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回！不給日本留一點臉面

最近，日本外務省的官員找上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想要就中方最近加強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的事兒提個“交涉”。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吳大使的回應非常干脆，直接駁回，而且留下一句話，說中方將按既定步驟推進。

這一次，商務部在1月6號發布了今年第1號公告，明確要加強對日出口管制，禁止兩用物項流向日本的軍事用途。這在我看來，不僅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更是一種對日本現行政策的精準回應。

什么叫“兩用物項”？簡單說，就是既能民用也能軍用的物資和技術。在現在的科技背景下，很多高性能材料、精密的零部件，往往就是一線之隔。過去，本著睦鄰友好的原則，中國在這些領域保持了相對寬松的貿易往來。但現在情況變了。高市早苗上臺后，不但在安保政策上大動干戈，還要修訂所謂的“安保三文件”，甚至她身邊的人還公開討論核武器的問題。這已經不是簡單的防衛需求了，這是在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底線，是在試圖讓日本重新走向“軍事大國”甚至“戰爭國家”的老路。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還像以前那樣不做區分地出口這些敏感物項，那確實是對地區和平的不負責任。

其實，日本國內也不是沒有清醒的人。我看日本在野黨最近的反應就很大。社民黨的福島瑞穗和共產黨的田村智子，這兩位在日本政壇也是老江湖了，她們直接就把高市掌權的政府定性為“二戰后最危險的政府”。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重。她們擔心什么？擔心的就是高市這種缺乏外交平衡感、只知道一味展示強硬的做法，會把日本帶入死胡同。田村智子說得很直接，這種危險的言論不僅引發了中日關系的嚴重事態，更暴露了現任政府在外交上的無能。這話說到了點子上，外交不是斗氣，更不是為了拉攏國內選票就去挑釁鄰國的安全紅線。

再看這次交涉中的一個小細節，很有意思。有日本媒體注意到，這次日本外務省派人見吳大使，用的詞是“會談”，而不是去年11月那種劍拔弩張的“召見”。在外交辭令里，這兩個詞的區別可大了去了。當初他們覺得有底氣，用“召見”來顯示高姿態。現在，當中方真的一紙令下，開始在關鍵原材料和兩用物項上收緊口袋的時候，日方的調門明顯降下來了。

為什么？因為疼了。日本的支柱產業，比如半導體、汽車制造業，對中國的產供鏈有著極深的依賴。如果你一方面想在安全上挑戰中國，另一方面又想在經濟上占便宜，這世界上哪有這么好的事兒？

我覺得，日本經濟界現在的壓力一定非常大。高市早苗可以為了政客的個人野心去放狠話，但日本的企業是要開工的，是要賺錢的。如果因為政府的魯莽決策，導致日本企業拿不到關鍵的生產資料，甚至被排除在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供應鏈之外，那這種損失誰來承擔？日本那些經濟巨頭們不可能坐視不管。所以，日方這種辭令上的軟化，其實是內心焦慮的一種折射，他們想通過某種方式求和，想試探中方有沒有松動的可能。

但吳江浩大使的回答其實已經給出了標準答案：駁回。這說明在涉及原則的問題上，我們沒有模糊地帶。

講到這里，我倒是想起咱們老祖宗的一句話，叫“言出必行”。中方的立場早就講清楚了，既然你選擇了這條路，那就得承擔相應的后果。我注意到，日本政府還計劃在今年春天搞什么“專家會議”，加快修訂《國家安全戰略》，還要把網絡安全專家也拉進去。這種全方位的“再軍事化”傾向，才是導致今天局勢緊張的根源。高市早苗如果真的想為日本好，就應該認真反思這些策略，撤回那些挑釁性的錯誤言論。

現在的國際局勢變幻莫測，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平與合作才是大勢。中國作為大國，履行防擴散的國際義務是分內之事。我們不希望看到鄰國重新走上武裝擴張的老路，因為那對誰都沒有好處。日本社會內部現在對高市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大，也說明了人心向背。老百姓想要的是穩定的生活，是充裕的醫療保障，而不是昂貴的導彈和無休止的地區對抗。

說到底，中日關系走到今天這一步，責任不在中方。我們一直主張在四個政治文件的基礎上發展健康穩定的關系。但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非要在主權問題和安全紅線上反復試探，那我們也絕不會坐視不理。這次的出口管制只是一個信號，一個清晰的提醒。日本政府需要明白，外交上的小動作、用詞上的微調，換不來實質性的和解。真正的和解需要的是誠意，是正視歷史的勇氣，是尊重鄰國核心利益的自覺。

日本接下來是繼續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還是及時止損、回歸理性，選擇權在日本政府手里。但無論如何，我們要堅信，只要我們穩步推進自己的既定步驟，維護好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無論外界風云如何變幻，我們都有足夠的底氣和手段去應對。這種從容和定力，正是咱們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的最好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