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彬：紅學建設與《紅樓夢》普及

本文轉自“河南省紅樓夢學會”，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近二三十年來，在后現代主義、“解構”理論的影響下，經典作品和經典作家遭遇了空前未有的“解構”，曹雪芹與《紅樓夢》也未能幸免。不久前兩地“讀者”調查竟然將《紅樓夢》列為最不想讀的“名著”之一，甚至居排行榜之首。或許因為如此，主流報刊大聲呼吁閱讀經典、普及經典。面對如此形勢，紅學研究界是集體失語還是責無旁貸，這是一種嚴肅的考驗：空話、大話、不關痛癢的套話，乃至睜著眼睛說瞎話，必將受到世人的抨擊、唾棄。那些真正喜歡閱讀經典者翹首以待，希望紅學研究者拿出自己的研究著作、普及性極強的作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作為經典的《紅樓夢》的必讀性和可讀性。

近年來有些人時不時地指責說紅學界對《紅樓夢》普及不重視，我覺得很多很多的紅學出版物都可以證明這純粹是一種“攻擊”性的話語，是無的放矢。

八十年代以后，紅學界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紅樓夢》新的校訂本，以脂本、程本為底本的校訂本出了多少？幾千萬冊！如果加在一起的話，上億冊。這個普及工作力度大不大？是不是紅學界來做的？為什么要抹煞這個事實呢？這個普及是新媒體能夠代替得了的嗎？我認為，有些批評不是實事求是。197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成立以后校訂了新校本，前年發行量達到400多萬冊，現在已經進行第三次校訂，馬上又要出版。出了普及版的《紅樓夢》校注本之后又出版了《紅樓夢》的匯校本、《紅樓夢大辭典》、《紅樓夢稀見資料匯編》，難道這不是普及？一些專家寫了《紅樓夢十講》（邢治平）、《紅樓夢小講》（周汝昌）、《紅樓夢入門》（蔣和森）、《紅樓夢導讀》（鄧云鄉）和許多讀者熟知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蔡義江）、《紅樓夢詩詞解析》（劉耕路）及《紅樓風俗譚》《紅樓夢識小錄》（鄧云鄉）、《紅樓夢小考》（陳詔）、少兒版《紅樓夢》校注本（林冠夫）等等，這些讀物算不算普及？

我認為，要重視從事研究的學者十年辛苦、二十年辛苦真正送給大眾普及的東西。不能視而不見。

張俊先生與他的弟子們評注的《新批校注紅樓夢》剛剛出版，這又是向大眾普及的一個“新品種”。當然，這部校注評點本還有很多需要加以改進、修改的地方。以我初讀的印象，它或更適合大學教師——特別是那些講授《紅樓夢》的教師參考，與更多普通讀者的“普及”要求還隔一層。我想，在此基礎上可以修改、壓縮評注的內容，可能更適合大眾的閱讀訴求。盡管如此，它畢竟是一個“新品種”，是經過埋頭苦干十五年才拿出來的“新品種”，是一部經得起推敲的“新品種”。它再一次證明，所謂的“主流”紅學，他們做了大量的、不同層次的普及工作。不要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爭論，就抹煞紅學研究的貢獻。我認為抹煞、歪曲都是不公平的。

