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社會生命與青年社會化：高校二手物流轉的“物—人—制度”三元互動機制研究

王郝爽，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物質文化研究、青年亞文化研究。

［摘　要］高校二手物流轉是青年社會化進程的重要物質實踐。基于“物—人—制度”三元互動框架，通過對24名高校學生的深度訪談及對兩所高校29個月的參與式觀察發現：首先，二手物品在青年高校生活的不同階段發揮不同作用——剛入學時幫助了解校園生活的潛在規則，發展期轉化為社會資本媒介，畢業時成為身份轉換的儀式性節點。其次，制度時空深度形塑流轉邏輯。學科場域形成“技術信任型”與“文化資本型”兩類校園互助交易規范，線上空間通過符號修辭重構情感共同體，過渡性校園空間促成身份彈性實踐。最后，青年通過“時間靈活安排”“空間多功能利用”“延遲信任機制”等策略實現制度適應與主體性建構。研究拓展了物的社會生命理論，揭示了制度情境對物的意義的重塑性，提出了高校青年的“制度適應性智慧”，為理解制度環境下的青年物質實踐與社會化機制提供了新視角。

［關鍵詞］二手物流轉；青年社會化；物的社會生命；高校制度；校園文化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全球消費結構的轉型推動了物品流轉方式的多元演變。二手物流轉從傳統的跳蚤市場延伸至線上平臺，逐漸融入社區與校園等制度化空間（Appelgren & Bohlin，2015）。高校校園具有資源集中、時間安排規律、空間布局清晰的特征，成為二手物品交易的活躍場所。青年通過線上群組與線下集市等形式參與物品流轉，在滿足實際需求的同時，也建構起情感聯結、身份認同與社群互動的文化實踐。

學界對物流轉的社會意義已有初步探討。阿帕杜萊（Appadurai，1986：3）提出的“物的社會生命”理論強調，物品在流通中不斷被賦予價值與意義，是嵌入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的行動者。在此視角下，物流轉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社會關系重構與身份協商的重要機制。然而，現有研究仍存不足之處。一方面，學界較少將物的生命歷程與青年個體的發展階段結合分析，忽視了物品如何介入青年在入學、成長與畢業等不同生命節點中的社會化過程。高校青年在角色轉換期借助物流轉實現適應與表達的機制尚未得到系統闡釋。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聚焦家庭與社區場景，缺乏對高校這一典型“過渡性空間”中物品功能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中的“過渡性空間”借用了 Turner（1969）提出的“閾限”（Liminality）概念，特指青年學生在高校這一制度化場域中處于“非家非社會”的過渡狀態——既脫離原生家庭的日常規訓，又未完全進入職業社會的生產邏輯——其身份具有試驗性、可塑性，行為受制度規則（如校規、學制）與亞文化（如同伴規范）的雙重約束。在這一過渡性空間中，物品如何發揮儀式性媒介作用等問題仍有待挖掘。此外，當前研究普遍關注個體層面的情感體驗與象征賦義，較少涉及校園制度結構（如學年安排、空間劃分與社群組織）如何塑造物流轉行為的節奏與規范。在二手物流轉過程中，青年并非被動接受制度安排，而是在實踐中發展出策略性調適行為，生成共享倫理與流轉機制。這反映出制度與主體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整合三種理論資源：其一，借助“物的社會生命”理論，理解物品在流轉過程中的意義重構；其二，結合“人的生命歷程”理論，揭示青年在不同發展階段中的角色轉換與社會化策略；其三，納入“制度性時空”視角，關注高校制度結構對實踐的形塑功能。三者整合構成“物—人—制度”三元互動分析框架，用以揭示物流轉實踐中的中介機制、制度邏輯與主體能動性。

基于此，本研究重點探討：二手物品如何參與青年在大學入學、成長、畢業等不同階段的適應過程？物品流轉如何幫助青年建立身份認同和人際關系？青年如何在制度規訓中發展出實踐策略，實現制度適應與主體表達的平衡？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等方法，本研究試圖揭示物流轉實踐中“物”的生命、“人”的發展軌跡與“制度”的時空結構之間的互動邏輯，以豐富和拓展物質文化研究與青年社會學的理論。

