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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之后,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逐漸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成為其國策之一,侵略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鄰近的韓國。通過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與措施,日本逐漸把韓國置于自己的保護傘下,一步步剝奪了韓國主權(quán),這自然激起不甘當(dāng)亡國奴的韓國廣大民眾的激烈反抗。其中愛國志士安重根擊斃日本侵韓元兇、首任韓國統(tǒng)監(jiān)伊藤博文之舉便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正義舉措之一,曾受到廣泛關(guān)注,安重根也由此成為韓國的民族英雄。他的義舉以及生命最后時日中的表現(xiàn)和思考,充分體現(xiàn)出韓國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力量。這種精神不僅激勵著韓國民眾,而且對處于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國革命黨人,也有很大的激勵與鼓舞作用。
一
1909年10月26日,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前來與俄國使臣會談的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殺身亡。安重根完成使命后,并未逃走,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由懷里掏出一面韓國國旗,雙手展開,那青紅色的太極旗上用鮮血寫著“獨立自由”四個大字。當(dāng)幾個俄國士兵撲上去將他扭住時,他連呼三聲“大韓獨立萬歲!”,從容就縛。
安重根被關(guān)入俄國駐哈爾濱領(lǐng)事館后,日本駐哈爾濱領(lǐng)事館的外交官員四下活動,頻頻與俄國領(lǐng)事官員接觸,以各種手段要挾俄領(lǐng)館交出安重根。俄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答應(yīng)了日本政府的要求,當(dāng)晚便將安引渡給日本領(lǐng)事館。11月1日,安被日本憲兵和警察押解,乘火車到旅順監(jiān)獄,由日本的關(guān)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審理。
入獄伊始,安重根被縛以鐵索,受到多方虐待。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每天入獄盤查,也是惡言厲色,力圖使他屈服。他面對威迫,毫無懼色,抗辯道:我大韓義兵將官與爾國大官應(yīng)同等待遇,你們怎能如此蠻暴?
此時安重根在韓國抗日義兵中的身份為參謀中將,他深以此為榮,在監(jiān)獄里也維護著軍人的尊嚴,一直認為自己是兩國交戰(zhàn)中的俘虜,而非殺人犯或恐怖分子。經(jīng)過幾次交鋒,溝淵孝雄見不能以力屈之,遂改以柔服之。他派人給安重根解去綁縛,送去美食及紙筆書籍等物,并讓懂韓語者每日以好言勸之,意圖使安承認刺殺伊藤博文之舉系出于私嫌,而非仇視日帝的愛國之舉。日方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一政治案件刑事化,以轉(zhuǎn)移國際輿論由此對日本吞占韓國較之以往更為集中的注意力,并緩和韓國民眾因此事而激發(fā)的強烈的反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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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重根( 1879—1910 )肖像
