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尋找那束光

站上講臺，她是教書育人的學者。走入村莊，她是中國社會敏銳而誠實的記錄者。她用十年書寫故鄉，記錄土地的失落與重生，而后又沉淀五年，追問教育的本質。所有努力活著的邊緣個體，那些被重復日常掩蓋的創傷與傷痛，在她平實而克制的文字里鮮活過來。呈現，但不渲染，發問，但不回答，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以社會調查的冷靜、書寫者的精準與細膩，傳遞著一名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

5年，20余萬字，出版3個月，銷量逾20萬冊。一部如今罕見的暢銷書背后，站著一個總是蹙著眉頭，對青少年情緒困境憂心的學者，以及一個隨時準備舒展開來，沖你發出柔和微笑的母親。這兩種情態，在梁鴻身上自洽了。

許多人知道梁鴻，是從作家這一身份開始。2010年至2020年，她陸續創作并出版了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其筆下的故鄉“梁莊”，成為中國農村在過去30年間人地變遷的一個縮影。梁鴻筆下，兼具理性與文學審美的文字，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新聞、社會學與文學的學子。

出生于1973年的梁鴻，同時還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教授。2021年，“梁莊三部曲”剛剛完結的時候，她將新的寫作主題，放在了更小的家庭領域。

整整三年時間，梁鴻的足跡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縣鄉，沉浸式采訪了一些因情緒困境退學、休學的孩子們。她也走進心理咨詢師開的“補習班”，走進精神科的診室，收集那些年少的創傷、疼痛與求救之聲。

作家梁鴻

與南風窗的對話里，梁鴻提及最多的一個詞語是“心疼”。她為活在家庭暴力之下、反復傷害自己的女孩感到心疼，為深陷述情障礙、渴望被愛卻難以表達的留守少年感到心痛，她也為那些被焦慮和茫然圍困的家長心疼。

在“看見”到“寫下”之間，梁鴻同時扮演著一個共情的母親和一個專業作家。她通過自己的眼睛實實在在抵達，通過自己的心認真而用力地去感受，但最后訴諸筆墨時，20余萬字，沒有出現過一個“我”。

梁鴻一遍遍講述，一遍遍隱藏身為寫作者的那個“我”，但真實的梁鴻，對于完成這個故事，是不可或缺的。

2025年度作家——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

不得不寫

對梁鴻而言，寫作需要一點沖動。

2008年左右，她已經過上了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青年學者的生活：上課，做學術，寫論文，但她從這樣的日子里抬頭，恍惚覺得，“我的生活好像跟大地，跟心靈有點遙遠”。于是，她買了一張回河南的車票，回到了家鄉梁莊，她想去抓住“心靈的某種最深的聲音”。

寫完家鄉的人和事，她又背上背包，跟隨梁莊走出去打工的人，到中國的天南海北去，從遠方回到故鄉。在路上，她遇到了許多想要聽故事的人的沖動，“走到大地上是非常幸福的事”。

2021年，“梁莊”系列的最后一部出版。梁鴻回到北京，回到自己的小家庭。某些程度上，“家庭”是一個比“家鄉”離生活更近但也更容易出現擦傷的環境。未成年的身心發展變化得如此細微、不可預料，一旦發現，就可能是巨大的震動。

“梁莊三部曲”

身為一個“海淀媽媽”，梁鴻也在兒子經歷青春期的時候，發現與孩子的交流變得有些困難，這讓她感到十分沮喪。《要有光》前言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她自我反思：“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

“我有一種迷茫和痛苦，我想知道這種迷茫和痛苦的背后那種更廣大的社會原因是什么？”

恰好也是在2021年左右，梁鴻發現有情緒問題的孩子并不在少數。孩子們的情緒像潰堤的洪水一樣，平靜數年后，他們眼里的光在父母的緊張注視下消失了。

數據也讓梁鴻感到震撼。根據《柳葉刀》2025年發布的最新數據，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群體的精神疾病整體患病率高達19.3%。而2022年，梁鴻從《藍皮書》里找到的數據是：“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總人數的30%，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20%。”

抑郁癥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梁鴻意識到，這些孩子也許不是孤例，而是深嵌入這個社會的一種結構性的坍塌。一個學者對公共性的本能責任感，讓她再次產生拿起筆的沖動。

征集受訪者的時候，一個女孩對她說：“如果我的故事被說出來，能被另一個孩子聽到，我就很開心。”這給梁鴻帶去了極大的鼓舞，或者說，是一種“沖動”。

15歲的雅雅生活在一個叫濱海的城市，她是那種從小“品學兼優”的孩子，然而，當她進入當地最好的高中后，面對成績滑落的恐懼、身邊優秀同齡人的壓力，雅雅開始變得容易緊張、焦慮。寫信給梁鴻的時候，雅雅已經沒有辦法再去學校了。