二、文獻綜述

（一）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的實踐特性與理論裂隙

二手物流轉作為一種物質文化實踐，其社會意涵與符號邏輯已得到廣泛探討。物的社會生命理論揭示了物品在流動中價值與意義的重構過程，強調物品作為社會關系載體的動態本質（Appadurai，1986：13；Kopytoff，1986：64）。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二手物的記憶功能，如家族傳承中的情感載體（Lovatt，2015）、懷舊價值如何賦予物品新意義（Brembeck & S?rum，2017）、再商品化如何“賦予舊技術物以新生命”（黃順銘、陳彥寧，2021）。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既繼承了二手物流轉“再利用—再流轉”的物品循環邏輯，又因高校空間的制度化特征、群體特性與節律安排而呈現出獨特性。這一實踐同時體現出高校日常生活的規范性對學生行為的塑造以及青年文化的創造性回應。這一實踐具有如下特征：以青年群體為主要參與者，呈現鮮明的代際傳承色彩；流轉多發生于校園內部的制度空間中，如宿舍、社團、線上班群等；物品不僅承載使用價值，更承載了身份認同、群體歸屬與成長軌跡。

二手物流轉呈現“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過程，因此“意義轉化”是二手物流轉的關鍵議題之一。流轉中常伴隨情感賦意、社會關系重構與文化資本積累，具有儀式性、情感性與象征性等多重特征（Brembeck & S?rum，2017）。然而，已有研究多強調流轉行為的情感價值，而忽視其所嵌入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時空對流轉過程的塑造機制。而且，二手物流轉相關研究主要基于個體情感或家庭場域分析，而缺乏對制度環境機制、青年發展機制與物質實踐交互機制的系統探討。因此，本研究擬整合物的社會生命、人的生命歷程與制度性時空三個維度，通過理論交織建構“物—人—制度”分析框架，揭示高校青年如何在二手物流轉中展開社會化實踐與身份協商。

（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中的“物—人—制度”理論整合路徑

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是指在高校空間內，青年之間圍繞日用品（如教材、電子產品、家具、服飾等）進行的買賣、交換、贈予等物質流轉行為及其伴隨的社會互動與意義生產活動，屬于嵌入制度場域的物質文化實踐。在物質文化研究中，物的意義建構與社會流轉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學界圍繞著物與人的互動機制、物品的象征價值與流轉行為的社會后果展開了廣泛討論。現有研究主要有兩類路徑：結構功能主義路徑關注制度對流轉行為的規制，通過空間分析解讀物品流動的邊界，如對社區跳蚤市場的空間組織與實踐邏輯研究（Hirschmanet et al.，2012）；符號互動路徑則聚焦流轉中的情感聯結與意義生產，如對英國中產母親消費母嬰二手物品的情感賦意與風險感知的研究（Waight，2014）。在上述兩類路徑中，對于物與人的情感聯結、身份轉換與文化嵌入的關注均為重要的研究線索。然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作為一種制度性時空高度嵌入的物質文化實踐，其背后蘊含著復雜的社會實踐結構、身份生成機制與代際傳遞邏輯。要系統性、動態性地揭示這一現象及其內在邏輯，亟須將“物—人—制度”三者納入同一分析框架，進行有機整合與交互分析。

物的社會生命理論強調，物品并非靜態實體，而是在生產、流通、消費、神圣化與去神圣化等社會過程中被不斷賦予重構意義的社會行動者（Appadurai，1986：17）。物品的流動既承載著象征秩序，也嵌入權力結構與社會關系網絡。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是物品社會生命與主體身份建構過程的交匯點，既呈現出物的再社會化過程，也揭示了物品如何參與代際傳承、社群建立與情感延續。

物的意義是在特定的生命階段中被重新定義的，高校青年二手物交易的群體內部嵌入性又凸顯了物品在特定生命階段（如青年過渡期）對青年社會化過程的意義。人的生命歷程理論（Elder，1998）聚焦個體在社會結構與時間秩序中的發展軌跡，強調生命事件的階段性安排及其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動態關系。高校是一種青年既脫離原生家庭庇護又尚未全面融入社會生產體系的生命歷程的重要過渡階段（Turner，1969：94）。在這一階段，青年通過二手物的獲取、流轉與儀式性處置，實踐著身份過渡與社會化，而物品本身也承載并傳遞著特定的校園文化與群體認同。