日本人境喜明、園木次郎多次來見安重根,捏造事實,以動其心,說:自此事發(fā)生后,世界各報皆認為君之行動是無知之盲動,攻駁甚多。韓國二千萬人也恨君之舉動而痛罵之,說伊藤是為韓國盡力圖發(fā)展之人,害伊藤者實為仇韓而非仇伊藤,伊藤一死,再也沒有類似于他者,國家前途自此無望。可見內(nèi)之韓人,外之各國,無不非君之所為,君何苦固執(zhí)不服呢?君能勝過天下公論嗎?聽到這無恥讕言,安重根嗤之以鼻,正色答道:我以義報國,以義舍生,人之毀譽,何關(guān)于我?我入獄以后,不聞輿論,不見報紙,但我相信大韓同胞決無責(zé)我之理。西方報紙之評論雖未可知,但如有駁我者,必出于其野心。西方人久欲乘我東洋人之互相蚌鷸而收漁人之利,伊藤在世時侵吞無度,東洋之和平無日。今伊藤斃于吾手,去一元兇,東洋可相安無事,西方人無機會可乘,也許因此而駁我。說同胞罵我,一定是誣言;說西方輿論駁我,也不一定可信。
他的嚴正立場令兩個日本人無言以對,只好沮喪而去。就這樣,安重根多次嚴辭駁斥了日本人的利誘與威脅,始終直言刺殺伊藤是為了自己的祖國,使日本當(dāng)局將此一案件刑事化的企圖破了產(chǎn)。
在獄中,安重根趁正式審訊前的空隙,揮筆寫下了他在哈爾濱第一次被提審時即已總結(jié)出的伊藤博文的15條罪狀,包括:1、弒殺韓國閔皇后之罪;2、廢黜韓國皇帝之罪;3、強迫締結(jié)《五項條約》與《七項條約》之罪;4、虐殺無辜韓人之罪;5、強奪政權(quán)之罪;6、掠奪鐵路、礦山、森林、河澤之罪;7、強制發(fā)行第一銀行券紙幣之罪;8、解散軍隊之罪;9、妨害教育之罪;10、禁止韓人赴海外留學(xué)之罪;11、沒收焚燒教科書之罪;12、詭稱韓人欲受日本保護,欺騙世人之罪;13、當(dāng)今韓日之間爭戰(zhàn)不息,殺戮不絕,但他卻向日本天皇詭稱韓國太平無事,犯有上欺天皇之罪;14、破壞東洋和平之罪;15、弒殺日本天皇之父太皇帝之罪。
這15條罪狀除極個別有誤外,條條都證明伊藤博文罪惡昭彰,是韓國人民的大敵,而且它還充分揭示出日本吞占韓國的種種暴行,表明韓國志士的反日斗爭完全是有理有據(jù)的。
從1909年11月14日起,安重根開始在獄中接受新的審訊,仍由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主審。這樣的審訊先后進行了10次,直到1910年1月26日為止。審訊中,溝淵孝雄詳細訊問了安重根的生活經(jīng)歷、家庭狀況、宗教信仰、刺殺伊藤博文之前的準備情況、刺殺經(jīng)過以及同案數(shù)人的情況,安重根一一如實作答。在問及刺殺伊藤博文的動機時,安重根答曰:“我心目中只有東洋和平,我憎恨伊藤的錯誤政策。……由于伊藤的政策不好,致使韓國暴徒四起,人民不能安居樂業(yè),所施保護政策毫無實績,甚至傷害了中國的感情,一般的中國人現(xiàn)在都期待著報日清戰(zhàn)爭之仇,我巡游中國,對此我了解得很清楚。……韓國的一般民眾,日日夜夜處心積慮,恨不得與日本決一死戰(zhàn),以挽回今日的不幸,這是我不說也明了的。……伊藤揚言日本的保護是因為韓國民眾希望保護,并以此欺騙日本皇帝以及日本民眾,所以我想只要殺死伊藤,日本也是會醒悟的,于是殺了伊藤。……歸根到底,因為伊藤的做法很壞,所以韓國才陷入今日的狀態(tài)。假如伊藤不強制推行奸計,那么東洋當(dāng)然會極其太平的。”
當(dāng)然,由于認識的局限,他把日本的侵略政策與暴行以及實現(xiàn)和平的障礙歸罪于伊藤博文個人,是有所不足的。但從當(dāng)時的實際情況看,伊藤是日本侵韓的元兇,把他作為侵略勢力的總代表而抨擊之,又有其合理性。作為日本侵韓的總代表,伊藤有此下場,也是罪有應(yīng)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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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中的安重根
安重根獄中受審的消息傳出后,國內(nèi)外的韓國人都極為關(guān)切,旅居海參崴的一些韓國人,聘請了一位英國律師和一位俄國律師前來旅順,面見安重根,表示公判之時,將出庭為他辯護。
與此同時,安重根的兩個弟弟定根、恭根歷經(jīng)艱難,從韓國鎮(zhèn)南浦來到旅順探監(jiān),這是兄弟三人相別三年之后初次見面,恍如夢境。安重根托他們聘請韓國律師前來辯護,他對二弟說:我既決死,辯護何為?但要讓我同胞知我素抱之主張及此舉之所以由來,聘本國律師可申張此義。且外國律師既有為我來者,而無韓國律師,亦國恥也。二弟遂向韓國律師會發(fā)電報請求派律師來旅順。平壤的著名律師安秉瓚聞知此事后,慨然應(yīng)允出任辯護律師。
到旅順后,日本當(dāng)局不允許他與安重根見面,連用書信方式聯(lián)絡(luò)都不許。安定根、安恭根前去質(zhì)問日本檢察官為何不許,檢察官答道:爾兄聽說韓國律師來,知道本國人同情他,更加理直氣壯,若許他們見面,爾兄必闡揚其主張,氣焰益甚,所以不能允許相會。不僅如此,此時的日本法院又收回允外國律師為安重根辯護的成命,指定兩名日本律師出庭辯護。安秉瓚雖屢次陳詞,申明自己有充足理由為安重根辯護,但均為日方所拒絕,終究未能獲得出庭辯護權(quán)。兩位英、俄律師也如此。日本當(dāng)局在阻止了安秉瓚出庭辯護后,才允許他面見安重根。
