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軍連損4名高級將領，其中1人可授元帥，2人可授大將

1945年8月15日深夜，延安窯洞里的燈一直亮到天明。外界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歡呼中，但中央首長清楚，真正考驗才剛開始。誰也沒有料到，僅僅八個月后，我軍會在同一年里痛失四位棟梁。

抗日勝利后，蔣介石表面談判，暗地調兵。1946年1月10日《停戰協定》剛落墨，他的特務機關就列出一張“黑名單”。李兆麟的名字排在最前。他是東北抗聯主要創建人，36歲，血氣正旺。3月9日凌晨，哈爾濱一個拐角的槍聲劃破冰雪，李兆麟倒在血泊里。警笛遲到，兇手早已遁去。濱江省百姓當天自發停工，送行的隊伍看不到盡頭，一位老人抹淚嘟噥：“小李將軍若能活到解放，至少是大將啊。”

四周后的重慶，另一場命運轉折正在醞釀。葉挺將軍獲釋只是短暫的喜訊。囚禁五年，他依然風骨崢嶸。3月20日，他給黨中央發電：“愿再舉長纓，縛住蔣逆。”毛主席親自改稿，三易稱謂，末尾加了“親愛的”三字。誰知天意弄人。4月8日，葉挺、秦邦憲、王若飛等起飛返延安，途中遇濃霧，大青山側一聲巨響，機體化作火團。機毀人亡的消息傳到棗陽前線，有戰士握拳喊：“葉將軍沒死，他只是先去偵察天上的陣地！”玩笑背后，全營默然。按照資歷和威望，葉挺若能參加1955年授銜，元帥幾無懸念。

葉挺殞命后僅兩個多月，山東臨沂又傳噩耗。羅炳輝因腦溢血倒在指揮圖前，年僅四十九。醫生勸他靜養，他擺手：“歇一歇，敵人可不會陪咱歇。”羅炳輝射擊神準，百米點蛋，五十米打鳥，部隊喊他“神行太保”。1944年占雞崗大捷，他憑“梅花樁”戰術一舉殲敵四百。軍醫事后嘆氣：“再年輕五歲，都能救回來。”不少軍史研究者認為，他生前已是野戰軍副司令，完全具備大將資格。

接踵而來的悲痛沒有停歇。7月21日凌晨，延安楊家嶺住院部燈火通宵。關向應病房里，賀龍握著他浮腫的左手，小聲勸：“兄弟，再撐幾天，中央已批了去蘇聯治病。”關向應搖頭：“留我一只手，也要寫完報告。”說罷閉眼，再沒睜開。44歲的他，1925年入黨，長征中與賀龍并肩，三年半絕境不倒，被毛主席稱為“忠心耿耿”。倘若活到新中國成立，他的政治、軍事資歷足以列入大將行列。

八個月之內，四位將星依次隕落，平均年齡不足45歲。李兆麟死于暗殺，葉挺殞于空難，羅炳輝、關向應則被病魔奪走。外人或許以為意外重于必然，然而細推原因，他們皆因常年征戰、積勞過度，身體長期透支。國共談判期間，敵人暗害、空中運輸條件簡陋，加之醫療水平有限，悲劇接連發生。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恰是解放戰爭序幕的關鍵節點。中原突圍、上黨戰役、定陶之役皆在這一年。葉挺、羅炳輝、關向應如果仍在戰位，華東戰場和中原戰場的指揮體系必將更加完整。以葉挺出任東南野戰軍總司令為例，或許能提前改寫沿海登陸的部署；羅炳輝若領山東二縱，濟南戰役可能提前半年打響；關向應善于政治動員，他若坐鎮晉綏，地方武裝的整合會更順暢。歷史無法假設，但軍事史家做過沙盤推演，結果顯示我軍可節省至少三個主力師的兵力與半年作戰時間。

有人統計，從1927年南昌起義到1949年4月渡江，僅高級指揮員中陣亡、病逝、被害者逾三百名。1946年這四人之逝，尤為集中而慘烈，凸顯戰爭年代的殘酷。今天翻閱檔案，能讀到他們留下的手跡：李兆麟在東北根據地寫的《建軍須知》，葉挺的《囚歌》，羅炳輝關于“梅花樁”作戰的批注，關向應寫給中共中央的臨終信件。字里行間，仍可感到熾熱的溫度。

“若有來生，再握鋼槍！”葉挺出發前曾笑著對妻子李秀文說，李秀文點頭，“我等你凱旋。”短短十個字的對話，記錄在機組隨行人員的日記中，后來成為空難調查報告的一段附注。這是一條記錄，也是一份未竟的約定。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的禮炮響徹長空，許多人在天安門城樓下低聲念叨幾位缺席者的名字。禮炮聲依舊，那幾位將星卻沒有機會披上新式軍裝。十三年后，八一勛章與一級獨立自由勛章頒發，評審小組在最后一次合議時，為李兆麟、葉挺、羅炳輝、關向應四人留出了本應存在的空格，最終只能在備注欄寫下：“1946年犧牲，未及評授。”

再回看1946年的這一連串折損，歷史學界用“斷層之痛”形容。高端指揮人才的驟減，使得解放戰爭中青年指揮員不得不提前挑起重擔，既是磨礪，也是負累。也正因為這種犧牲，后來每一次勝利都格外珍貴。將星隕落，精神長存，這句話在戰爭年代從不只是口號，而是一代人真實的信念與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