花已經收妥，整個人說不上輕松，只是覺得，這幾年的軍旅就要畫句號了。

就在他等車的時候，車站外突然傳來一陣喇叭聲，一輛軍用吉普車急匆匆開進站口，引起不少旅客側目。車門開了，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所在部隊的團長。團長步伐很快，目光在人群中一一掃過，很快就確定了他的身影。

“閻連科！”團長喊了一聲，聲音帶著沖勁。他有些意外，提著行李迎上去。團長上前幾步，直接開門見山：“經上級研究，決定給你提干。你可以先回家考慮一下，不過要盡快給個回音。”

這種場景，說實話，在普通戰士的經歷中并不多見。精兵簡政的大背景下，“臨時改變決定”更顯得不太尋常。閻連科沉默了片刻，站直身子，向團長敬了個軍禮：“團長，我會考慮清楚的。不管怎樣，謝謝組織和部隊的信任。”

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點上，突然改變對他的去留安排？事情的根子，早就埋在前一段時間的文化活動之中。

在退役前不久，他受命為武漢軍區編寫了一個獨幕話劇，劇名叫《二掛鞭》。這出戲以兵營生活為背景，節奏緊湊、矛盾集中，把普通戰士的性格、情感刻畫得有棱有角。作品被推薦到軍隊文化匯演中，最終在北京舉辦的演出中獲得了一等獎，在軍內引起不小反響。

得獎之后，軍區文化部門的同志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些盤算：這樣有創作能力的兵，如果就這么放回地方，有些可惜。于是有人向上級建議，能否在精減調整中，為文藝骨干爭取少量提干名額，既為部隊留住人才，也有利于長遠的文化宣傳工作。

在這樣一來一回的溝通中，提干名額里，終于騰出一席給這位寫劇本的戰士。只是程序走完的時候，人已經領著退伍費到了火車站。于是便有了這輛吉普車快馬加鞭追到站臺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團長并沒有當場要求他立刻表態，而是給出一周時間，讓他回家琢磨。軍隊講紀律，更講程序，這樣的“緩沖期”，既是對個人選擇的尊重，也體現了當時一些基層指揮員對人才流失的隱憂。

那一周，對閻連科來說，并不好過。

三、在父親病床和軍裝之間做決定

回到河南老家時，冬天的冷氣已經滲透進昏暗的屋子。閻連科推開門，看到的是父親瘦弱的身影——多年勞累，又加上身體底子本來就差，老人的臉上透著病氣。家里條件沒什么改善，幾件舊家具，一些糧食，收拾得干干凈凈，卻遮不住窮。

看到兒子回來，父親雖然高興，卻也一再叮囑：“在部隊挺好，別老想著回來受累。”話說得簡單，卻戳在心上。那一刻，留下來照顧父親，還是回到部隊繼續穿軍裝，成了必須面對的選擇。

說實話，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并不懷疑。通過幾年的鍛煉，他已經能在軍報、刊物上發表作品，拿到稿費。哪怕離開軍隊，只要繼續寫，日子未必過不下去。身邊也有人說：“現在社會慢慢開放，寫東西的機會多，回地方可能更自由。”

縣城郵電局工作的姐夫趕回家后，卻給了完全不同的建議。姐夫算是家族中較早進體制單位的人，對當時社會環境看得更清楚一些。他耐心勸道：“不管寫得多好，先把軍隊這條路站穩。提了干，身份就不一樣了。有了這層經歷，以后你寫什么，別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樣。”

在那個年代，軍官身份的含金量不必多說。穩定的工資、清晰的晉升路徑，還有在地方干部眼中的特殊地位，都不是一筆小賬。更重要的是，姐夫看得明白：文學創作終究是個變數，而軍旅經歷，對今后任何題材的寫作，都是難得的素材來源。

有人說，選擇很難，其實難的是兩邊都有牽掛。一邊是病弱的父親和貧窮的家庭，一邊是已經打開了一條縫的軍旅發展道路。閻連科在那幾天里來回權衡，既想留下照顧父母，又不愿輕易放棄好不容易爭來的機會。

“你別太顧慮我。”父親在床上緩緩說了句，“部隊要你，是好事。”短短幾句話，帶著老一輩農民簡單卻踏實的想法。對他們而言，穿軍裝是出息，提干更是光宗耀祖。

在各方勸說下，他終于做出決定：一周期限未到，便再次踏上返程，趕回了部隊報到。這一回，他不再是普通義務兵，而是一名正式的基層干部。對于當年的很多戰友來說，能在精兵簡政時逆勢提干，多少帶著幾分“幸運”的味道，但靠近一點看，就會發現，這份幸運背后，是多年積累的寫作實力和一次次恰到好處的投入。

提干之后，部隊領導對他更為重視，安排他在文化宣傳崗位上繼續發揮專長。軍營生活依舊有節奏、有紀律，但他的視野明顯更開闊了，接觸到的會議、演訓、人物，都比以前豐富得多。

幾年后，他與一位條件不錯的女孩結婚，家庭逐漸穩定下來。事業和家庭都走上正軌，這使他在創作時，既有現實依托，又有情感支點。不得不說，人到這個階段，心氣更穩了許多，寫起東西來也更有耐力。

四、從中篇首發到軍旅寫作的厚度

進入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發生了很大變化。各類文學刊物增多，“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此起彼伏，軍隊文學在其中占據一塊獨特的位置。許多軍旅作家開始用小說、報告文學、散文記錄改革開放初期軍隊內部的變革和普通官兵的命運。

