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有些人把我劃為“愛國左派”,但又驚訝于我經常寫文章批評政府,又想把我劃為“恨國公知”。但仔細一看,我還經常對生活在國外的公知有不敬之辭,于是又把我劃作墻頭草,把我歸為一個“自相矛盾”的人,左右搖擺的人。其實我就是我,別劃的圈都不對。愛國是真的,批評政府也是真的,鄙視在國外狺狺狂吠的公知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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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是我的本能。我出生在這塊地方,生活在這塊地方,這里有我的祖宗血脈,有我的親人和朋友,我當然愛這塊土地。我生活的這塊土地,歷史上經歷過大災大難,也經歷過外敵入侵;有過漢唐與大明的高光時刻,也有過五胡亂華、晚清被眾毆的屈辱。但不管怎樣,中華文明延續萬年不曾中斷,這已是歷史奇跡,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自豪和驕傲。
在一代人與又一代人的文明接力中,一條條路、一座座橋、一條條電網通信線,我們一直是向前走的,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我們這個國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貧富兩極分化啦,民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啦,貪污腐敗招人痛恨啦,無良法官不為民作主啦,等等,不公不義的事很多,這當然需要批評,只有批評才能推動社會進步。但批評和“恨國”不是一回事。批評是把問題說清楚,把責任問明白,把路徑擺出來,目的是為了改良我們的國家,讓我們的國家更美好;“恨國”則不同,恨國是把一切復雜問題一腳踢到情緒池里泄憤。批評需要證據和邏輯,“恨國”只需要一個否定的立場就夠了。批評是想讓她更好,“恨國”是盼著她出丑;批評是對事不對人,“恨國”是對人不對事;批評是把自己也放進責任鏈,“恨國”是把自己永遠放在道德看臺上,隨時開罵,隨時退場。這是我批評政府與國外公知漫罵國家根本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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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不是中國籍的公知們,有什么可敬的呢?拿著外國人的錢罵自己的祖國,有意思嗎?美國的余茂春,日本的石平,是連外國人也看不起他們的。真有硬骨頭,就做一回“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看看,就做一回鑒湖女俠秋瑾看看。他們沒有這樣的骨氣,對于改變我們的國家也沒什么用處。最可恨之處是拿了外國人的錢,替外部勢力遞刀子。外國對我國的偏見、打壓、圍堵本來就存在,他們主動把國內復雜議題加工成“證據包”,貼上情緒標簽,當作外國攻擊我國的口糧。他們表面上是“揭露”,實際上是甘心被外國“利用”。他們是一批“什么都懂、什么都不做”的人,說起來頭頭是道,但就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
愛國是一種信仰,名曰愛國主義;恨國是一門生意,他們是拿罵國家賺錢維持生計的。這門生意獎勵“站隊”,不獎勵“講清楚”;罵得越狠,越像“真相”。固定的劇本是:遇到好事——“都是假的”;遇到難題——“果然不行”;遇到改進——“迫于壓力”;遇到爭議——“你懂的”;遇到國際競爭——“肯定輸了”。這套話術最大的特點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方法便是“全盤西化”,替外國搞顏色革命。“恨國黨”不需要證據,它靠的是姿態;“恨國黨”也不需要承擔后果,因為它把“后果”推給了“在國內生活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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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愛國,是把問題當作任務;不是把國家當偶像,而是把國家當共同體。你可以對現實不滿,但請把不滿變成改進的推動力;你可以對某些現象憤怒,但請把憤怒變成推動規則更完善的理由。我國當然還有短板,有矛盾,有需要繼續改革的地方,這恰恰說明我們仍在向前,而不是停在原地。
愛國是我的本能,因為這里是我的家,有我的親人,有我及我的子孫后代之未來。所以,真想讓我們的國家更好,就別只會冷笑。對于不好的地方,拿出證據,講清邏輯,給出路徑,做一點實事。哪怕推進社會進步一毫米,也是好的。把我國捧成“老子天下第一”有問題,把自己的國家踩成泥問題更大,“盲贊”和“盲黑”走的是兩個極端,都不對。我們要的是把國家當成共同作品的人:不完美,但值得一起改;不輕松,但值得一起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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