人在特定生命階段中和物的互動，是在特定制度場域中被結構化、同時也被賦予能動性可能的空間。高校是典型的制度性時空。它不僅指涉物理空間位置和自然時間流逝，更體現為深嵌權力關系、文化規則和社會秩序的結構性力量（Giddens，1984：25；Foucault，2007：1）。其由特定的、制度化的“社會時間”（如學年周期、課程表、考試季、畢業時間表）（Zerubavel，1981：1）和“社會空間”（如宿舍區劃、教學樓布局、實驗室管制）構成（Lefebvre，1991：33；Foucault，2007：11；Soja，1996：66），這些時空要素設定了青年行為的基本邊界、資源配置的路徑與可能性（Bourdieu，1984：101）。高校作為一個獨特的制度性“場域”，其內生的時空結構深刻地形塑了該場域內特定的實踐邏輯、知識形式和慣習（Bourdieu，1984：170），并作用于個體實踐，塑造其行為邊界與資源動員路徑（Hirschman et al.，2012；Doria，2019；Minter，2019：1）。

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物（物的社會生命）、人（生命歷程）、制度（高校時空結構）三維度有機結合，通過“物—人—制度”的三元互動框架，探究高校青年如何在二手物流轉中實現身份協商、社群建構與制度適應。高校二手物流轉是“主體—客體—結構”互構的典型場域：物的社會生命理論揭示了“客體”——物品的流轉軌跡與意義重構——如何在社會關系與權力網絡中不斷嵌入與再生產；人的生命歷程理論關注“主體”——青年在成長路徑中的身份轉型——如何通過物的媒介化實現角色的過渡與情感歸屬；制度時空視角揭示了“結構”——高校制度對青年實踐的規訓與框定——如何使青年借助物的流轉展開策略性實踐。三者的結合能夠克服單一視角的局限：物的視角容易忽視主體的發展階段性與制度情境的特殊性，人的視角容易忽略結構對實踐形式的塑造，制度視角容易低估個體在結構中的創造潛力，從而更全面地揭示高校二手物流轉中“物—人—制度”的動態互構關系，解釋青年如何通過物的流轉協商身份、建構社群，并在制度約束中尋求表達空間。

沿著上述理論邏輯，本研究將圍繞以下三維互動展開：首先是物與人的互動，即二手物品如何在青年不同生命階段介入其身份轉變與社會化過程？其次是物與制度的互動，即物品的物質屬性、符號實踐及其流轉形式如何與高校制度結構相互交織與形塑？最后是人與制度的互動，即青年如何在高校制度性時空的規訓下發展出適應性的實踐策略，以協調結構約束與主體表達需求？

三、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田野選擇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在高校校園內部積極參與二手物流轉實踐的青年學生，重點聚焦于在校園內活躍參與二手物流轉實踐的本科生與研究生群體。本研究采用滾雪球抽樣方法，以來自北京、福建、江蘇、黑龍江、湖北的5所高校的24位有二手物流轉經驗的學生為研究對象。表1列出了受訪對象的詳細信息及其參與高校二手物流轉的經歷。

如表1所示，受訪對象兼顧地域分布與制度差異，學段多樣，學科廣泛，性別比例相對均衡。在身份過渡性方面，受訪者覆蓋了新生、在讀生與畢業生三類生命歷程，有利于反映青年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制度規訓與身份建構任務。在實踐多元性方面，樣本包含線上線下交易、贈予、繼承等多種物品流轉形式，涉及教材、電子產品、家具等具有象征價值與實用性的物品類型。在制度環境方面，所有交易均發生于校園內部平臺（包括微信群組、跳蚤市場、社團集市等），依托高校內部制度時間節奏與空間安排。