敏敏生活在距離濱海市100多公里的村莊，2020年，梁鴻見到她時，她11歲，已經休學。在梁鴻筆下，敏敏是個“皮膚白皙細膩，眼睛黑黑的，非常靈動”的女孩，但在她不經意抬起手臂間，手腕上縱橫交織的傷痕顯露出來。

敏敏自幼生活在父母無盡的爭吵與暴力之中。母親常常暴怒，父親則常年回避。一次，母親抄起菜刀要砍父親，最后在臥室門上哐哐砸下幾刀。敏敏也常常受母親的責打，臉被扇腫，皮膚被扭破，肚子被砸到干嘔。

北京海淀的少年吳用，從小被安排進最好的學校，周末被塞滿各式各樣的補習班，然而，初中畢業后，他忽然不再愿意去學校。吳用對于刷題的不理解，衍生出對自己人生的懷疑，這讓他陷入越來越深的心理困境。

12歲的女孩娟娟，自幼活在父母的忽視中，她會割傷自己，吞下大量藥片。但她的家長依然認為她只是“游戲成癮”，并且責怨孩子不懂感恩。

“花臂少年”從小跟爺爺奶奶生活，即便他已經精神分裂，爺爺仍然堅持認為孫子未來的出路是出院，去相親，去結婚。

“異樣”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的？至少，一定比成年人察覺到的時間更早。他們表現出的，也許僅僅是不愿意去上學。冰山之下，梁鴻聽見了他們無聲求助的信號，看見了那些尚未被完全埋沒，等待一線生機的渴求。

隨著接觸的孩子越來越多，她愈發確信，“我一定要把孩子身上那種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堅韌和不顧一切地想要吶喊、想要成長的內核寫出來”。

光從哪里來

在女孩雅雅的介紹下，梁鴻認識了在濱海開補習班的心理咨詢師阿叔。

阿叔并不是標準化意義上的職業心理咨詢師，他帶著一種從個體經驗走向普遍關懷的熱情，招收各式各樣因情緒問題失學在家的孩子，與他們待在一起，吃、玩、學。

補習班不以學業為目的，而是力圖拯救那些深陷黑洞的孩子們。相較之下，他對家長們的態度反倒了一些不耐煩：“為什么你的孩子不愿意和你交流？因為你沒有看到孩子的深層思維。思維層級的問題，有些家長根本挖不動了。”

在補習班的日子里，從每天早上7點開門，一直到晚上9點補習班關門，梁鴻充分地將自己“擱在”里面，與阿叔、孩子們待在一起，靜靜地在一旁觀察，記錄。

梁鴻發現，許多家長對孩子的容忍度非常低，“一旦孩子成為差生，家長對孩子的愛就變得非常有限”。她親眼看見，當孩子成績不夠優秀，不少家長對待自己孩子的態度，“就像丟棄垃圾一樣”，充滿了鄙視、批判和嫌棄。

《年少日記》劇照

父母的焦慮和掌控欲，常常披著愛與關心的外衣。對學校產生抵觸乃至恐懼的少年小關，在家中鎖上房門，焦慮的母親不斷敲門，逼迫小關與自己交流。最終，小關整整兩年都不再愿意走出房門。一個父親為了不讓女兒關門，甚至直接把房間門拆除。“孩子從此以后就沒有門了，”梁鴻慨嘆道，“我們沒有給她一個關門的權利，我們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們孩子？”

吳用在給母親的話里誠懇地寫道：“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復雜性和必然性，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與存在和時間相關，不是簡單的海淀區青少年的創傷，并不是可療愈的東西。”

錯位和撕裂，也未必是由家庭內部造成。一名海淀母親自孩子幼兒園時期就開始帶其周游世界，參觀博物館，培養獨立的精神和審美，但到了上學的年齡，她卻要求孩子回到書桌前，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刷題、考試。孩子此前接受的教育和世界觀，在此時全部被否定甚至摧毀了。

《小舍得》劇照

梁鴻回想自己的童年，考上南陽衛校的大姐給梁鴻寫信：“只有上學才是我們的出路，只有上學才能讓我們過上好生活。”

梁鴻出生于1973年的河南農村，家里有六個兄弟姐妹，梁鴻排行第五。雖然物質條件并不豐裕，但梁鴻自小喜歡讀書寫作，上小學時，老師布置寫一篇作文，梁鴻自愿寫兩篇。

再后來，梁鴻從南陽第四師范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鎮中心小學做鄉村教師。當時，鎮上來了兩個河南社科院的研究員，其中有個剛研究生畢業的女孩，年輕，漂亮。

她鼓勵梁鴻好好寫作，“對我來說就像一盞燈一樣”，梁鴻后來在與魯豫的訪談里回憶：“她會給我帶來一種遙遠的光亮，如果有一天能像她這樣做研究、寫作，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在一種朦朧的指引和鼓勵下，梁鴻內心埋下了種子。工作三年后，她自學考上了南陽教育學院念大專，后來參加本科自考，1997年，她考上鄭州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接著到北京師范大學讀了文學博士。

