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知文：法無解釋不得適用，歷史解釋大有“用武之地”

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作者楊知文。視頻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谷曉丹(3:09)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5年度十大論文已出爐，議題既有對智能社會、大模型價值對齊、AI時代的教育、未來“社會學”等前沿問題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財政與市場等重要問題的分析，也有國家安全、藝術之美、厚實認識論、法律歷史解釋等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探索。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遴選出130篇年度論文，是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一次創新探索。以無申報、廣覆蓋、同行評價+智能輔助的評價方式，將上海學者每一年度在多學科領域的關注議題與研究熱點推向全國。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AI時代的社會治理和學術研究，社科學者如何從理論、知識和方法上去創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法不解釋不得適用”指的是抽象的法律條文，只有經過解釋，才能在具體個案中發揮真實而有效的規范功能。制定法本身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當這些規范被適用于具體案件時，往往會與案件事實、具體情節之間產生一定的“縫隙”。正是由于這種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張力，法律解釋成為連接制定法與個案裁判結果的關鍵環節。

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歷史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價值受到關注。在上海社聯2025年年度論文《制定法歷史解釋的論辯效力及其作用限度》（原載《法學研究》2025年第1期）中，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楊知文認為，在我國科學立法和民法立法不斷增強的背景下，隨著司法裁判說理的推廣及其對制定法解釋論證的重視，歷史解釋必將大有用武之地。

司法作為國家解決社會糾紛的重要方式，其說理對象不僅是案件當事人，也包括法律職業共同體及廣大社會公眾。在社會民主程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當事人和公眾不再滿足于僅獲得一個裁判結論，更希望理解該結論所依據的理由。楊知文認為，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能力，既指向案件當事人，也指向法律職業共同體，更指向整個社會公眾。在司法改革的推動下，裁判結果的可接受性和正當性，已成為衡量司法公正與否的重要標準。因此，研究歷史解釋不再只是“是否有用”的問題，而是“如何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裁判理由”的問題。

研究歷史解釋具有現實意義

澎湃新聞：制定法歷史解釋為何長期未得到重視？研究這一解釋法有何重要現實意義？

楊知文：歷史解釋是指在解釋制定法規范時，注重發掘和運用立法當時的歷史資料——包括立法理由書、立法草案、立法過程記錄等——以此來探求立法者的原意，并據此確定法律條文的真實含義。它并非否定文義解釋的優先地位，而是在文義解釋難以完成解釋任務時，作為進一步的解釋方法介入。

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合憲性解釋等，都已發展出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和討論框架。然而，歷史解釋在論證效力、運用邊界及其作用限度等方面，長期未能得到充分探討。從時間上看，歷史解釋在19世紀曾有過較快發展，這與當時強調立法者意圖的主觀解釋取向密切相關。但隨著現代法治尤其是現代形式法治的發展，脫離法律文本、轉而依賴歷史資料進行解釋的做法受到質疑。

從法律方法論的一般原理看，文義解釋具有優先性。法治首先是規則之治，而成文法國家的規則主要體現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文本。因此，在解釋法律時，必須首先從條文的文字含義出發。只有在文義解釋之后，仍然存在理解困難、歧義或多重解釋結論的情況下，其他解釋方法才會被進一步引入。相比之下，歷史解釋需要借助法律條文本身之外的材料，如立法背景、立法理由書、立法草案等，這使其在強調文本中心主義的現代法治語境中，長期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

不過，隨著法律論證理論的發展，法律解釋方法不再僅僅被視為得出結論的技術工具，而更多被理解為，為裁判結論提供理由、增強裁判正當性和可接受性的論辯方案。在這一趨勢下，學界對法律解釋方法的關注，逐漸從其單純的實用功能，轉向其論辯功能和說理價值。如今，歷史解釋不再只是“是否有用”的問題，而是“如何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裁判理由”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中，已經明確建議法官運用立法資料，采用歷史解釋方法，來論證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結果的可接受性和正當性。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能力，既指向案件當事人，也指向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整個社會公眾。這種面向多重受眾的說理要求，正是歷史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在當代司法中受到重視的重要社會背景。在這一過程中，司法判決的正確性、權威性仍然是基礎，但在司法改革的推動下，裁判結果的可接受性和正當性已成為衡量司法公正與否的重要維度。