1910年2月1日,安秉瓚來到監(jiān)獄,同安重根會面。安秉瓚向安重根轉(zhuǎn)達了其母的口信,最后含著淚水說:“今世你們母子不能見面,這真是情理難忍呵?”安重根說:“我在監(jiān)獄感嘆的是,我的愿望未能全部實現(xiàn),國家仍在日帝的鐵蹄之下,而且危在旦夕……”
1910年2月初,旅順日本關(guān)東都督府地方法院組成以審判官真鍋十藏為首的審判庭,準備對安重根進行公判。審判前,檢察官溝淵孝雄親自出面,對安重根進行誘導(dǎo)工作,以防他在法庭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對這種企圖,他嚴辭以拒。2月7日,旅順地方法院對安重根進行第一次公判,當(dāng)問他刺殺伊藤博文的理由時,他陳述了伊藤的罪行,說自己是出于期望韓國獨立的愿望而行動的。他還指出自己是以義兵參謀中將的身份獨自進行戰(zhàn)爭,擊斃了伊藤,因此不該在這個法庭受審。
在2月9日第三次公判時,安重根再次陳述了自己行動的目的并再次表明作為義兵將領(lǐng)不該如此受審,他說:“此次舉事,并非為我一個人,而是為東洋和平。……伊藤以統(tǒng)監(jiān)來到韓國,欺上瞞下,締結(jié)五項條約,那是違背日本天皇意旨的,所以國民都怨恨統(tǒng)監(jiān)。接著又締結(jié)了七項條約,使得韓國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甚至發(fā)生了韓國皇帝竟遭廢黜這種不該發(fā)生的事,因此都把伊藤統(tǒng)監(jiān)當(dāng)作仇敵。于是我到各地游說三年,又以義兵中將的身分轉(zhuǎn)戰(zhàn)各地。此次舉事,也是韓國獨立戰(zhàn)爭的一部分,我是以義兵參謀中將的身份為韓國而實行的,并非普通刺客之所作為。所以,我想我現(xiàn)在不是一個普通被告,而是一個被敵軍捕獲的俘虜。”
聽到安重根這些抒發(fā)自己政治見解的慷慨陳詞,日本審判官極為恐慌,曾打斷他的陳述,以如果繼續(xù)公開審理,就有危及安寧秩序之虞為由,決定停止公開審理,令旁聽公眾退庭。對此,安重根提出嚴正抗議,審判官只好在他陳訴后,宣布恢復(fù)公開審案。
2月12日,在第五次公判時,日本當(dāng)局指定的日本律師水野吉太郎、鐮田正治為安重根進行了辯護,他們說:“被告所犯罪狀雖已清楚無疑,但系出于誤解,所以罪情并不嚴重,況且日本司法機關(guān)無權(quán)管轄韓國人民……”。安重根對這兩位御用律師的辯護并不滿意,當(dāng)庭辨駁道:“伊藤的罪狀是天地神人無不知曉的,怎能說我誤解的呢?再說我不是以個人的名義謀殺犯罪的,我是以大韓國義兵參謀中將的名義,身負重任,來到哈爾濱開戰(zhàn),襲擊伊藤后被俘到此地的。本來,我與旅順口地方裁判所毫無相干,此案應(yīng)當(dāng)按照國際公法來判決。”
他還指出,這一案件的審理從審判官到律師、翻譯等人都是日本人,都不允許韓國律師參與辯護,這本身就是做戲給天下人看,定會遭人非難。這番話揭示出這場審判的實質(zhì),使在場的日方審理者狼狽不堪。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判,審判官宣布判決安重根死刑,并說被告可在五日之內(nèi)對該判決提出上訴,然后匆匆閉庭。安重根深知上訴無濟于事,而且他既早已抱定赴死之心,根本不想上訴。
安重根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為了充分闡明自己的立場和給國人留下一筆精神財富,他開始撰述自傳《安應(yīng)七歷史》和《東洋和平論》。為此他向法院院長平石提出可否將死刑延期一個月執(zhí)行,以便寫出《東洋和平論》,平石答應(yīng)了他的請求。至3月15日,他將自傳完成,內(nèi)容包含他從幼年起直到刺殺伊藤博文被關(guān)押在旅順監(jiān)獄接受審判的全部歷史,而且用很多篇幅揭露了日本侵占韓國的罪行。
3月15日以后,他開始寫《東洋和平論》,此時離刑期只剩10天。由于在這10天里,他還向親友寫了最后的告別信,并應(yīng)那些被其人格所感動的典獄、看守、憲兵、翻譯等的請求,給他們揮毫題寫了百余幅贈言,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人無遠慮難成大業(yè)”、“國家安危勞心焦思”等,所以他寫《東洋和平論》的時間所剩無幾。他擬將《東洋和平論》分為序言、前鑒、現(xiàn)狀、伏線、問答等5個部分,但由于時間太少,只來得及寫出序言和前鑒,而且前鑒部分也未寫完。從僅存的這部分遺稿看,他的東洋和平思想具有相當(dāng)深度。
