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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字在判決書上被重重寫下,獄中他把《東洋和平論》寫出來,三國并置的設想擺在紙上,1910年3月26日,他穿上母親備好的白衣走上絞架,三十一歲收束,身后的人開始拾起他的遺物,也把一段未完的對話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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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景沒有被所有人接納,《東亞日報》把版面空出來,主筆宋鎮禹寫社論,強調強迫兒子去背負父親的選擇是對人的損傷,報社很快被勒令停刊一年,人也被抓走關押,日本本土還有人站出來提問,律師布施辰治公開發聲,質問法律的邊界在哪,他的執照被吊銷,名字留在檔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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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那條路不一樣,安賢生在上海加入獨立運動的組織,父親祭日照例公開祭奠,1960年離世時,臨時政府為她送行,寫下“功勛子女”的稱號,南邊和北邊都把安重根作為民族的標識立在紀念館里,平壤有館,漢城也有館,家譜里這個弟弟的名字卻常常不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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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的定位清晰,獨立與犧牲被反復確認,安俊生的存在更難下結論,他在強壓下鞠躬,他在屋里默念父親的遺言,他在書店里整理史料,不同的切面拼起來才像一個人,“看清傷口的成因,尊重每個名字的重量”,這句可以寫在最后,面對那段歷史,贊美留給英雄,理解留給無奈,見證留給后來的人,把復雜講清,把人留在歷史里,不再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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