歷史解釋如何發揮論辯效力

澎湃新聞：以物權糾紛類案件為例，原告某地產公司訴請法院確認其開發的小區項目附屬會所的產權。在這一案件中，按文義解釋或歷史解釋會如何影響判定結果？

楊知文：這一案件的基本事實是，某開發商開發住宅小區時，建設了一處會所，用于娛樂經營或超市經營等商業用途。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后，業委會認為，該會所屬于小區公共財產，應當作為公共場所或公共設施移交給業主委員會統一管理。但開發商拒絕移交該會所，由此雙方產生分歧并訴至法院。需要說明的是，該案發生在《民法典》實施之前，適用的仍是原《物權法》。

業主委員會的主張，依據的是《物權法》中的相關規定，小區內的綠地、道路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公共設施，依法應當歸業主共同所有。從文義上看，這一條文中的“其他公共場所、公共設施”表述較為寬泛。如果單純按照文義解釋，會所很容易被理解為公共場所或公共設施的一部分，從而應當歸業主委員會所有。因此，業主委員會認為開發商未移交會所構成侵權，并主張會所的所有權應歸業主共同所有。而開發商則認為，會所屬于其自行投資建設、用于盈利的經營性設施，不應被認定為公共場所或公共設施。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法院并未止步于文義解釋，而是進一步查閱了《物權法》制定過程中的相關歷史立法資料。通過對立法資料的梳理，法院發現，在當年《物權法》草案的討論過程中，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曾就征求意見稿中“公共場所、公共設施”的范圍作出過明確回應。該回應專門提及會所問題，并明確指出，會所屬于開發商掌握的營利性場所，不宜作為建筑物的附屬公共設施或公共場所歸業主所有，因此，草案中關于“會所”的規定可以刪除。也就是說，立法過程已特地把會所排除出建筑物附屬公共場所、公共設施的范圍。

這一立法資料表明，立法者在制定《物權法》時，并非未考慮過會所問題，而是經過討論后，有意識地將會所排除在物業公共設施和公共場所之外，明確其作為開發商自行掌控的經營性資產。法院正是依據這種歷史解釋，認定《物權法》中關于“綠地、道路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公共設施”的規定，并不包含會所在內。最終，法院判決開發商享有該會所的所有權。

因此，不同解釋方法，會產生不同論辯效力及其對裁判結果的影響。如果僅采用文義解釋，會所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公共場所或公共設施，從而歸業主委員會所有；而通過歷史解釋，結合立法資料對立法原意的考察，則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該案充分證明，歷史解釋通過還原立法者當時的意思選擇和價值判斷，為存在爭議的法律條款提供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最佳答案”。這也正是歷史解釋在當代司法裁判中不可忽視的論辯價值所在。

澎湃新聞：在“噴泉著作權糾紛第一案”中，如何運用歷史解釋方法確定著作權法對爭議焦點的實際旨意？

楊知文：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某風景區未經授權，直接拿用了另一地區設計的音樂噴泉噴射設計，并在景區內進行播放使用。音樂噴泉原使用方認為，該行為侵犯了其著作權，遂向法院提起訴訟。案件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音樂噴泉的噴射效果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如果被認定為作品，則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果不屬于作品，則應作其他法律評價。

從根本上看，該案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理解著作權法中“作品”的含義。該案發生時，適用的是修訂前的《著作權法》。《著作權法》在界定“作品”時，采用的是“定義加列舉”的立法模式。一方面，通過條文對“作品”作出概括性定義；另一方面，以列舉方式明確若干具體作品類型。不過，音樂噴泉的噴射效果,并未被明確列入法定作品類型之中，這也正是爭議產生的關鍵所在。

在解釋音樂噴泉噴射效果是否屬于作品時，法院并未僅限于文義解釋，而是進一步查閱了《著作權法》制定時的相關歷史立法資料。我國在制定《著作權法》并規定作品定義及其類型時，曾參考國際公約《伯爾尼公約》。通過對當年參照《伯爾尼公約》立法背景和理解的考察，法院最終認定，音樂噴泉的噴射效果應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該案表明，歷史解釋在司法裁判和糾紛解決中，能對制定法條文產生重要的論辯效力，彌補單純依賴文義解釋或其他解釋方法可能帶來的不足。

澎湃新聞：從運用歷史解釋方法的現實條件看，其論辯效力的發揮存在哪些局限？從長遠發展看，歷史解釋有何“用武之地”？

楊知文：從實踐角度看，歷史解釋的運用高度依賴立法歷史資料，例如立法草案、立法說明書、立法理由書等能證明立法原意的文獻。因此，相關歷史資料是否能被充分、便捷地獲取，成為歷史解釋能否順利運作的關鍵現實條件。如果立法理由書的隨附制度、公開制度或合理使用制度不成熟，僅憑零散、有限的立法資料，歷史解釋的運用勢必會受到嚴重制約。