此外，可將這部《新批校注紅樓夢》放在兩個坐標中去評論它的出版意義。第一個坐標即程乙本出版史坐標。因為，從新世紀以來，在脂本被廣泛推崇的情況下，特別是程高本成為批判對象之后，只有張俊先生與他的弟子們對程甲本、程乙本還在繼續努力。這應該說是非常有眼光的。第二個坐標即評點史坐標。這部新評本《紅樓夢》與過去出版的程乙本、程甲本相比較，評批的思考、評論，使我對《紅樓夢》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很多過去不清楚的地方，也得到了一些答案。評點者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把思維空間拓展到全書。我覺得，這對讀者大眾來說非常有意義，特別是在《紅樓夢》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存在巨大爭議的情況下，讀者會從該書后四十回的評批中得到新的啟示。這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兩個坐標來看，應該說，張俊先生和他的團隊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這些年來一些紅學文章乃至某些“專著”，不少是在施展“搬運術”或是“爛燉回鍋菜”（不是“回鍋肉”），破壞了學風，有的甚至是踐踏學術規范。當然，高明一點的有頭有臉的“家”們多是“自戀”式述說自己“過五關斬六將”，好像他們的話重復一百遍就是真理了。相比一下，張俊先生和他的弟子們在 “擔當”“堅持”，其治學精神尤顯可貴。而今我們應提倡更多的“原創”性研究成果，而不是一味重復自己、重復他人。這是時代的使命，也是歷史的需要！

在《紅樓夢》轉化成影視媒介的這個過程中，紅學界也做了大量工作，抹煞這個事實，我覺得這不公平。87版電視劇《紅樓夢》，三個編劇都是紅學界的人，民俗指導、監制人之一也是紅學界中人，而且他們都是在紅學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有研究著述的人。8集電影《紅樓夢》編寫期間，紅學界就有人參與，學術顧問也大多是紅學專家。此外，為配合87版《紅樓夢》的拍攝，紅學界組織了北京、香港兩地的《紅樓夢》知識競賽，時間長達三五個月。后來又組織了《紅樓夢》文化藝術展，從國內到海外，這不是普及嗎？我第一次認識到這些《紅樓夢》普及活動的意義，除了參加87版《紅樓夢》制作外，就是到新加坡辦《紅樓夢》文化藝術展。那時中新還未建交。為什么一場《紅樓夢》藝術展，就能把新加坡的居民全部調動起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展出，參觀人數達十幾萬人。新加坡才多少人？我在這一次活動中意識到，紅學研究普及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這些活動的啟蒙時期，紅學界都是參與了的，而且成為學術組織的主力。通過這個事件證明，87版《紅樓夢》的成功，正是學術的介入，而我們后來有些東西一再重拍，越搞越糟，就是抹煞了學術介入的作用。一部好的作品，它的傳播、普及離不開兢兢業業、扎扎實實從事學術研究的團隊。紅學界也是如此。

希望媒體不要把矛頭老是對準“主流”紅學。我不同意主流、非主流這種說法。試問誰是“主流”？中國紅學會沒有一個“在編”人員，沒一分錢的辦公費，沒有一間辦公室，它就是一個群眾團體。還有，什么是真正的普及？難道大家都去索隱、猜謎、寫續書或一個又一個否定曹雪芹著作權才是普及？硬要在社會上制造糾紛、制造對立，挑動打“內仗”？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嚴肅問題。 當然，我們必須要明確：怎樣才能更好地普及。在我看來，首要問題是讓大眾親近經典，能讀進去。我們要用大眾的語言去寫普及的書，學術味太強了人家讀不進去。所以要了解大眾需要什么，歡迎什么。普及是我們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