1910年3月26日上午10時,是安重根為國捐軀的時間。刑前,他特地穿上了母親新縫制的民族服裝,并應(yīng)日本憲兵看守千葉十七的請求,寫下“為國獻身軍人本分”的題詞,隨后昂首走進旅順監(jiān)獄的絞刑室。檢察官溝淵孝雄問安重根臨刑前有無遺言,安莊重言道:我為大韓獨立而死,為東洋和平而死,死而無憾。遺憾的是,未見國家之獨立也。我大韓獨立之后,東洋可保和平,日本亦可免將來之危機。言罷,從容就義,年僅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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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重根被處決之前,在旅順監(jiān)獄所寫“獨立”遺墨,字體左側(cè)有無名指被截斷的安重根手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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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重根就義前為日本看守千葉十七所寫“為國獻身,軍人本份”。
二
安重根就義的消息傳出后,韓國民眾感到十分悲痛和激憤,當(dāng)時漢城的報紙詳細報道了安重根壯烈殉國的消息,很多人著文悼念。韓國各地各階層民眾不顧日本統(tǒng)治當(dāng)局的威脅和阻攔,紛紛舉行追悼會。在俄領(lǐng)沿海各州的眾多韓國僑民也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悼念活動。
一向同情韓國獨立斗爭的中國民眾也為安重根之就義悲憤不已,并用各種方式悼念他。許多中國報刊發(fā)表文章贊揚安重根的義舉,各界人士紛紛以題詞、賦詩的形式悼念,大量的挽詩、吊文、哀曲,寄托著中國人民對安重根義士的哀思。當(dāng)時中國的《大公報》《神州日報》《東方雜志》《時報》《上海時報》《華字日報》《東三省日報》《遼東報》《吉長日報》等,對安重根義舉進行大量報道,贊揚他的愛國精神。
在這些悼念活動中,著名思想家、學(xué)術(shù)大師章太炎、梁啟超的文字尤為引人注目。章太炎題寫了“亞洲第一義俠”來贊譽安重根,并專門寫了文章《安君頌》。文章首先揭露了日本侵略韓國的惡行,“建統(tǒng)監(jiān)以把其籍,廢舊君以伐其謀,質(zhì)適嗣以防其貳,散王旅以毀其器,戮貞士以渙其群,”繼之贊揚了安重根的義舉和在獄中的表現(xiàn),“君素深湛,餐服景教,將率大順,以遏亂流。”“逮君考問,辭無盈余,風(fēng)烈四播,義夫感憤。”最后感慨道:“夫亡國絕祀,海陸代有,及兵符制于仇國,軍實毀于武庫,發(fā)難無弧矢之威,同惡無簡書之恤,禍重如地,亦知亡矣!然則梟鴟鞠兇,義無兩立,雖燭害于方來,害不云極,國猶終斃。斯所以騁走絕險,勢無反顧者也。”這番感嘆,既是對韓國亡國的惋惜,又是對韓國志士仁人的反抗斗爭的贊頌,尤其贊賞他們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
出于對安重根義舉的感念,梁啟超專門寫下長篇七律《秋風(fēng)斷藤曲》,表達自己悲憤莫名的心情。詩中云:“黃沙卷地風(fēng)怒號,黑龍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笑一聲山月高。前路馬聲聲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倉海客。萬人攢首看荊卿,從容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獨漉獨漉水深濁,似水年年恨相續(xù)。咄哉勿謂秦?zé)o人,行矣應(yīng)知蜂有毒。……一曲悲歌動鬼神,殷殷霜葉照黃昏。側(cè)身西望淚如雨,空見危樓袖手人。”
該詩對安重根刺殺伊藤之壯舉做了精彩描繪,使安重根的英雄氣概躍然紙上。詩中將安重根比作中國古代刺殺帝王的英雄荊軻、張良等,贊揚他具有與古代義俠同樣的犧牲精神,認為他的義舉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曲悲歌動鬼神”),同時對其“未雪國恥身先亡”充滿了惋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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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濱 安重根義士紀念館
另外,清末曾出任駐韓大員的袁世凱也賦詩一首紀念安重根,詩曰:“平生營事只今畢,死地圖生非丈夫。身在三韓名萬國,生無百歲死千秋。”對安重根的英雄氣概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充滿敬意,認為其英名千秋永在。
