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創新藥，必有一戰

全球創新藥重心，正在轉移到中國。

來源 |星海情報局

作者 |星海老局

創新藥賽道，越來越火了。

曾經3000元一只的實驗猴，如今身價已經飆到10萬元。

即便如此，依然“一猴難求”，訂單甚至排到了明年中旬。

實驗動物身價暴漲背后，是中國創新藥的全面爆發。

2025年，中國新藥臨床試驗數量已躍居全球第二，在研管線占全球總量的30%。

這股熱潮，甚至讓外媒都開始集體轉向。

《經濟學人》感嘆：

“中國正在從仿制藥大國，逐漸轉變為全球創新藥的中心……全球生物醫藥領域，以西方主導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金融時報》則給出了一個更激進的預測：

下一款“重磅炸彈”級新藥，極有可能誕生在中國。

全球醫藥創新的重心，正在悄悄發生轉移。

01

為什么藥企巨頭

都在重倉中國？

如果你這兩年關注過醫藥行業，大概率會有一種強烈的割裂感。

一邊是，在醫保集采壓力下，仿制藥企逐漸深陷價格戰泥潭，利潤空間被壓縮到極限，整個行業的營收都開始走下坡路。

根據中康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創新藥藍皮書（2025）》，2024年全國醫藥工業營收同比下降5.5%，超過三成企業陷入虧損，行業情緒跌至冰點。

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創新藥賽道，卻會看到另一番景象。

同樣是在2024年，中國創新藥企業完成了94筆海外授權（License-out）交易，占全國醫藥BD交易總數的44%。

進入2025年，交易熱度不減反升，前十個月的出海交易已經超過100筆，總金額突破1000億美元的大關。

當國內仿制藥還深陷于內卷的時候，中國創新藥卻已經成為全球市場上不可忽視的新勢力。

這也引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么近兩年，全球藥企巨頭都在扎堆與中國創新藥企合作？

答案，藏在生物醫藥行業的終極焦慮里：專利懸崖（Patent Cliff）。

對跨國藥企巨頭來說，只要手握幾款“藥王”專利，便能壟斷市場數十年，賺得盆滿缽滿。

比如默沙東的抗癌藥“K藥”（Keytruda），是全球最暢銷的藥物，僅2024年一年的銷售額就接近250億美元。

然而，藥物專利是有時效的。

當專利保護期一過，廉價的仿制藥就會像潮水一樣涌入，原研藥的價格也會瞬間跌入谷底，巨頭們的利潤也將斷崖式下滑。

現在的巨頭們，正站在歷史上最大的懸崖邊緣。

根據Evaluate Pharma的測算——

未來五年，全球前15大藥企中，有12家都將面臨核心產品專利過期的窘境，這將會導致3000億美元以上的營收缺口。

面對這道催命符，巨頭們發現，自己研發新藥已經來不及了。

生物醫藥行業有個著名的“雙十定律”，指的就是：

研發一款新藥，平均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十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即使如此，失敗率依然高達90%以上。

與其從零研發，不如直接收購中國那些已進入臨床階段的項目，不僅節省時間，也更可控。

而且，中國不僅臨床試驗成本僅為歐美的1/2甚至1/3，研發周期更能縮短30%以上，是性價比極高的合作對象。

于是我們看到，2024年到2025年，全球創新藥市場的重磅交易，幾乎都繞不開中國。

羅氏從信達生物手中取得ADC藥物授權；

輝瑞與三生制藥簽下60億美元大單；

康方生物、和鉑醫藥、映恩生物等一大批中國公司，也陸續與跨國藥企完成了上億美元的海外授權合作。

巨頭們真金白銀地砸向中國。

不僅僅是因為性價比，更因為這里的審批效率和融資環境已經發生了質變。

過去，一款新藥在中國落地，往往要經歷漫長的審批馬拉松。

但過去十年，中國醫藥監管體系進行了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革。

臨床試驗審批時限已經從60個工作日，壓縮至30個工作日。

新藥上市申請的平均審批時間，也從過去的一年，縮短到約130天。

而隨著A股重新放開未盈利企業的上市門檻，創新藥企業的融資渠道也變得更為通暢，研發周期與資金壓力大大緩解。

當政策、市場、資本三股力量形成合力，中國創新藥終于能從實驗室走向更廣闊的市場舞臺。

中國終于擺脫了過去“仿制藥大國”的標簽。

正如美國前FDA局長所感慨的那樣，這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正是屬于中國生物科技領域的“DeepSeek時刻”。

