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庶犧牲56年無法被評為烈士，中顧委同學出面：要給他一個公道

1985年9月26日的京西賓館，晚飯后的走廊里燈火通明。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剛剛放下茶杯，身旁的孔原忽然開口：“萬書記，張國庶的事，再拖下去就說不過去了。”這句略帶急促的話，把時間一下子拉回到半個世紀前。

張國庶1905年生于江西萍鄉，家庭富裕，青年時代恰逢安源工人運動風起云涌。1923年，他因哥哥張國燾寄來的新思潮書刊而心向革命；同年，孔原也在礦區勞動者的悲歌中生出反抗。兩位少年在萍鄉中學結識，很快組織起“互助社”，隨后一同加入社青團，再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到了1925年，他們已分別擔任宣傳委員與工會糾察部長，搭檔默契，日夜奔走。

國共合作時期，兩人名義上“入黨”國民黨，目的是利用公開身份掩護工人運動。1927年春，張國庶被省委選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孔原則在“六五”事變后輾轉南昌，最終參加南昌起義。此后多年，兩條道路雖遠隔千山，卻始終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并行。

1929年春，張國庶學成回國，化名周之德，在上海做巡視員。同年底，與紗廠女工晏碧芳結為伉儷。上海灘暗潮洶涌，張國庶謹慎行事，可還是屢屢與巡捕周旋。1930年初，上海英租界一次突然搜捕暴露了他的住處，但他機警撤離，及時向黨中央示警。李立三與羅登賢隨后提出，將他調往江西重建省委。

1930年3月，新省委在九江悄然成立：張國庶任書記，葉守信主管組織，徐荷云出任秘書長。省委機關藏身四號碼頭米店，上下聯絡全靠一部舊電話。三個月內，贛西南、贛東北、湘贛三塊蘇區的割據力量被系統整合，情報網和武裝補給管線迅速打開，這讓南京國民政府惴惴不安。

5月中旬，南昌衛戍司令張輝瓚接到密報：“周之德在九江。”隨后大批便衣與叛徒龐云飛、王立生潛入碼頭一帶。月底，省委機關被破，張國庶與五十余名同志先后被捕。獄中，敵人先擺高官厚祿，又施重刑審訊。張國庶連連冷笑：“利誘不成，酷刑也枉然。”一旁的晏碧芳被拖到水牢，同樣牙關緊咬。這對夫妻的硬氣，很快激怒張輝瓚，他簽字批示“就地處置”。江西地下黨尚未來得及營救，二人已被秘密殺害，年僅二十六歲。

1931年1月，紅軍在寧都龍崗全殲第十八師，張輝瓚被俘。當地百姓見這位屠夫，群情激憤，公審后立即槍決。可惜的是，張國庶的烈士檔案卻自此陷入塵封。原因有二：其一，他是張國燾的弟弟；其二，敵偽檔案里留下“疑似變節”的含糊記錄。沒有確鑿結論，審批表一擱就是幾十年。

1949年建國后，孔原歷任統戰部、中央調查部職務，忙于工作，對老同學犧牲的細節只知大概。直到1984年，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編寫陳列大綱，把名單遞到他面前，張國庶的名字赫然缺位。孔原當場拂袖：“這不行，他不能沒有名分！”工作人員連聲稱是，卻苦于缺乏中央批文。

于是出現了開頭那幕。孔原找來自己保存的早年文件，聯系當年的省委秘書徐荷云、蘇聯同學楊尚昆，以及在中央軍委工作的程子華，逐一核對。數十封來往信件，層層復印，加蓋公章；對照敵偽記錄，不僅能戳穿所謂“叛變”的漏洞，還能印證張國庶被捕犧牲的準確日期。他在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的信里寫道：“說他有叛黨行為，依據僅是敵特材料，破綻百出。”

馮文彬收到信后，立即組織小組復查。敵偽卷宗中幾處關鍵細節互相矛盾：張國庶既“出賣組織”，又“拒不招供”，顯然自相矛盾。更何況，同牢難友的口述一致證實他寧死不屈。調查組給出的結論是：應追認烈士。

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復：張國庶、晏碧芳為革命烈士。同日，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將兩位烈士生平陳列于序廳中央。孔原握著批文，嘆了一聲：“總算補回來了。”話音雖輕，卻勝過千言。

值得一提的是，此事的推動并不止來自同窗情誼。彼時中央正在系統清理因歷史偏見而遺漏的犧牲者，張國庶案不過是冰山一角。孔原等老同志的堅持，為后來類似工作提供了范本——嚴謹求證、寧缺毋濫，也絕不讓真正的烈士蒙塵。

多年后，萍鄉中學的校慶資料里，張國庶與孔原的合影重新出現。一行小字附在下面：“一九二四年，互助社成立留影。”照片上的少年眉眼清秀，誰能想到歸宿竟如此殊途。可歷史沒有浪漫，它只記錄結果——有人在槍口下挺直脊梁，也有人在拷問室里失聲投降。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孔原沒有開口，張國庶也許會永遠停留在“待考證”欄目。烈士名冊里少一個名字，看似不起眼，卻會讓后輩難以追尋完整的脈絡。革命的勝利是無數無名者托舉的，名單上的空白，折射的正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給他一個公道”這句話，聽來簡單，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它需要文件、證詞、批件，也需要倔強到底的堅持。張國庶以26歲的青春兌現誓言，孔原以81歲的年邁奔走呼號，兩人合力完成了遲到的蓋章。烈士碑上，再沒有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