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以正視聽：1949年留大陸的學者，大多一事無成？

蔡美彪

歷史學家蔡美彪，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26日生于天津，中學就讀于清末直隸提學使、愛國教育家盧靖（1856—1948，字木齋）創辦的木齋中學，在王襄（1876—1965年）門下學習。當時，他的中學同學中有個叫于敏的，后來成為了中國“氫彈之父”。

1942年，蔡美彪參加了天津崇化學會（創建南開的嚴修創辦）舉辦的國學專科講習班，王襄講授《左傳》。從講習班及王襄那里，蔡美彪打下了堅實的文言文基礎，掌握了利用金石史料從事古代史研究的技能。蔡美彪后來曾滿懷敬意地回憶說：“我后來走上歷史工作的道路，王老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之一。”

1945年，蔡美彪考取北京大學歷史系；當時，國立北京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度曾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46年，三所大學回遷復校，蔡美彪進入南開大學歷史系。

1947年7月，蔡美彪大二時寫了第一篇學術論文《遼史王鼎篆正誤》，內容和國學大師王國維的觀點有關。王國維認為蒙古族叫韃靼，遼金史上卻沒有“韃靼”這個名詞、是因為諱言；另外，王國維認為遼金文獻中的名詞“阻(zǔ)卜(bǔ)”或“阻革菐(革菐，是一個字、左革右菐)”就是指韃靼，但沒有提供證據。蔡美彪在遼和金的兩處石碑上發現“韃靼”字樣，跟遼金史上所說“阻卜”相吻合，證明王國維“遼金時的阻卜就是韃靼”觀點正確；同時，蔡美彪在文中還證偽了王國維所謂“元朝諱言韃靼”的觀點，元朝時蒙古人即自稱韃靼、并不諱言。

文章寄給當時極有名望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術刊物《學原》，主編徐復觀足額付給稿費后，文章未及發表、天津就解放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南遷至香港。之后，香港商務印書館1951年《學原》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上以《遼金石刻中之韃（達）靼》發表了這篇文章。文章是文言文寫的，又是“與王國維討論問題”，大家自然以為作者是與王國維同時代人，以至于1985年蔡美彪訪美時，美國學者見他很年輕、說什么也不信他是《遼史王鼎篆正誤》的作者。

蔡美彪

事實上，蔡美彪最初并不知道該文已發表；1951年，他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又以白話文體重寫此文，1952年12月發表在羅常培主編的學術刊物《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三期上。1978年，一位來訪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對蔡美彪說：“久仰！我在學生時代就讀過您的《遼史王鼎篆正誤》。”蔡美彪感到納悶，五十年代的美國怎么看得到中國大陸發行的刊物？一問方知《學原》于1950年在香港發表了這篇文章，海外不難求得，故已多被海外學者引用。

蔡美彪大學畢業后，進入北大史學研究部繼續讀研究生。開學伊始，湯用彤便找他專門談話：“你是南開過來的，基礎不錯；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聽聽他們的課。我跟你談話，就是勸告你：別只顧聽他們的課！你要跟他們學，就讀他們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時再請教他們，不要忙于聽課，把時間都浪費了。”

蔡美彪回過神來后喜上眉梢，讀研三年、他只修過一門歷史系的專業課。他曾被人稱為“治史天才”，但天才的背后是過人的勤奮；年輕的蔡美彪常借得圖書館的書來做校對和抄寫，每每直至深夜。

后來，說起自己的求學經歷，蔡美彪頗多感慨：“現在，學校對學生選課限制太嚴。其實教學最欠缺的一環就是讀書。歷史專業的學生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居然還有沒通讀過《史記》的。前些年，我為社科院出考研試題，發現有些學生的本科成績雖然很好，卻答不上來出的很一般的考題。應該懂得的基本知識，僅僅因為老師沒有講到，他就保持著心安理得的無知。”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對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國師，《書史會要》中記載他“采諸梵文創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興趣，讀到蔡美彪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后，安排他到社科院語言所工作。

次年，蔡美彪轉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后坐落于東廠胡同一號（近代史研究所）的小小院門留下蔡美彪長達半個世紀的生命軌跡。文革時，他曾被批判為是“三門干部”——從家門到校門，然后到機關門，脫離工農兵。后來，當提起此事，蔡美彪曾風趣地說稱：“我心說，我哪里是‘三門干部’呀，我是‘一門干部’，從來就沒有出過這個院門！”

蔡美彪和家人、學生在一起

1953年起，蔡美彪協助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卷；范先生編寫的這部著作受到毛主席的關心，并曾評價說：這部書資料多，容易看，讓人愿意讀下去。范老逝世后，他主持編寫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聯合汪敬虞、楊天石、茅海健等學者編寫了《中國通史》第十一、十二卷；2008年，《中國通史》的完美作結、全部出齊。蔡先生說：“回顧我自1953年參加本書第一冊校訂工作以來，不覺已是五十五度春秋。”

蔡美彪曾經住在范文瀾先生的樓上，受范先生的影響頗大；他秉承了范先生的觀點，認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會通。”按照范先生的解釋，直通，就是要精確地具體地劃分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旁通，就是社會中各個現象不是孤立的，它們互相有機聯系著，互相依賴著，互相制約著；會通，就是兩個方面的綜合。蔡美彪說：“如果沒有水乳交融的會通，就算不得具有時代氣息的完備通史。”

蔡美彪毫不諱言自己就是唯物史觀，他說：“毛主席有句話，對學習理論非常重要，毛主席就是這樣起家的，他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在于它的具體原理，而在于學習它的立場、觀點、方法。這個很對。”

蔡美彪不圖名、不謀利，曾說：“范文瀾生前曾向出版社寫信聲明不收稿費，稿費全部上交國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萬冊，《中國通史》印了幾十萬冊，多少年來卻從未領過稿費。古人將錢叫作‘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沒有。但學問卻能不斷充實自己，不會流失。”《中國通史》獲得國家圖書獎一萬元獎金時，蔡美彪將獎金平分給所有作者和參與者，二十五個人每人四百元；后來，蔡美彪打算買一部書送人、發現這部書定價五百元。

蔡美彪和妻子胡文彥伉儷情深，妻子去世后、蔡美彪為母校南開大學捐款100萬元，以其妻子名義設立“南開大學胡文彥助學金”。2021年1月14日2時，蔡美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