02

效率優勢，讓中企坐上牌桌

在創新藥這種極度依賴基礎科學底蘊的領域，為什么起步較晚的中國，能如此迅速地坐上全球牌桌？

論基礎研究和生物科技，我們離歐美確實還有差距。

論研發投入，也還沒到全球數一數二的地步。

但中國的核心優勢，藏在四個字里：工程效率。

長期以來，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是壓在所有藥企頭頂的三座大山。

Nature曾統計過，即使在生物科技最為頂尖的美國，藥企研發一款新藥，仍然平均需要花費13.5年，燒掉17.78億美元。

而對中國而言，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率，正是最擅長的領域。

我們不僅是全球原料藥（API）最主要的供應國，占據全球約80%的市場；

還在張江、蘇州、廣州、成都等地，擁有全球最密集、協同最緊密的CXO產業帶，一個項目能在方圓幾公里內就能協作完成。

高效的產業協同，就像是把芯片領域的“臺積電模式”復刻到了醫藥界。

就拿最燒錢的臨床試驗環節來說，同樣一款抗腫瘤藥，在I期臨床階段，美國的平均入組時間超過18個月，而中國，只需8個月就能搞定。

到了III期，成本差距就拉得更大了。

美國招一個受試者的平均成本需要7萬美元，而在中國，只要2.5萬美元。

Frost & Sullivan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單例患者的臨床試驗成本只有4-7萬美元，而全球多中心臨床實驗的平均成本高達12-18萬美元，足足相差了三倍以上。

這可不是西方媒體宣稱的所謂“廉價勞動力形成的價格優勢”，而是源于中國龐大的患者基數、覆蓋廣泛的醫院網絡，以及在實踐中積累出的豐富臨床資源。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在研發預算相同的情況下，中國藥企可以同時推進兩到三倍的項目，試錯空間更大，成功率自然更高。

這種驚人的產業組織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已經讓全球藥企巨頭越來越難以在供應鏈層面繞開中國。

2024年底，默克在全球范圍內物色口服減肥藥管線，最終選中了中國的翰森制藥，首付款1.12億美元。

而此前，阿斯利康也剛剛與中國Eccogene達成接近20億美元的大額交易。

僅在2024年上半年，全球新進入人體臨床（Phase I）的藥物分子中，就有46%來自中國公司。

為什么巨頭們選擇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德國、日本，或同樣成本低廉的印度？

因為只有中國，既有成本優勢，又具備從早期研發到規模產業化的全流程閉環能力。

除了成本和效率，中國在人才體系上的優勢也不容忽視。

如果說美國生物科技的崛起，離不開麻省理工、斯坦福等高校的人才輸送，那么中國在生物科技領域也受益于龐大的的工程師紅利。

中國在生物醫藥領域的研發人才總數已躍居全球第二，尤其是核心研發人才數量翻了兩倍以上。

每年，國內都有數十萬名醫學、藥學、生命科學相關專業的畢業生走出校園，為這個產業源源不斷地注入新鮮血液。

更重要的是，過去十年間，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動，大批在輝瑞、諾華、BMS等跨國藥企工作多年的高管與科學家開始回流。

他們帶回了國際最前沿的標準，與本土高效的執行力相結合，展開降維打擊。

中國藥企不僅在全球市場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更開始在核心創新領域實現“彎道超車”。

長期以來，中國的藥品研發以同類藥物（Me-too）和改進型藥物（Me-better）為主。

但在政策持續強調“臨床價值導向”之后，越來越多企業開始轉向源頭創新，從“快速跟隨”邁向“同類最優乃至“同類首創”的高地。

2024年ASCO大會上，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單抗正面對抗“全球抗癌藥王”K藥，并取得了勝利。