不過，近年來，隨著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不斷增強，立法理由書的編制與公開程度逐步提升，立法資料的獲取條件正在持續改善。可以預期，伴隨立法制度的不斷成熟發展，立法理由書的公開與查詢機制將更加完善，從而為歷史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未來，歷史解釋的“用武之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不斷強化。當前，中國司法改革正持續推進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規范化和體系化，要求裁判文書不僅要“得出結論”，更要“展示理由”。與以往判決書主要羅列案件事實和適用條文、直接得出結論的做法不同，當前的判決書不僅需要指明適用的法律依據，還需要對所適用條文的含義進行充分、具體的闡釋。在這一改革趨勢下，判決書將越來越詳盡，法官需要系統論證裁判結論所依據的法律理由。如何證明某一案件中所適用法律條文的具體含義，已經成為司法裁判不可回避的現實需求。在這一過程中，以立法史和立法意圖為依據的歷史解釋，必然能發揮其獨特作用。

二是法典化進程的持續推進。隨著《民法典》的頒布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環境法、教育法等領域的法典化正在穩步推進，我國各部門法的法典化趨勢在不斷加強，在以成文法為主要法律淵源的法治體系中，法律的適用與法律的解釋高度交織，甚至可以說“適用法律即解釋法律”。當法律解釋成為法律適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需要以明確、可展示的方式作為裁判理由呈現時，歷史解釋的運用頻率和現實價值勢必不斷上升。

要關注人工智能參與法律解釋

澎湃新聞：如何構建法學研究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楊知文：關于如何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對法學來說，關鍵在于立足中國法治實踐、回應中國社會現實問題，尤其是應將中國法治實踐中的經驗與問題，轉化為具有學術意義的研究問題。一個可能的實現路徑是，把中國法治實踐中的具體情境，上升為可以展開理論分析的學術議題。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對既有法學原理的創造性闡釋。

很多來自其他國家、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學理論，本身屬于人類共同的知識財富，關鍵在于如何結合中國實踐進行本土化解釋，使其真正服務于中國法治的發展。

澎湃新聞：當前，您在所在領域的學術研究中存在怎樣的困惑？2026年，您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楊知文：從事學術研究，困惑幾乎是常態。以我的專業領域法理學為例，這是一個偏重抽象思考的領域，因此如何實現原理與實踐的結合、理論與具體場景之間的貫通，一直是我在研究中反復會面對的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我也會經常向司法實務界的同仁，尤其是一線法官學習，了解他們的裁判思路以及在具體案件中面臨的現實難題，通過這種方式來反思和回應自身研究中的疑惑。

進入2026年，我的研究仍將主要圍繞司法裁判理論和法律方法展開。第一，我會繼續深化此前關于歷史解釋的研究，對其中一些尚未充分展開的細節問題另行撰文，作更系統地討論。第二，我會重點關注數字時代法律方法與傳統法律方法之間的差異，這是我接下來計劃持續推進的重要研究方向。第三，我還將從法律邏輯、法律解釋和法律論證等角度，關注制定法適用統一如何實現的問題。統一司法裁判標準、推進法律適用的統一，是近年來司法改革反復強調的目標，從法律方法論的層面加以研究兼具理論和現實意義。第四，結合自身的工作背景，我也會繼續關注與司法實踐相關的法律職業倫理問題。

其中，數字時代的法律方法，尤其是人工智能對司法的影響，是近年來的重要議題。我主要關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思維、法律方法，例如法律解釋在法律適用中的作用。傳統上，我們更多關注的是法官如何運用法律條文，通過解釋方法將規范適用于具體案件事實。為此，我也計劃圍繞數字時代的法律解釋、法律推理展開系統探討。例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司法輔助工具的情況下，人工智能如何進行法律解釋，如何模擬人類的法律推理過程，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當人工智能參與法律解釋，尤其是涉及歷史解釋時，問題就不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而不可避免地進入價值判斷領域。立法歷史資料本身不能被絕對化，如何在尊重立法原意的同時回應當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是需要謹慎權衡的問題。人工智能在資料檢索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例如快速查找立法理由、立法沿革、典型判例等，這無疑有助于提升歷史解釋的運用效率。但關鍵不在于“找得到”，而在于“如何理解”和“如何使用”。如果人工智能的介入反而削弱了原本應有的確定性，將人類可控的解釋過程變得更加不可預測，這顯然不符合司法裁判對正當性和穩定性的基本追求。因此，如何在法律方法和法理學層面，為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運用提供規范性基礎，使其在正當性和可接受性上經得起檢驗，是我目前仍在持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