此外，本研究重點選取北京A大學與福建B大學開展田野調查。這兩所高校的制度環境、校園文化與學生生態存在顯著差異，能夠為理解高校制度性時空對二手物流轉實踐的塑造作用提供橫向對照與深度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釋主義研究范式，綜合運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關注物質流轉、主體經驗與制度情境的交互構成，力求揭示青年在二手物流轉中的能動策略與制度適應邏輯。

1.概念與框架

本研究在物質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將物的社會生命、人的生命歷程與制度時空三者同時納入分析視野。物的社會生命理論揭示了物品在生產、流通與消費過程中不斷被賦予新意義的動態過程；人的生命歷程理論關注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在關鍵生命階段如何通過物的媒介化實現角色轉換；而制度時空研究則聚焦制度安排如何通過時間節奏和空間規訓影響個體的社會化路徑和實踐邊界。

本研究將人、物與制度的關系理解為三重互動機制。物品既是工具也是符號，承載著青年身份建構與代際傳承的意義。同時，物的流轉過程受到高校制度性時空的規訓，青年通過策略性實踐不斷對制度進行調適。二手物流轉實踐成為青年在制度空間中展開策略行動的重要場域，通過物流轉實現對結構性約束的協調與主體性表達。根據這一邏輯，本研究進一步構建了如圖1所示的“物—人—制度”三元互動框架。

首先，物與人的互動維度關注二手物在高校青年不同生命階段中的功能轉變。在深度訪談與田野中，通過詢問、觀察物品如何介入入學、成長與畢業等關鍵節點的社會化過程，重點探討青年如何通過物品的獲取和處置表達身份轉變和情感歸屬。

其次，物與制度的互動維度關注物品的物質屬性與符號實踐如何與高校制度結構交織互動，從而形成一套具有校園特色的二手物流轉邏輯。在訪談與田野中，通過詢問、觀察青年在流轉實踐中如何圍繞制度規則進行創造性轉化，探索符號構建與共享倫理的生成機制。

最后，人與制度的互動維度聚焦青年在制度規訓下的發展策略。在深度訪談與田野調查中，通過詢問、觀察高校青年參與二手物流轉中的時間利用、空間拼貼與信任機制的創造，揭示青年如何將制度邊界轉化為行動資源，實現文化創新與自我表達。

2.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采用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相結合的方式收集研究資料（2022年5月至2024年9月）。在深度訪談方面，研究者共與24位學生開展了半結構化與敘事式訪談。訪談圍繞“物—人—制度”框架，從基本行為特征、物品與身份的象征關聯、制度情境下的調適策略三個層級展開。訪談過程特別設置了“物品生命史回溯”環節，邀請受訪者講述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流轉經歷，進一步展現物與人的情感聯結。深度訪談共形成轉錄文本約10萬字。

在線上觀察方面，研究者選取北京A大學與福建B大學作為核心田野點，結合歷時性追蹤與共時性比較，持續觀察20個活躍的二手交易群組，時間跨度達29個月。線上觀察累計記錄了120條觀察日志，共計約1.8萬字。研究者以成員身份深度參與，記錄信息發布、詢價互動與交易達成的全過程，重點關注商品修辭、定價邏輯、情感符號建構、信任生成機制與社群規范，以及高校節律（如畢業季、開學季）對交易節奏與物品類型的影響。

在線下觀察方面，研究者參與了A大學2023年夏季舉辦的校園跳蚤市場。研究者以攤主和買家的身份共參與12次，累計46小時，詳細記錄攤位布置、交易交流和規則協商過程。研究者特別關注物品敘事與情感賦意，以揭示高校青年在規訓與自由之間的協商過程。線下觀察的同時記錄田野筆記，并拍攝若干照片用于輔助空間行為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持續比較法與情境分析法，建立三級編碼系統，運用“物—人—制度”框架進行概念整合。通過時空分析工具，將交易事件按場域、時間節點和行動者特征進行三維定位，識別不同情境下的意義生產機制。同時，對照片進行視覺分析，解讀空間布局與身體姿態中的非言語符號隱喻，以補充文字材料的不足。

研究過程嚴格遵循倫理規范，實施動態知情同意與匿名化處理，保障受訪者權益。同時，結合三角驗證、多方數據互證與負向案例追蹤方法，以提升研究效度。多元方法整合不僅增強了數據的可靠性，也為深入理解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的社會文化機制提供了可能。

