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9歲，去女兒家養老，退休金5200全給兒子，女兒：別想白吃白住

我今年69歲，老伴走了三年，一個人住在老房子里總覺得心慌。上個月下樓梯踩空，把腳崴了，躺在床上三天沒喝上一口熱水，這才咬牙決定去城里跟孩子過。

我有兩個娃，女兒在省城安了家，兒子在縣城做點小生意。思來想去，我給女兒打了電話，心里卻盤算著另一件事：我那每個月5200塊的退休金，得全數打給兒子。

他剛換了輛送貨的面包車，孩子又要上補習班，處處都用錢。

女兒嘛，嫁得好，女婿是公司經理，總不會差我這一口飯。

女兒在電話里聲音挺急：“媽，您腳怎么樣？我這就請假回去接您！” 我忙說不用，自己坐大巴去就行。

掛了電話，我摸著腫脹的腳踝，心里那股說不清的滋味又泛上來。

收拾行李時，我把那張每月準時到賬的存折，用手帕包了又包，塞進了貼身衣服的內袋里。給兒子的那份心，得像護著炭火一樣護著，不能涼了。

大巴搖搖晃晃開了四個小時。鄰座的老姐妹聽說我去女兒家養老，羨慕地說：“老姐姐有福氣，女兒是貼心小棉襖。”

我扯著嘴角笑了笑，沒接話。棉襖是貼心，可我這心里頭，總覺得兒子才是傳家的棉襖里子，再破也得先緊著他暖和。

女兒家在十七樓。開門的是女婿，系著圍裙，手里還拿著鍋鏟：“媽，您可算到了！紅霞正念叨呢。”

屋里飄著紅燒肉的香味，六歲的外孫女從沙發上跳下來，脆生生地喊：“姥姥！” 一把抱住我的腿。

女兒紅霞從廚房出來，在圍裙上擦著手，眼圈有點紅：“媽，您瘦了。”

那頓飯，女婿不停地給我夾菜，外孫女嘰嘰喳喳講幼兒園的事。女兒話不多，時不時看我一眼，又低下頭去。

我扒拉著碗里的飯，那塊準備了一路的話，像石頭一樣堵在嗓子眼。

吃完飯，外孫女拉著我看她畫的畫。女兒收拾著碗筷，突然說：“媽，您這次來，就安心住下。

您那退休金，自己留著買點喜歡的，別省著。”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指無意識地蜷縮起來。

客廳里只剩下我和女兒時，電視機里正放著吵鬧的綜藝。

我清了清嗓子，聲音有點干：“紅霞，媽有件事……得跟你說。”

女兒轉過頭，手里拿著抹布：“媽，您說。”

“我那退休金……每個月5200，” 我頓了頓，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打算，都給你弟弟打過去。

他那邊困難，車貸、孩子，壓得喘不過氣。”

抹布從女兒手里掉下來，落在光潔的地磚上，沒什么聲響。

她沒去撿，就那么站著，看著我，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下去。

“媽，” 她聲音很輕，像怕驚碎什么，“您再說一遍？”

我硬著頭皮，把話又擠了一遍：“錢都給強子。

我在這，有你們照應著，花不著錢。”

女兒彎腰撿起抹布，慢慢地，一下一下擦著已經干凈的茶幾。

她低著頭，我看不見她的表情，只看見她擦桌子的手，指節捏得發白。

“媽，” 她終于開口，聲音有點抖，“您來我家，住我的房，吃我的飯，讓我和建國照顧您。然后，您把所有的錢，一分不剩，全給弟弟？”

我聽著這話不對味，心里那點愧疚被勾起了火氣：“我是你媽！生你養你，老了來你家住幾天，還要跟你算飯錢嗎？你弟弟是王家的根，他有難處，我不幫誰幫？”

女兒猛地直起身，眼眶通紅，眼淚就在里頭打轉，卻沒掉下來：“媽，王家王家！我是姓李嗎？我不是您生的？從小到大，好吃的、好穿的、上學的機會，哪樣不是先緊著弟弟？他身體弱，他需要照顧，我呢？我就活該是那個懂事的、該讓著的？”

她吸了一口氣，聲音拔高了些，帶著哭腔：“是，我現在是過得比弟弟強點。

可我和建國也是早上六點起床擠地鐵，晚上加班到九十點，一分一厘掙出來的！浩然馬上要上小學，學區房房貸一個月八千多！我們容易嗎？您摸著良心說，您來這兒，是真心想來讓我孝順您，還是覺得女兒這兒條件好，方便您把肉都剜給兒子？”

“你……你怎么說話的！” 我氣得站起來，腳踝一陣刺痛，又跌坐回去，“我白養你這么大了！你就這么跟你媽算賬？”

“我不是算賬！” 女兒的眼淚終于滾下來，“我是要個明白！媽，您的心里，到底有沒有我這個女兒？哪怕一點點公平？”

女婿聽到動靜從書房出來，攬住女兒的肩膀：“紅霞，別激動，慢慢說。”

他又看向我，語氣為難：“媽，紅霞不是不孝順。

只是這事……確實讓人心里不好受。

您看，退休金是不是可以商量著來？您留一部分自己零花，我們絕對不要您的，剩下的再幫襯弟弟，行嗎？”

“不行！” 我想起兒子電話里愁苦的聲音，想起小孫子想要新書包的眼神，心腸又硬了起來，“我跟強子說好了！不能再變！”

女兒推開女婿，指著門口，眼淚淌了滿臉，聲音卻異常清晰冰冷：“那您走吧。

去找您那等著您退休金的兒子養老去。

我李紅霞，養不起一個心里只有兒子、把女兒家當免費客棧的媽。”

這句話像一把冰刀子，直直捅進我心里。

外孫女被嚇哭了，跑過來抱著女兒的腿。

我看著女兒決絕的臉，看著女婿無奈的眼神，看著哭花了臉的外孫女，一股巨大的羞恥和憤怒沖上頭頂。

我哆嗦著站起來，抓起我的舊布包，瘸著腿就往門口走。

“媽！” 女婿在后面喊。

我沒有回頭，拉開門，走進了冰冷的樓道。

電梯下行時，我從內袋里掏出那張被體溫焐熱了的存折，封面上“5200”的數字，此刻顯得無比刺眼。

我給兒子打了電話，電話很快接通，背景音很嘈雜。

“媽？咋啦？在姐家安頓好了吧？” 兒子的聲音帶著慣有的、有點不耐煩的急切。

“強子，” 我的聲音干澀，“媽從你姐家出來了。”

電話那頭頓了一下，隨即聲音高了起來：“又怎么了？姐是不是給您氣受了？我就知道她那人……”

“不是，” 我打斷他，疲憊像潮水一樣漫上來，“是媽……媽沒地方去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是兒子壓低了的聲音，夾雜著旁邊一個熟悉的、尖利的女聲的模糊嘀咕。

“媽，您別急啊……這樣，您先找個賓館住下？我這邊……我這邊現在有點不方便，您兒媳婦她娘家媽來了，家里實在住不開……等過兩天，過兩天我去接您，咱再想辦法，行不？”

電話里的忙音響了很久。我握著手機，站在車水馬龍的陌生街頭，初冬的風鉆進我單薄的衣裳里。

存折還在手里，硬硬的，硌得掌心生疼。

對面商場的玻璃幕墻反射著明亮的燈光，暖融融的，可我站的地方，只有路燈投下的一小圈暈黃，和望不到頭的、冰冷的黑暗。

手心攥著的溫暖，終究暖不了身處寒風的全身。

有些天平從一開始就傾斜了，只是站在高處的人，從未低頭看過那份被忽視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