二

紅學的藍天，要求我們擔當、堅守，重要的是在于建設。

所謂擔當，從社會文化大視野到眼前紅學界，值得談的很多。紅學界在今天這個條件下，如何把我們的智慧、時代的使命感拿出來，這就是擔當——即一種時代的責任感、一種社會的良知！毫不諱言地說，我們今天面臨一個巨大變革的時代，從農業文明到現代文明，到今天的“e時代”，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農業文明的尾巴還沒有全部翹起來的時候，我們就迎來了工業社會，在工業社會還沒有十分發達的時候，突然又進入到高科技的“e時代”。“高速”太快，有時讓人頭腦發暈、眼睛犯花，找不著北。我們既然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時期，有很多東西必然會影響到思想、文化界，當然也勢必影響到學術研究中。特別是“e時代”的到來，拉近了我們和世界的距離，使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變快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看到，我們這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病態”的東西，不要諱言這些真實的存在。繁花似錦、娛樂升平可以鼓舞人氣，但塑料花太多，就有假的嫌疑，娛樂變味成了“愚樂”乃至“至死”，那就不能不反思了。當國民信仰出現“迷失”，真誠遭遇“貶值”，成了一種社會“病”，并有傳染開來的“苗頭”，那就不僅僅是“憂天”，而是要“憂人”了！這讓我想到《紅樓夢》里的一句話：“浮生著甚苦奔忙。”現在一大批人，特別是一大批青年人為職業問題，為生存問題，在“苦奔忙”，這從全國公務員招考7000多人爭一個“公務員”崗位就能看出問題來。所以，在面對這樣一個大環境的時候，我們紅學人就應有一個擔當與堅守的問題。因為此時，利益、名分、金錢都在誘惑著人們。我們生活在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環境中，這些不良的、丑惡的現象在紅學范圍內有沒有？我想是有的。有些人熱衷于制造噱頭——“一聲震得人方恐”，其目的一是為了沽名，二是為了換錢。某些“學人”被綁架在商業利益的戰車上，盡管現在住的樓房越來越高了，然而我們的理想、追求卻愈來愈短淺了。所以，在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大家需要擔當與堅守，在忠誠于紅學事業、堅守真理的同時能向那些耐得清貧、刻苦治學的前輩學者學習。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能夠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多跑圖書館、多翻翻書的堅守者。堅守是一種理想的品格。

《紅樓夢》因為太紅了，有些人為了當一個某學會會員，就會覺得無上光榮，剛剛花100元拿到一個“小紅本本”，馬上就掛到網上了。為什么呢？這就是“小人物”情結在發作——“打擺子”，這是“紅樓奪目紅”害的！他以為這么一掛，社會便認同他是“紅學家”“曹學家”了！我認為，不必要把“紅學家”“曹學家”什么的看得那么重，什么“家”呀，大師呀，泰斗呀，統統不過是些紙糊的“冠”，一頂紙帽兒，風一吹就跑得無影無蹤了。你有了好文章、好著作，有了真正的貢獻，就會被社會所承認。《老子》只有五千言，傳了幾千年，永垂萬世。如果你沒有留下好文章、好著作，就是再忽悠幾千年也沒用。人造的垃圾總會被歷史的大浪淘掉，一文不值。學人要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擔當、堅守，就必須在這些名利、欲望上，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倘能如此，我們才能夠擔當得起、堅守得住。這就是我講擔當和堅守的一個原因和目的——讓曹雪芹與《紅樓夢》真正地走向大眾、走向世界，讓我們的民族文化在全世界發出耀眼的光輝！不要讓那些像霧霾一樣的消極的東西籠罩在我們湛藍的天空中。我們要經過環保的治理，把這些霧霾吹掉，還給紅學一片藍天！

對此，我想提出幾點意見：

第一，紅學隊伍的建設。紅學隊伍目前已經出現斷層。我深感從我們這代人開始，與前輩學者們已有了相當大的差距。所以我希望年輕學者努力，也希望前輩學者對后輩愛護、提攜、包容、鼓勵，使我們的紅學綿延不斷，健康發展。高校教授執教在教育第一線，接觸的是廣大“新星”階層，我相信他們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學生，傳授給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他們有責任也有條件發現苗子、培養苗子，進而擴大紅學隊伍。這是紅學隊伍建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任務非常艱巨，所以寄希望于紅學界的教授們。

第二，作為民間社團，要團結會員。要團結，首先就要發現。記得中國紅學會成立初期，在云南找到了楊光漢，在內蒙古找到了林方直、李愛冬，在江西找到了萬萍，在河南找到了李春祥、邢治平，在新疆找到了郝延霖，我們高興地不得了，希望每一個省市縣都有幾個帶頭人。特別要注意老少邊窮地區的紅學研究人才，即使他們的水平還不是那么滿意、成熟，大家有責任來引導、培養、提高。作為一個民間社團，應該有責任給地方紅學輸送血液。這是中國紅學會建立初期時的做法，也是經驗，在全國到處尋找學人，每一個省每一個省的落實。現在中國紅學會會員幾乎遍及全國各個省市，就是這個原因。我們有責任去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如果隊伍不能建設起來的話，若要進行學術研究，就會斷了“香火”，薪火相傳就成了一句空話。