四、研究發現

（一）二手物流轉中的社會化機制

基于深度訪談及參與式觀察的分析發現，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并非簡單的物品交換，更是青年社會化進程中的重要實踐。二手物在流轉過程中成為制度知識的物化載體，承載著前人積累的經驗與規則。通過個體的使用與再流轉，這些物品不僅實現了經濟功能，也推動了校園規范的代際延續與身份認同的塑造。青年在物品獲取、處置與傳遞過程中，逐步完成了從“新生”“在讀生”到“畢業生”的角色轉換。

1.入學適應期：二手物作為制度知識的“解碼器”

對于剛步入大學的新生來說，二手物的獲取不僅是生活所需，更成為其理解和適應校園生活的重要媒介。二手物所承載的前任使用者痕跡，成為幫助新生解碼“大學生活潛規則”的隱性指南。

S03回憶了她第一次購買專業課二手教材的經歷。她說：“翻開扉頁看到學長用熒光筆標注的‘考試重點’時，我突然理解了大學學習和高中刷題的本質差異。那些批注里藏著課堂上不會明說的生存法則。”這意味著，二手教材不只是學習工具，也是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幫助新生快速識別什么是“真的重要”。

二手物構成了新生適應校園的“認知腳手架”。在實際觀察中，研究者記錄到宿舍里墻上掛著的二手掛鉤、臺燈底座貼著的插座轉換提示、夾在書本里的課程表等，都是經驗積累留下的物理痕跡（PO-20220903）。S01對此有深刻體會：“宿舍墻上學姐留下的掛鉤肯定有用，不能隨便摘。后來掛床簾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位置是最方便的。學姐的生活智慧體現在這些細節里。”

這種通過物品傳遞的經驗，使新生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課程安排、宿舍生活、社交禮儀等知識。二手物的功能因此具有了雙重屬性，既滿足實際使用的工具性需求，又通過“物質解碼”承擔了隱性知識的傳播。新生通過親身接觸、使用和體驗二手物品，在實際的校園生活場景中，學習和內化了隱含的規則和知識。

2.發展成長期：二手物成為社會資本的轉化媒介

進入大學生活的中后期，青年學生的社交網絡趨于穩定，二手物流轉逐漸超越單純的生活需求滿足，轉而成為社會資本積累與自我認同建構的實踐場域。換言之，物品交易不只為了使用價值，也成為青年學生擴展人脈、建立聲譽的方式。

S13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例子。她一開始加入二手交易社群是為了省錢，后來逐漸成為“資源中介”。她說：“通過幫學弟學妹找便宜的二手物，我認識了很多人。現在大家如果有東西要賣或者想買，就都會來找我。”通過這種實踐，她逐漸成為社交網絡中連接資源與人脈的關鍵節點。

一些學生則通過二手物流轉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校園名片”。S10分享了他的經歷：“軍訓服我轉賣了三次。第一次賣給新生賺了點差價，第二次幫家庭困難的同學免費轉讓，第三次捐給了話劇社當道具。現在大家提起二手達人就會想到我。”在這個過程中，他并沒有因為重復交易被視為“逐利”，反而通過策略性的轉讓行為，將二手物流轉轉化為象征性的資本，獲得了同學們的認可和好評。

這種現象體現了布迪厄（Bourdieu，1984：125）所提到的資本轉換過程。原本經濟資本有限的學生，通過二手物流轉，創造性地實現了象征資本的積累，甚至重構了群體內部的評價體系。二手物事實上成為其建立個人聲譽、擴展社交圈的重要媒介。

此外，二手物流轉還推動了興趣導向的亞文化社群形成。S04在賣舊相機時，專門聯系了校園里的攝影愛好者組建微信群。他說：“本來群里只是賣相機，后來大家在群里討論攝影技巧、推薦器材，有時還一起出去拍照。這已經遠遠超出了簡單的買賣。”通過這樣的社群構建，二手物流轉成了情感聯結的媒介，推動了青年從個體行動者向社群成員的角色轉型。正如 Granovetter（1985）所言，經濟行為并非孤立，二手物流轉也是社會網絡的建構過程。

