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時間軸撥回1949年，這時候的新政權剛站穩腳跟，滿眼看去，到處都需要重建。
這事兒乍一聽挺輕松，其實水深得很。
要知道，那會兒擺在桌面上讓大家選的，可不是咱們現在張嘴就來的“四大名著”，而是民間傳了好多年的“六大奇書”。
除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四位爺，還有兩部大塊頭也在候選名單里——《金瓶梅》和《儒林外史》。
可誰也沒想到，最后拍板定案的時候，這兩部書被毫不客氣地劃掉了。
這背后的賬本，當初到底是怎么盤算的？
要是能穿越回那個特殊的節骨眼，你會發現，這壓根就是一場關于“怎么活下去”和“怎么帶隊伍”的精密計算。
要想搞懂1949年的這次“大瘦身”，咱們得先扒一扒這“六大名著”是怎么湊一塊兒的。
說白了，這中間就是幾百年來，讀書人和市場互相較勁的過程。
最早喊出“四大奇書”這個詞兒的，是明朝一個叫王世貞的人。
這人是個老派的讀書種子，他心里的“四大”，調門起得極高，還得透著雅氣：除了《水滸傳》和《西廂記》，另外兩本居然塞進了《莊子》和《史記》。
在他眼里，寫小說要是沒點哲學味兒和歷史感，那都不叫書。
可這套書單，老百姓壓根不買賬。
后來到了馮夢龍手里，這老兄直接把桌子給掀了。
馮夢龍是干嘛的？
他是那個年頭最懂“人氣”的大作家。
他覺得王世貞那套玩意兒太端著了，根本推不開。
于是，馮夢龍給出了他的路子：把那些讀起來費勁的《莊子》《史記》踢出去，把老百姓最愛聽的《三國演義》和描寫市井日子的《金瓶梅》拉進來。
這一改，簡直絕了。
從此，“奇書”不再是書房里的擺設，成了茶館酒樓里大家伙兒聊天的作料。
日子一天天過，到了清朝，這名單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橫空出世，原來的“四”字早就裝不下了。
在清末民初那種兵荒馬亂的歲月里，大家心里的單子慢慢變成了“六大奇書”。
這六部書，陪著中國人熬過了最黑的那段日子，算得上那時候的精神干糧。
可偏偏到了1949年這個路口，歷史的車輪拐了個大彎。
做減法的第一刀，砍向了《金瓶梅》。
這本書寫得好不好？
沒人敢說不好。
論寫實功夫，它是祖師爺級別的。
可是在1949年的決策者眼里，這本書有個要命的硬傷。
大伙兒第一反應肯定是：因為里頭有“那點事兒”。
沒錯，書里那些直通通的男女之事描寫，在那個風氣還挺保守的年代，直接就被貼上了“黃書”的標簽，跟當時提倡的新風尚完全不對路。
但這只是面上的理由。
要是往深里琢磨，你會發現，決策者算的是一筆“社會成本賬”。
《金瓶梅》的底色是啥？
是欲望，是貪心，是透到骨子里的世態炎涼。
書里那幫人，從西門慶到潘金蓮，為了自己的那點私利，啥壞事都干得出來。
它把人性的丑把戲全抖摟出來了，可沒告訴你該咋辦；它把社會的黑窟窿指給你看，卻沒點亮一盞燈。
這就好比給一個在重癥監護室搶救的病人，塞給他一份“人類死亡率統計表”。
這表真實嗎？
真實。
但這會兒有用嗎？
不光沒用，搞不好病人看了直接就把氧氣管拔了。
1949年的中國，剛從戰火里爬出來，社會架子要重搭，人心得往一塊兒聚。
這時候，國家最缺的是啥？
是《水滸傳》那種不服輸的勁頭，是《三國演義》那種家國天下的胸懷，甚至是《西游記》里打怪升級的樂呵勁兒。
唯獨不需要《金瓶梅》這種“看透了、沒意思”的頹廢感。
當時要是留著《金瓶梅》，把它捧上天，不光給后來的“掃黃”工作出了個大難題，更要命的是，它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把那個時代最金貴的“建設熱情”給泄掉。
所以，把《金瓶梅》拿掉，不是因為不懂行，而是因為在那個起步的節骨眼上，社會的純潔度和心氣兒，比一部小說的江湖地位更要緊。
這筆賬，算的是“人心往哪兒走”。
如果說《金瓶梅》出局還在大伙兒意料之中，那《儒林外史》的落選，可就讓不少人摸不著頭腦了。
這本書沒那些亂七八糟的描寫，也不搞封建迷信，就是一本火力全開的諷刺小說，專門揭科舉制度的老底。
按理說，批判舊制度，這不正是新社會急需的嗎？
且慢。
決策者翻開書一看，味道不對。
吳敬梓筆下的那個“儒林”，就是個充滿了假招子、勢利眼和扭曲心理的大染缸。
那些讀書人，嘴上全是仁義道德，肚子里全是男盜女娼。
為了當官發財，人性這東西能扭曲成啥樣，書里寫絕了。
這確實是批判。
可問題是，這種批判帶著一股子強烈的“負能量”。
書里的氣氛壓得人喘不過氣，里頭的人活得空虛得很。
讀完這本書，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感覺：讀書有啥用？
知識分子全是裝的，奮斗全是笑話。
再看看1949年的大環境。
建國初期，到處是爛攤子。
國家急需大把的人才，急需知識分子挽起袖子去搞建設。
這時候，要是大張旗鼓地推《儒林外史》，讓老百姓覺得“讀書人沒一個好東西”，讓知識分子覺得“追求功名就是同流合污”，這對社會心理得造成多大的沖擊？
那個年代，受夠了苦的中國人，太需要一點“陽光”了。
他們要的是那種提氣的東西，是對好日子的盼頭，而不是對過去的全盤否定和冷嘲熱諷。
相比之下，《紅樓夢》雖然也是悲劇，也罵封建社會，但它好歹歌頌了干凈的愛情，塑造了像賈寶玉、林黛玉這樣敢反抗的年輕形象。
它讓人在悲劇里看到美是怎么碎的，從而生出一股子要改變的勁頭。
而《儒林外史》，太冷了。
在那個需要“熱火朝天”搞建設的年頭，一部讓人心里發涼、甚至可能引發對知識分子階層信任危機的作品，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這筆賬，算的是“社會的士氣”。
這時候再回頭看最后定下來的“四大名著”，你會發現，這絕不是抓鬮抓出來的。
《三國演義》講的是腦子和統一，合上了大國治理的路子；《水滸傳》講的是官逼民反，跟革命斗爭的群眾基礎對上了號；《西游記》講的是打怪除妖，那是戰勝困難的樂觀主義；《紅樓夢》講的是舊制度爛透了必然要完蛋，給社會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這四部書，不光寫得好，關鍵是它們在那個特定的檔口，能提供正向的、積極的，或者至少是那種有深度批判現實意義的精神力量。
這并不是說《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就不行。
事實上，隨著日子越過越好，社會心態也成熟了，這兩部作品的學術地位和出版空間早就回來了。
他們舍掉了露骨的欲望和冰冷的嘲諷，選了熱血、抗爭、智慧和深情的反思。
這種取舍，在當時看來可能有點狠，但放在歷史的長河里看，卻是一種為了國家能活下去、能發展好的理性決斷。
畢竟，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先得讓人心里有了光，腳下才能踩出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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