第三，加快《紅樓夢》資料數據庫和紅學網絡平臺的建設。1980年6月中國紅學會成立之后，香港著名紅學研究者梅節、馬力兩位先生立即撰文倡建“國際紅學研究資料中心”，他們說：“現在紅學研究已進入新時期，各國漢學界對紅學研究十分重視，正需要中國能為紅學研究多作貢獻，提供更多研究材料。而作為曹雪芹和《紅樓夢》故鄉的中國，如果再出現因人為的因素和收藏欠妥而致使紅學研究的材料流失的情況，或者還有人對材料搞封鎖保密，或者還有人在學術研究方面大搞門戶派系，彼此攻擊，那將使中國紅學界蒙上不好的名譽。因此，我們希望中國紅樓夢學會能成立一資料中心，為提高現階段的紅學研究水平，多起促進作用。”1986年12月4日，在《紅樓夢學刊》第六次編委擴大會上，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再次呼吁“要成立一個紅樓夢研究資料中心”，同時“還要成立一個紅樓夢的專門的圖書館。《紅樓夢》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應該有這么一個研究中心，這個中心應該設在我們國家，不能設在別的國家。現在有許多我們自己的東西，研究中心已經不在我們國家了，如日本人說，敦煌學的研究中心在日本；英國人李約瑟寫的關于中國科學技術發明的歷史是最好的。《紅樓夢》是我們最有希望的東西”。實踐證明，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料（包括歷史資料、“動態”性資料）都是從事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個人研究、集體研究都必須有這個基礎，否則研究就可能是空中樓閣，經不起推敲，經不住歷史的考驗。我呼吁中國紅學會、北京曹雪芹學會和各省市縣紅學會等，大家聯合組建這樣一個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全國性、國際性的紅學網站。它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在第一時間把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真實而準確地發布出來，把紅學、曹雪芹與世界的對話搞得實實在在，更加緊密。紅學網站要傳達“正能量”，不要玩花架子，制造轟動性新聞博人眼球，更不能制造假文物新聞。要有討論，設一個“紅學百家言”，但要秉持學術道德的基本底線。倡導“百家爭鳴”，又要警惕“派系格斗”，堅決反對利用網絡搞人身攻擊，侮辱他人人格。

第四，要積極建設良好學風，特別是研究者要自覺遵守學術道德規范。十多年來，大話紅學、戲說紅學、猜謎紅學，炒作紅學泛濫成災，《紅樓夢》被“研究”得支離破碎、遍體鱗傷。某些人打著“我要進入學術空間”的旗號，卻又不具有公共空間意識，不遵守“公共空間”規則。在他們眼中，“公共空間”可任意踐踏，可隨地“大小便”。這是一種文霸主義，任他滿山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和爭鳴，而是打著學術的幌子，販私貨、假貨的遮羞布。前人戴震在《答鄭丈用牧書》中曾明確表達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求是”，他在信中表達自己的人生態度：“立身守二字曰不茍，得人守二字曰無憾。……其得于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到也。”此外，各種利益、金錢、名利的誘惑同樣也出現在學術界：某些雜志搞關系稿、出售版面；評審中輕專業、搞關系戶、互相保護過關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和惡性發展，同樣磨損了紅學研究的創造銳氣和嚴謹治學的擔當。例如早期抄本大量影印是好事，但目前一些影印古抄本被某些人“腰斬”或亂刪亂改，借勢夾雜私貨，破壞原抄本面貌，把自己的名字或影像附上想流傳千古。至于一些紅學“暢銷書”的操作（如封面上，腰封上的口號式的“打倒”之類），與真正的紅學專業研究著作的蕭條形成對比。這些“病態”對紅學研究的傷害很大，這是紅學界必須正視的危機。在今天，學術人要有擔當，要堅守學術的純潔性、原則性永不動搖！