在發展成長期，物的流轉功能逐步演變，青年通過買賣、交換、贈予等多樣化的交易形式，不僅積累了社會資本，也在校園場域內建構了新的社群歸屬。這種實踐不僅是對物的再利用，更是對身份的再生產。

3.畢業離校期：二手物的儀式化流轉與身份轉換

在畢業季，二手物流轉呈現出明顯的儀式性特征。物品的流轉不再只是資源再配置，而成為一種心理過渡與身份確認的方式。畢業生通過對物品的處置，完成了從“學生”到“社會人”的角色轉變，同時也在物的交接中維系了與校園的情感聯系。

S16在轉售法律典籍時，選擇只賣給“真心向學”的師弟師妹。她說：“每本書的扉頁上我都寫了一句寄語，比如‘希望你也能愛上法理學的邏輯之美’。用賣書的錢請了大三時的課程小組成員喝奶茶，最后還把《法理學導論》捐給了學校圖書館。”這些看似簡單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學術身份的告別和情感的轉移。書籍從個人所有物轉變為公共資源，奶茶成為集體記憶的凝結，寄語則是經驗與期待的物化表達。

物品的處置也是情緒調節的一部分。S06在畢業時有意識地進行情感的“清空”和“保留”。他說：“我把記滿了四年酸甜苦辣的日記本撕掉了，只留下了唯一一張講座門票夾在紀念冊里。”這種選擇性的保留與丟棄，幫助他完成了對大學生活的情感梳理。

集體層面的儀式化流轉同樣普遍存在。參與式觀察（PO-20230625）記錄了A大畢業季的“免費取用角”：畢業生將書籍、考研筆記、舊電器等物品整齊擺放，附上紙條寫著“希望它們能陪伴下一屆人走過一段路”。S09回憶說：“去年我從學長留下的《公共政策分析》里翻到了手寫的考研計劃，今年我也把它留了下來，希望也能幫到下一個人。”通過物的傳遞，離別變得不再是斷裂，而是延續性的經驗傳承。

這些行為是“情感脫敏與意義留存”的過程。畢業生通過對物品的象征性操作，完成了對過去的告別。二手物流轉成為身份轉換的“儀式錨”，幫助個體順利完成角色轉型，同時也為校園文化留下了可感知的物質記憶。

研究發現，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是融合經濟行為、社會關系建構、文化意義生產與制度規訓協商于一體的綜合性實踐，是其社會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二手物在青年不同生命階段呈現出“工具性使用”“社會資本轉化”“身份儀式化”的功能迭代，其意義深度嵌入高校制度時空中被不斷重構與賦權，成為制度知識的物化載體與社會規范的傳遞媒介。這一發現拓展了物的社會生命理論（Appadurai，1986：3），突破了傳統“市場流通—象征賦義”的二元框架，揭示了制度情境對物的生命軌跡的形塑作用。同時，二手物流轉也是青年身份轉換的重要實踐路徑——物品通過流轉中介了其從新生、在讀生到畢業生的角色過渡，將抽象的身份轉換具象化為物質實踐。這一發現拓展了生命歷程理論（Elder，1998），闡明了個體發展通過物的微觀實踐完成制度化生命歷程的情境化展演，豐富了社會化微觀機制的理解。此外，高校制度規范并非僅靠明示傳遞，而是通過二手物的流轉交接實現隱性延續與再生產。由此，物品成為高校這一過渡性空間中制度規范與個體實踐互動、協商與重構的關鍵中介（Turner，1969：94）。

（二）高校制度時空對二手物流轉的形塑機制

在分析二手物品如何參與青年社會化的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年如何在學校制度框架內開展二手交易實踐。研究發現，二手物流轉是青年群體身份建構和人際關系發展的重要過程。二手物的物質屬性與符號意義在流轉過程中交織互動，青年通過具體的物品實踐與制度情境產生復雜的社會關系重構。學科場域的物質邊界與符號實踐共同參與群體身份協商，線上空間借助符號修辭構建情感共同體，過渡空間則促成基于物的流轉的身份彈性實踐。