在這樣的環境里，閻連科的創作逐漸走向成熟。1985年前后，他經過多次投稿、退稿、修改、再投，終于發表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篇幅比短篇要長得多，結構要求也更高，對一個從基層報道員起步的作者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這篇中篇在雜志上登出后，他拿到了800元稿費。這筆錢在1980年代中期絕對算是一筆“大收入”，相當于當時一名普通職工大半年的工資，足夠一家人改善生活。家里人聽說后，既驚訝又欣慰，鄉親們甚至有點不敢想象，“寫字”竟然能掙這么多錢。

更重要的是，這次成功讓他徹底確認了自己的方向：文學不再只是興趣，而是可以長久耕耘的一條路。軍隊給他的，不僅是身份和穩定生活，還有源源不斷的題材。戰士的命運、基層的困頓、改革中的矛盾，都成了他筆下可以觸及的對象。

此后幾年，他不斷在各類刊物上發表作品，有短篇，有中篇，有的以農村為背景，有的寫軍營，有的則以個人記憶為線索。文字風格逐步形成一個鮮明特征：不回避苦難，也不輕易美化現實。他筆下的人物經常在逼仄的環境中掙扎，卻又帶著某種倔強。

到了1990年代，他的創作視野進一步拓展，《黃金洞》《年月日》等作品相繼問世，開始在更大范圍引起討論。這些作品把鄉村、記憶、戰爭、現實揉在一起，既有現實主義的鋒利，又帶有強烈的個人化表達。有人覺得他的作品“難讀”，但很難否認，這種文字有力道。

2004年，他離開部隊，結束了二十多年的軍旅生涯。離開軍隊的原因，涉及一些具體背景，不少報道用“特殊原因”帶過。無論如何，脫下軍裝之后，他仍然延續著那種緊繃而犀利的寫作姿態，只是創作重心從軍旅內部，逐步移向更寬廣的人間現場。

2009年，《我與父輩》整理成書，在同濟大學舉行新書首發時，現場不少讀者都提到一個感受：書里寫父輩的苦、寫家族的命運，不夸張，不煽情，卻讓人讀著難受。負責打印初稿的工作人員甚至在短信里說，邊打印邊看，一邊看一邊掉眼淚，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平日對父母有多少忽視。

這本書后來在高校、城市讀者群體里引發了不少討論。一位復旦附中的女學生接受采訪時坦言，看書的時候哭了好幾回，看完對和父母的相處有了新的想法，特意買了兩本，一本給自己，一本送給父母。這樣的反饋，從側面印證了一個事實：他寫的那些關于父輩的故事，穿過了年齡的界限。

不得不說，這種沖擊力，很難脫離他的出身和軍旅經歷來理解。貧窮、疾病、代際隔閡、時代轉折，這些元素在他的人生中都不是抽象名詞，而是實實在在經歷過的情境。加上多年軍營生活的磨礪，他看問題的角度更加冷靜，也更加注重細節。

多年來，他的作品在國內外屢獲獎項。曾獲得卡夫卡獎，作品多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在文學圈內部，不少作家對他的評價很高。劉震云曾評價，如果莫言能拿諾貝爾獎，從寫作實力看，閻連科也具備這樣的可能。王朔談到“寫苦難”的能力時，說過一句話，大意是閻連科寫苦難，比余華還要讓人心里發緊。

這類評價當然帶著個人主觀色彩，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他在同行眼里，確有不同凡響之處。尤其在處理農村苦難、戰亂記憶這些題材時，他敢于觸碰一些隱痛，卻盡量避免用口號替代細節。

比較矛盾的是，正因為這種銳利，他的一些作品在國內出版傳播過程中屢遭限制，甚至被貼上“敏感”“禁書”等標簽。與此同時，高強度的長期寫作也對他的身體造成了消耗，健康狀況出現問題。有報道提及，他長期處在高壓創作狀態，睡眠不足，疾病連帶而來，這些代價外人很難看見。

再回到1981年那輛吉普車追到濟南火車站的情景，很多人可能會有這樣的感慨：一名退伍老兵被臨時叫回部隊提干，看起來故事性很強，很有戲劇感。可如果把這件事放在他幾十年的人生和創作之中作為一個節點，會發現它既不是傳奇式的“天降機緣”，也不是憑空砸下來的“恩賜”。

他自己在不少訪談中提過，那年如果堅持留在家鄉，不回部隊，也許一樣會寫，一樣會步入文學圈。但軍旅生活塑造了他的視角，讓他在面對父輩、苦難、戰爭這些沉重主題時，能保持一種既冷靜又不失溫度的態度。某種意義上，那117元退伍費，是一個暫時的句點，而車站那一聲“叫停”，則把這個句點擦掉，改寫成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逗號。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場車站相遇，他的人生軌跡是否完全不同，這個問題永遠找不到確切答案。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那個精兵簡政、人事驟變的1981年冬天，軍隊和他本人都做出了一次不算輕松的選擇。這次選擇，一頭連著一個農村家庭的命運，一頭連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軍人作家的成形過程。

在許多回憶材料里，1981年常常被簡單歸納成“他被召回，提干成功”這樣一句話。可是沿著時間線把前因后果串起來，會發現，那一年不只是政治待遇上的轉折，更是一個創作者人生重心的定向——從此，他既是軍官，也是作家。軍裝里的那支筆，不再只是愛好，而成為貫穿其后幾十年寫作生涯的一條硬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