安重根義舉之時,正當(dāng)革命派為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一再起義之際。雖然安重根之舉針對的是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反映的是韓日民族矛盾,與中國革命者反對清王朝的斗爭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這樣的壯舉,無疑會對同處反抗者地位、屢敗屢戰(zhàn)的中國革命者產(chǎn)生較大影響,這從當(dāng)時革命派報刊的反應(yīng)就可看得很清楚。
在所有報刊中,革命派報刊對安重根義舉的報道和評論最為細致,如中國同盟會機關(guān)報《民報》,不僅刊登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的照片,還發(fā)表了不少高度贊賞的評論文章;革命黨人于右任所創(chuàng)辦的《民吁日報》先后發(fā)表了數(shù)十篇文章和報道,其中不少文章出自于右任本人手筆。他曾對日本某報刊就此事發(fā)表的“今日死一伊藤,當(dāng)再生七百萬伊藤”的謬論,進行針鋒相對的回擊,說“我為韓人代下一轉(zhuǎn)語,曰:韓國死一安重根,當(dāng)再生七百萬安重根,否則萬不能敵其七百萬伊藤也。”他期望韓國獨立黨人能繼承英烈遺志,將反日運動進行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趕出韓國,建立真正獨立自主的大韓民國,“安重根等愛國志士方最終長眠于九泉”。《民吁日報》還專門探討了種族暗殺和政治暗殺的關(guān)系,引證史實為安重根之舉的合理性做辯護。
這樣的言論,實際也是在為中國革命者所實施的政治暗殺行動尋求合理性的解釋,從而適應(yīng)反滿革命的需要。由于《民吁日報》的文章一再肯定安重根義舉,并贊揚以安重根為代表的韓民族不畏強暴、勇于抗爭的品格和精神,所以遭到日本當(dāng)局的極大嫉恨,日本駐上海領(lǐng)事館向上海租界當(dāng)局提出嚴重抗議,租界當(dāng)局以“有損中日邦交”為借口,于1909年11月19日查封了設(shè)于租界的這一革命派報紙。
由上可見,安重根的義舉和犧牲,在中國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朝野各界幾乎都抱有敬佩和同情之意。這固然是由于中國正面臨著與韓國相同的深重的民族危機,而日本帝國主義是兩國共同的敵人。同時在深層次上,中、韓兩國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的趨同,尤其是民族精神上的相互認同,恐怕亦是關(guān)鍵因素。上述章太炎、梁啟超、袁世凱、于右任等人的文章和詩,無不對體現(xiàn)在安重根身上的精神有所抒寫,如不畏強暴、勇于抗爭的愛國精神,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等。這些也恰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為人稱頌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志士仁人代代相傳、不斷用行動來完善的精神。即就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而言,僅在安重根義舉的前后數(shù)年間,就有一批革命者不斷通過暗殺、起義等各種方式,同清王朝進行著殊死斗爭,他們不畏犧牲,前赴后繼,所體現(xiàn)的獻身精神,與安重根義舉可謂異曲同工。這種精神力量,是中、韓兩國人民所共同崇尚和擁有的。所以,安重根義舉所體現(xiàn)的精神,對當(dāng)時的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就在安重根犧牲后不到兩年,中國革命黨人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舉行武昌起義,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以實際行動顯示了這種精神之偉力。甚至可以說,辛亥先烈的革命義舉及所體現(xiàn)的精神與安重根義舉及精神,是異曲同工的。(節(jié)選自《歷史教學(xué)問題》,2011年第6期,文章原題為“辛亥革命前夜的安重根義舉及在中國的反響”)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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