1.學科場域：物質邊界與校園互助交易規范的雙重建構

高校校園作為學術環境，其二手物流轉承載著學科知識傳遞和專業認同的功能。不同專業的物品流轉體現出不同的特點：理工科重視技術能力，文科注重文化傳承。

在理工科群體中，技術信任成為物品流轉的重要前提。受訪者S07談到，她在研究生階段參與過多次實驗儀器（尤其是高精度的移液槍）的二手轉讓。“這類儀器如果讓不懂行的人接手，精度很容易被搞壞。所以一般都是內部傳給熟悉的人，實驗室會確認操作經驗，基本不會出給外行。”她強調，這種流轉更多是技術圈子內的內部接力，目的是確保學術資源的有效延續，而不是單純的經濟交換。實驗器材的流轉形成了專業圈子，只有具備相關技能的同學才能參與，物品事實上成為技術能力的證明。

相比之下，文科群體的二手物流轉更偏向于文化資本的延續與象征意義的生產。S02分享了她轉賣社會學教材時的做法。“我轉手《社會研究方法》時會特別跟學弟學妹說，這本書上有我師門師兄的批注，里面寫了好多老師上課不會講的小技巧。說實話，買的是書，買的也是‘經驗’。”這類做法使得二手教材不再是普通的物品，而是被賦予了知識傳承的符號價值。

同樣的現象在漢語言文學專業也有體現。S24表示：“有些書我會標明‘收錄了課堂上老師提到但書單里沒有的冷門文獻’，這樣的話，買書的人會覺得買的不只是書，是一份學術資源的‘秘籍’。”由此，二手書成為專業認同和群體歸屬感的載體。

高校二手物流轉在特定的學科環境中逐漸形成了屬于該專業內部的互助交易習慣。這些交易行為體現了一種“道德經濟”邏輯（Thompson，1971；Sayer，2000）——即人們并非完全出于市場考量來定價和交換，而是受到情感聯系、共同規范和身份認同的影響。理工科的技術信任模式保障了實驗資源的安全使用，文科的符號化流轉則延續了學術文化的詮釋傳統。物的物質性與符號性并存，既確保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強化了學科共同體的身份邊界。

2.線上空間：符號修辭與情感共同體的再生產

在校園二手交易的網絡平臺上，青年通過特殊的表達方式將買賣變成情感交流。表情包、特殊定價、文字描述都成為交易的組成部分，使二手交易超越純粹買賣關系而進入情感互動與共享記憶的再生產過程。

S08在描述“奶茶價”時解釋道：“我們在群里賣東西，標個‘奶茶價’，就是指10到15元。別人一看就明白，不是為了賺錢，算是‘順手幫忙’。這種時候不還價，表示一種默契。”在這種語境下，價格成為情感表達的隱喻，反映出群體內部的相互體諒和情感維系。

這種定價方式弱化了商業色彩。“有一次我賣耳機，標了個‘帶不走青春價’，其實就是順口一說，但學弟學妹覺得挺有意思的，很快就賣出去了。”S08補充道。這種定價方式將物品的情感價值融入交易，營造出一種共享校園記憶的情感氛圍。

表情包的使用也強化了這種符號化的情感鏈接。參與式觀察（PO-20221223）記錄到，很多學生在轉賣二手教材時會配上“感動A大”“陪伴三個期末季”等專屬表情和文字，營造一種共同經歷的情感記憶。例如，一位學生轉賣《傳播學教程》時在群里寫道：“它陪我熬過三個期末季，希望它也能陪你。”這種話語使物品承載了集體回憶，交易的本質變成了情感的再生產。

線上空間的物流轉不僅是物品的流通，更是身份認同的再造。通過“奶茶價”“帶不走青春價”等修辭，青年用物品流轉將個人生活經驗轉化為群體情感共鳴，建立起一種“去市場化”的校園消費倫理。在此過程中，價格轉化為情感表達，表情包充當情緒媒介，二手物流轉演變為情感共同體的日常實踐。

