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的舊金山依舊陰冷,一家小型印刷廠連夜趕制出《戰犯自述》一書。作者段克文在扉頁署名“前軍統少將”,還附上一張年輕時的軍裝照。三周后,幾箱書漂洋過海到了香港,繼而經書商之手傳入內地,引發軒然大波。
書中的控訴頗為聳動:在功德林“受盡辣椒水”“坐老虎凳”“幾乎被活活折磨”。那些曾在撫順、功德林共同生活多年的原國民黨將領拿到樣書后無不搖頭。黃維讀完,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是替自己編新簡歷,還是在寫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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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被點燃怒火的卻是文強。文強此時已搬入重慶歌樂山的干休所,病體孱弱,卻一口氣連寫兩萬字反駁稿。起筆即罕見地用了重語氣:“段克文,你所謂的‘少將’頭銜根本子虛烏有!”此文隨后在香港《廣角》雜志連載,一時洛陽紙貴。
段克文究竟何許人?1946年,他混跡于沈陽,靠一張“軍統第二處秘書”介紹信謀差。文強外出公干,他竟私刻公章,給自己偽造了一紙“糾察隊隊長”委任狀,轉身又跑到吉林永吉騙得省府參議一職。1948年夏末,長春守軍潰敗,他被俘后被送往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審訊材料顯示,其真實身份只是軍統外圍探員——連正式編制都談不上。
有意思的是,身陷戰犯所后,段克文先是極力淡化特務經歷,自稱“伊通前縣長”,隨后又見身邊盡是少將中將,便把“少將”帽子往自己頭上一扣。那份“委任狀”幾經調查被證偽,但礙于改造政策,管理所并未深究。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時30分,撫順戰犯管理所禮堂廣播傳來消息:“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瞬間掌聲雷動。文強、黃維、周養浩等人激動失聲,段克文卻悄悄掏出隨身小本,寫下一行字:“自由,得來自行爭取。”管教干部回憶,這句話當時并未引起注意,如今回頭看顯得頗暗含心機。
次日中午的餞別宴,十二張圓桌擺滿水餃、米飯、紅燒肉,所長金源頻頻舉杯。文強挽著黃維的胳膊笑言:“老黃,咱倆都過了耳順之年,還能坐在一起吃散伙飯,算是福氣。”黃維舉杯附和。段克文倒是酒量驚人,幾杯白酒下肚,話鋒又開始夸夸其談:“回去后我要寫書,把這些年的苦難統統說出來。”劉家常聽在耳里,心里泛起嘀咕,卻也不好多言。
特赦后,國家發給每人路費、糧票以及三個月生活補助。大多數人選擇留在北京或返鄉。十人申請赴臺,段克文、周養浩、陳士章最終改道美國。不同的是,周養浩有親屬接濟,基本謝絕采訪;段克文無人依靠,只能靠賣稿過活。《戰犯自述》正是在這種窘境下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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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最引人注目的章節是所謂“酷刑回憶錄”。段克文寫道:“我拒絕交代,警衛灌我辣椒水,整整四盆。”事實卻是,撫順管理所從未配備過辣椒水。文強在回憶稿里明確記錄:“管理所對病號每日兩雞蛋、一杯牛奶,這在當時連普通干部都羨慕。”黃維肺結核嚴重,周總理親批“全力救治,不限費用”。這種細節與段克文筆下的“地獄”形成強烈反差。
更關鍵的破綻在于時間線。段克文聲稱“1949年春仍在功德林挨打”,然而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直到1950年12月才正式啟用。史料翻檢一下,謊言立現。對此,文強在文章中冷嘲一句:“連關押地點都記錯,還奢談史實?”
段克文的“少將”身份也被逐條拆解。《國民政府陸軍將官名錄》1946、1947兩版均無其名。人事處檔案查不到委任電報,更無授銜令。戴笠1946年5月逝世后,軍統系統已經停發新銜。文強寫道:“他若真是少將,與我同級,當年會議上不可能沒座位。”這一句點破了段克文“頭銜神話”。
有人或許好奇:既然謊言如此拙劣,為何仍有人買賬?原因無非兩點:一是“苦難敘事”更易博眼球;二是海外某些勢力樂于放大負面素材。遺憾的是,段克文為蠅頭小利,連基本事實都肯犧牲。沈醉曾對女兒說:“他們可以高價收買段克文,卻買不到沈醉。”
1990年,周養浩病逝舊金山。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送去花圈,挽聯寫著:“念昔誤聽逆命,幸逢寬大政策。”這一幕與段克文四處兜售“苦難軼事”的窘迫身影形成鮮明對比。
1992年冬,文強收到來自香港友人轉寄的消息——段克文因心臟病猝逝,客死異鄉。文強沉默良久,把那本《戰犯自述》輕輕合上:“虛名非福,造謠自毀。”短短一句,算是給這場鬧劇畫上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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