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美國的現狀，我突然頓悟了古代中國為何把商人排在末位了

當下美國的社會圖景，資本主導下的亂象觸目驚心：華爾街金融資本空轉套利，實體經濟空心化導致中產萎縮；醫藥、能源巨頭壟斷市場，普通人承受天價醫療與能源成本；兩極分化加劇引發社會撕裂，金錢政治扭曲公共利益。這份因資本過度膨脹而引發的秩序失衡，讓我突然頓悟：古代中國將商人置于“士農工商”末位，絕非單純的階層歧視，而是封建王朝維系社會根基與生存秩序的深層考量，是古人對資本天性的清醒認知與制度制衡。

古代中國的核心底色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是王朝存續的命脈。最新研究顯示，封建時代糧食產量極低，人均耕地承載力僅能勉強維持溫飽，若人口流動失控或農業生產受阻，極易引發饑荒與戰亂。商人的逐利本性，往往與農業穩定形成天然沖突——戰國時期便有商人囤積居奇，在豐年低價收糧、荒年高價拋售，導致農民破產、糧價動蕩。商鞅變法明確“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孥”，將商人貶為末業，本質是通過制度約束，將人口與資源牢牢綁定在土地上，筑牢王朝的生存根基。

古人對商人的警惕，源于對資本無序擴張破壞社會公平的預判，這與當下美國的困境形成精準呼應。美國醫藥巨頭為維持高額利潤，不惜阻撓低價仿制藥上市，每年導致數萬普通人因無力承擔藥費失去生命；科技公司憑借壟斷優勢碾壓中小企業，形成“贏者通吃”的格局，擠壓社會創新活力。而古代中國早有先例：漢代商人通過壟斷鹽鐵貿易積累巨額財富，“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甚至結交權貴干預朝政，打破了“士農”階層的價值秩序。漢武帝推行“算緡令”“告緡令”，正是為了遏制商人勢力膨脹，避免資本侵蝕政治與社會公平。

“士農工商”的等級排序，實則是一套維系社會倫理與分工平衡的制度設計。士階層主導教化與治理，農階層提供生存物資，工階層保障生產工具，而商人本身不直接創造物質價值，其逐利性若不受約束，便會凌駕于其他階層之上。唐代律法明確“身與同居大功以上親執工商，家傳其業不得仕”，禁止商人入仕，本質是阻斷資本與權力的勾結通道。反觀當下美國，金錢政治愈演愈烈，游說集團成為資本影響政策的工具，議員與利益集團深度綁定，公共政策服務于資本而非民生，這正是古人極力規避的“商亂政”局面。

古人抑商并非否定商業價值，而是強調“重農為本、商為補充”的適度原則，追求社會整體的穩定而非單一階層的富裕。宋代商業空前繁榮，朝廷雖放寬對商人的限制，卻通過鹽、茶、酒等專賣制度，將核心產業掌控在國家手中，避免私人資本壟斷。這種“放而不縱”的治理智慧，與美國當下“自由放任”的資本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美國能源巨頭為追求利潤，抵制新能源轉型，加劇氣候危機；金融資本脫離實體經濟炒作虛擬資產，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最終代價由普通民眾承擔。

封建王朝的抑商政策，還蘊含著對人口流動與社會治理成本的考量。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逐水草而居，后者安土重遷。商人的流動性強，不利于戶籍管理與賦稅征收，更易滋生盜匪與流民。明清時期推行海禁與礦冶官營，雖有保守之處，但其核心訴求是避免私人商業活動引發社會動蕩。而當下美國因實體經濟空心化，大量人口失去穩定工作，淪為流民或陷入貧困，城市治理陷入癱瘓，印證了古人“無農不穩”的深刻認知。

當然，古代抑商政策也存在歷史局限性，其過度壓制商業發展，最終導致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受阻，錯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遇。但這并不否定其核心邏輯的合理性——在生產力低下、資源有限的封建時代，優先保障農業穩定與社會秩序，是王朝存續的必然選擇。反觀美國，過度放任資本自由，忽視社會公平與公共利益，最終陷入兩極分化、社會撕裂的困境，恰恰暴露了缺乏有效制衡的資本邏輯的致命缺陷。

從美國現狀回望古代中國，“士農工商”的等級排序絕非愚昧的階層偏見，而是古人在長期治理實踐中，對資本天性、社會分工與生存秩序的深刻洞察。它提醒我們：資本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工具，而非終極目的，若脫離制度約束與價值引導，便會淪為破壞秩序的力量。古人以“抑商”維系平衡，今人需以“控資”守護公平，兩種不同時代的治理智慧，指向的是同一個核心命題——任何文明的存續，都離不開對多元利益的統籌與制衡，離不開對公共利益的堅守與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