這代表著中國藥企已經撕掉了“跟跑者”的標簽，在全球抗腫瘤藥研發中逐漸占據話語權。

隨后，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BTK抑制劑也成功在海外上市并實現銷售，成為中國首個真正意義上打入全球主流市場的“重磅炸彈”藥物。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處于開發階段的創新藥項目已達1250個，幾乎追平美國的1440個。

要知道，六年前，我們在全球管線中的占比還只有8%，而到了2025年，這個份額已上升到約30%。

2022年，全球市值Top 20的生物科技公司中，中國企業占6席；

到了2025年9月，中國企業已經占據10席。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從2022年的13席，降至10席。

一升一降之間，全球創新藥的版圖，正在被重新繪制。

03

全球化之戰，剛剛開始

雖然這兩年中國創新藥風頭正勁，出海交易額連連刷新紀錄，但如果把鏡頭拉遠、剝去那層亮眼的外衣，會發現真正的挑戰，其實才剛開始。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國在全球醫藥產業鏈中的生態位，仍然處于附加值的底端。

中國上市生物科技企業的總市值，仍然不足美國同類企業的15%。

在跨境交易中，我們的授權預付款通常比全球同類交易低2/3，交易總金額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中金公司也曾在報告中指出，中國藥企往往只能分到全球新藥收益的5%到10%。

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中國藥企在全球產業鏈中，尚未完全掌握最為關鍵的一環：全球化商業化能力。

在醫藥江湖，研發出一款好藥僅僅是拿到了入場券，能不能通過它實現商業閉環，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驗。

一款新藥，從臨床推進到上市，平均成功率僅為5%。

即便成功上市，最終能收回研發成本、實現盈利的項目，也不足20%。

因此，對所有藥企而言，全球商業化能力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商業化能力的差異，是生物科技公司（Biotech）與跨國大型藥企（Pharma）之間的分水嶺。

前者像是小而專，擅長單點突破的早期研發。

后者則擁有從研發、生產，到全球市場同步推進商業化落地的強大綜合能力。

像輝瑞、默沙東這樣的巨頭，哪怕并不親自研發所有產品，只要掌控了歐美主流市場的準入規則與銷售網絡，就能通過成熟的收并購機制，將全球好藥納入旗下，實現商業變現。

按照這個標準審視的話，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確實誕生了一批在PD-1、ADC、CAR-T等賽道有所突破的生物科技公司，但真正具備大型藥企雛形的企業，依然寥寥無幾。

所幸，這種重視研發、輕視商業化的被動格局正在被逐漸打破。

恒瑞、百濟神州、信達等企業，都不再滿足于簡單的賣項目分成，選擇在波士頓、巴塞爾等全球醫藥重鎮扎根，設立商業中心，嘗試向FDA自主遞交上市申請。

這些中國藥企，將會正式闖入跨國巨頭深耕百年的主場，在規則復雜、監管嚴密的歐美市場，與巨頭們展開真正的貼身肉搏。

從生物科技公司向大型跨國藥企的躍遷，不只是業務模式的轉型，更是中國創新藥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之戰。

04

結 語

金庸筆下的郭靖，從來不是那種一出場就技壓群雄的武學奇才。

相反，他資質平平，卻肯下功夫，最終憑借深厚的內力和穩扎穩打的基本功，在華山論劍中擊敗一眾武林高手。

這種厚積薄發，與今天的中國創新藥的突圍之路何其相似。

我們依靠的，從來不是什么“絕世神功”，而是產業協作、工程體系與執行效率打下的堅實基礎。

當然，現在談論勝利還為時尚早。

無論是全球商業化體系的搭建，還是定價權的爭奪、品牌認知的建立，抑或是平臺型藥企的崛起，接下來的每一步，都是實打實的硬仗。

屬于中國的輝瑞、默沙東，或許很快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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