建設一種和諧的學術生態環境，達到“窮韞奧，致良知”境界，任重而道遠，還要付出長期而又艱辛地努力！

三

去年我們隆重紀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乃紅學界盛事。但我認為紀念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儀式，而在于如何真正地回顧、總結、前瞻，繼往開來，為新世紀紅學的健康發展而共同努力。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從“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轉向以經濟建設發展為中心，紅學研究也隨之受到影響。這種變化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前幾年，《紅樓夢》研究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良好環境，出現了一段繁榮的時期。2005年之后，紅學研究在經濟大潮的裹挾之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話、戲說、猜謎紅學泛濫，紅學研究也隨之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回顧這段歷史發展的歷程，各級紅學組織在引導紅學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也有目共睹，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當代紅學會有很多空白。但我們更應冷靜地、理性地回顧所走過的彎路，思考大眾的一些批評。之所以走過彎路，主要是時代發展太快，紅學界沒有靜下心來好好檢討自己，沒有認真清理之前出現的一系列“左”的“右”的問題——包括我們從階級斗爭、文革突然轉向經濟建設，對經濟大潮下出現的問題，缺少思想準備。盡管從經驗教訓方面做過一些思考，但遠遠不夠。我們應重新思考這些問題，避免“極左”回歸。我們要在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同時，提高包容心。要對社會上所傳的“奇談怪論”進行分析，不要聽風就是雨。某些“怪論”只要在學術規范之內，遵守學術道德底線，應該給予一種理解的同情。“爭鳴”不是“爭名”，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倘如此，才能夠把真正的百家爭鳴落到實處。在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里，包容心是測量社會文化、社會良知的尺度。

但對諸如《紅樓夢》版本先后論、曹雪芹署名權等相當嚴肅的學術問題，我們應保有清醒地認識。1981年張畢來先生在濟南全國紅學研討會上曾說：“我們不要自毀長城。”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一部《紅樓夢》，《紅樓夢》是曹雪芹寫的。各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史上、近二十來種外文《紅樓夢》翻譯本上，都寫著曹雪芹與《紅樓夢》。曹雪芹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被列入26位中國文化名人，1987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也曾以曹雪芹等世界文化名人命名小行星。所以，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容置疑。在面對世界時，我們應該懂得慎言慎行，應從國家、民族的角度維護曹雪芹對《紅樓夢》的著作權。近年來《紅樓夢》著作權至少出現了十幾種不同說法，觀點盡管新奇，頗奪讀者眼球，但其研究方法仍是舊紅學索隱派的老路子，猜謎有余、史據不足，結論難以取信。正如戴震在《與姚孝廉姬傳書》中所說：“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因此，我既不贊成索隱紅學，也不贊成過度炒作著作權的問題。特別是擁有話語權的新聞媒體，在面對“索隱紅學”、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等重大問題上更應該謹慎又謹慎。

紅學研究中，應當提倡學派之爭，但反對派系格斗，大家都應堅守住學術的底線——實事求是。我認為要提倡多元共存，各擅勝場，把紅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所謂“紅學界”這三個字很模糊，誰也說不清“界石”在什么地方。從表面上看，這個“界”隊伍龐大，浩浩蕩蕩，成員來自各個方面（有工人、農民、學生、作家等等），并非僅在高校，更非某個研究機構所能代表。由于這種廣泛性，使“紅學界”的知識結構也十分復雜。假如對《紅樓夢》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條分縷析的話，尤其是亞文化的納入，相信一些研究者大都是一張白紙。因此，建議研究者關注跨文化研究，吸引更多跨學科的專業研究者來關注紅學，同時提高我們自身的知識結構，以便在未來發展中，讓紅學研究發展得更好、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