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韓國總統李在明來到北京,他沒有在機場談論宏大的經濟數字,也沒有特意制造外交聲量,在之后的行程里,接連做了兩件有指向性的事件,一件發生在北京,一件在上海。
表面上是歷史問題,實際上卻觸及到日本右翼長期以來不愿觸及的敏感神經,高市早苗就站在這條神經的最末端。
第一件事情就是安重根遺骸的問題又被提出來了。
問題不在于歷史事實,而在于現實的態度,日本右翼至今不承認該行動的合法性,把安重根稱為“恐怖分子”,并且長期不提遺骸去向。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方面多次與日本進行交涉,但日本一直以“資料遺失”為由進行回應,三十多年過去了,沒有進展也沒有誠意。
李在明選擇在北京提出這個合作要求,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表達,他沒有猛烈地批評,而是把問題擺到了公開議程上,這就意味不再接受含糊其辭了,這樣的情緒化表態是無法避免的。
第二件事是在上海,李在明親自來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這不是普通的紀念地,而是韓國獨立運動的政治發源地。
1919年臨時政府成立之時,中國的局勢同樣很動蕩,但是仍然給韓國的獨立人士提供了一個生存的空間以及現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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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一起度過的實際經歷。
金九長期受到追捕,是中國民間力量冒險掩護的結果;臨時政府能夠正常運轉,是由于中國社會提供的環境,這種關系并不是后來故意制造出來的,在戰爭期間它們就形成了。
正因為如此,中韓之間達成的歷史共識一直都有現實約束力,日本右翼在歷史問題上每有一次倒退都會同時激化兩國的集體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訪問并不是在安全環境寬松的時候進行的。
李在明訪問中國之前后,朝鮮出現了導彈動向,地區安全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在此情況下,所有的外交行動都會被擴大解讀,李在明仍然把歷史問題放在首要位置,本身就說明了優先順序。
中韓沒有發布聯合聲明,多項合作正在推進中,但是有意克制自己,這樣的安排不是沒有效果,而是一種典型的控風險的做法,對外合作,對內不被貼上陣營標簽。
李在明一貫的風格就是不制造聲勢,但是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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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日本處于被動地位的并不僅僅是歷史方面。
北京李在明明確重申了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尊重,和尹錫悅時期模棱兩可的態度大相徑庭,之前把臺灣問題外溢出來,直接造成中韓關系冷淡,還讓韓國在區域內受壓。
本次路線重新校準,轉向并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變化,而是出于現實的考慮。
中國已經連續21年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半導體、汽車、化工材料、顯示面板等韓國的核心產業與中國市場緊密相連。
三星、SK、現代集團的負責人陪同,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他們不需要發表意見,但是態度反映在財報中。
脫離中國市場,韓國制造業會受到直接打擊,任何政治口號都無法回避的事實。
在李在明的上海之行中,他還同地方官員進行了交流,指出要維持多邊關系的平衡,不是為了對抗,而是為了穩定預期,對外發出的信息就是韓國不愿意做任何一方的消耗品。
正好抓住了日本右翼的戰略空當,在高市早苗的領導下,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持續倒退,在安全政策上不斷加強,防衛預算增加,言辭越來越激進。
她想通過制造緊張局勢來推進地區軍事化,但是她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周邊國家并不愿意為此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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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選擇,已經說明了一切,李在明沒有直接點名日本,但是每一個舉動都與高市早苗的路線有關,歷史問題不退步、安全問題不上陣、經濟合作回到現實。
這三點加在一起,就足以使日本沒有施壓的空間了。
從結果上看,這次訪華并沒有制造出多大聲勢,但是在重要的時間點上完成了方向上的修正,中韓關系止跌回穩,日本單邊敘事受挫,區域格局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生意還是繼續做,歷史卻不會倒退,這不是情緒化的表達,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東北亞起決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口號,而是無法抹去的記憶以及不能被切斷的利益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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