梁鴻

“雞娃”這個詞匯，在梁鴻成長的年代是沒有的。不斷“向上”，堅持寫作，完全是梁鴻自我驅動的。

如今，她面對這些失去支撐的孩子，忍不住會想，如果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感受自己內心深處最強烈的驅動，并有或主觀或客觀的條件去實現它，一切也許會不一樣。

幾個月前，梁鴻在鄭州做分享會時遇到一位從事法律工作的讀者。她告訴梁鴻，自己當年讀研究生時，在法律與文學之間選擇了更好從業的法律，但如今，人到中年，她控制不住地到處去聽文學講座和作家演講。

梁鴻邀請她一起吃飯，過程中，讀者對自己沒能選擇文學的遺憾讓梁鴻感到些許心疼。“她現在的生活可能確實是很穩定，甚至是很優渥的，但她的內心始終有一塊缺憾。”

這種遺憾可能是需要終生去彌補的，梁鴻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教育值得思考的地方。

“生活者”

《要有光》主體部分沒有出現過一個以作者為人稱的“我”字。

“我還是不想讓讀者感受到我的眼睛。”梁鴻意識到，很多畫面和細節，的確是通過她梁鴻的眼睛去看見的，但這樣“看見”的過程，真的有必要讓讀者知道嗎？她想，如果將“我”保留在故事里，讀者“會覺得這個‘我’是橫亙在讀者和人物之間的”。

“對我而言，采訪不是一個方法，而是一種生活。”梁鴻不會一上來就拋出問題，她會讓自己待在情境里，與受訪者成為朋友，或只是待著，靜靜地觀察，發現，等待著信息與細節浮上水面。

《要有光》梁鴻 著

幾百萬字的錄音素材，都是梁鴻重新聽一遍或幾遍摳出來的。由于常到一個場景就打開錄音筆，音頻里包含許多非對話的環境音、嘈雜和空白，很難被軟件或人工智能幫忙轉寫，她必須重新一遍遍進入當時的場景。有一天早上，梁鴻花了4小時坐在電腦前，最后發現文檔上只敲下了500個字，其余時間都在聽錄音。

待在情境里有時會變得異常困難。采訪“花臂少年”時，有個朋友跟梁鴻一塊兒去。少年擁有嚴重的“述情障礙”，醫生鼓勵他說出自己的感受，引導他想想自己的朋友和奶奶，“花臂少年”終于憋出一句話：“我不想說，說出來想哭。”

“他內心的痛苦已經被激發出來了，但他又不愿意去追究。”梁鴻壓抑著心疼與心痛，而那位隨行的朋友，則因為難耐沉重，離開了現場。

《要有光》的豆瓣主頁上有一條短評：“梁老師這部書一如‘梁莊’系列，用心、真摯、深切，且勇敢、博大。”寫下這條短評的青年作家子禾，曾經做了梁鴻整整七年的學生。

讀完老師的新作，子禾驚訝于作者“敢于把自己的內心打開，嚴格地剖析自己的內心”，這與當年他在梁鴻課堂上汲取的文學觀念是一致的。

2004年，子禾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就讀本科，他記得，當時，梁鴻就常對學生們強調，文學的其中一個重要特質是“自我反思精神”。“她說，文學要‘關注人的感情，關注人的精神世界’。”

似乎是出于一種精神的感召，本科畢業十年后，2019年，子禾辭掉工作，再次考上了已在人民大學任教的梁鴻的寫作班研究生。

也是在那兩年，市面上出現了許多對非虛構作品是否應該摻雜作者視角的討論，子禾想來，還是覺得梁老師的觀點能深深說服自己：“非虛構是必然帶著作者視角的，（她覺得）沒有百分百客觀的東西。”梁鴻在鼓勵子禾的一部非虛構作品時告訴他：“你的想法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你在你所見到的事實的基礎上產生的看法，某種程度上，它就是事實的一部分。”

作家李洱曾撰文回憶與梁鴻的交往，感慨道：“她（梁鴻）是天然地站在所謂的弱者一邊，站在從土地里走出來的那些人一邊，在石頭和雞蛋之間選擇站在雞蛋一邊。做文學的，當然要站在雞蛋一邊。”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劇照

2020年，梁鴻出現在賈樟柯導演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里，她在片中回顧梁莊，用賈樟柯的話來說，梁鴻筆下的人物都是“失權”的人，但“截取其中任何一個人物，任何一章，都是一部動人的電影”。

這是真實性與文學性融合之美，為了平衡好二者，梁鴻已經做了20余年的探索與努力。如今，她游刃有余，就像她身上同時存在的，學者的嚴謹和一個女作家的細膩與溫和，以及那些早些年認識她的人仍記得的，被她那些精雕細琢的文字包裹著的，鋒利和爽朗的一面。

對梁鴻自己而言，在經歷教授、評論家、母親、暢銷書作家等一系列身份后，文學與社會理想之間的路，仍然在那里，而且將會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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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瑤

編輯｜董可馨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