3.過渡空間：身份彈性與消費倫理的轉型

高校的宿舍、教室等臨時居住和學習空間中，青年通過物品流轉完成身份轉換，從“擁有”轉向“分享”。物的去私有化操作，也使身份的轉換過程更加柔性。

S12提到宿舍里的鏡子流轉習慣時說：“我們宿舍的鏡子是師兄留下的，大家一直共用，誰也不會帶走。畢業了自然傳給下一屆。”這種物品的非私有化處理，使臨時居住空間中的身份更具共享性。物品作為“代際聯系”的媒介，不僅幫助青年緩解了臨時居住的不安感，而且促進形成了以關系網絡為核心的歸屬感。

轉專業學生的“教科書置換”行為更具象征性。S19在轉專業后進行了一次“清倉”，在二手群里標注“轉專業清倉”，把原專業的教材賣掉，換購了心理學的專著。她說：“賣掉那些書其實就是告訴大家，我換了個方向，開始新的身份了。”這種行為的退出與新身份的宣言，使個人選擇獲得了他人見證與認可。

情緒外化同樣在物流轉中體現。S22分享了自己的“考研失敗心愿單”。她說：“考研沒上岸，把那些復習資料掛到群里賣掉。發的時候我寫了‘希望它在別人手里發光’。其實有點像儀式，算是給自己一個心理出口。”買家在交易中不僅獲取了物品，更參與了賣家的身份過渡過程。這種物質的流轉成為情緒處理與社會認同的一部分。

通過“公共財產式流轉”“教科書置換”“心愿單清倉”等實踐，青年在過渡空間中完成了對物品的再分配，也完成了對身份的重新定義。物品不再只是所有權的對象，而是身份轉換的橋梁，可以幫助個體從原有角色向新身份平滑過渡。

總之，青年通過二手物流轉在不同學科場域形成不同的交易模式，在網絡空間建立情感聯系，在校園這一過渡空間完成身份轉換，體現了物品、群體認同和學校制度的相互影響。二手物品的意義不僅在流動中發生變化，還受到專業背景和網絡表達方式等的影響。物品在不同制度環境中被賦予不同含義，生成“制度—物—符號”三重嵌套的生命軌跡。校園制度通過物的流轉滲入青年社會化節點，將抽象制度轉化為可感知的物質交互，拓展了生命歷程理論對非線性社會化路徑的解釋，揭示個體在物的流轉與制度空間交互中獲得階段性身份認同。此外，本研究還揭示了高校學科場域二手物流轉的倫理差異，提出“技術信任型”與“文化資本型”兩種校園互助交易規范，表明物的流轉并非單一市場邏輯，而是在學科場域中被制度結構形塑為兩種交易倫理（Granovetter，1985）。

（三）高校制度環境與青年策略性實踐的互動

在揭示二手物流轉如何嵌入高校制度時空并參與群體身份生成之后，需要進一步聚焦青年個體如何借助物的實踐策略以協調制度規訓與自我表達之間的張力。研究發現，在高校的制度規訓下，二手物流轉是青年群體的一種策略性適應實踐。二手物作為制度時空的物質媒介，促使青年在行動中不斷調整自我與制度的關系，形成“規訓—適應—重構”的動態平衡。青年通過時間與空間的靈活操作，將制度框架轉化為行動資源，實現了個體主體性的建構與制度邏輯的微調。

1.時間靈活安排：制度空隙中的資源再配置

高校生活有嚴格的時間安排，課程、作息、圖書館開放時間都有固定規律，這對青年的行動軌跡構成規訓。但青年通過“時間錯位安排”策略，在課余時間進行二手交易，實現時間和資源的合理利用。這種“時間靈活安排”的方式可以借用 Certeau（1984：37）關于“戰術性操作”的概念來理解——即個體在既定制度節奏下，通過調整自己的時間使用方式，來更高效地安排資源與活動。

S21分享了自己處理健身卡的經歷。“健身房開放有固定時間，但我平時課程多，空閑時段與健身房開放時間不完全對得上。后來我就把自己用不上的時段租給同學，反正卡是全年無限次。大家按課表比對時間，互相換著用，既不浪費也能省錢。”通過這種時間置換，她把自己的“閑置時段”變成了可交易的資源，實現了個人利益與群體需求的協同。

在節假日和畢業季，很多學生會對大件物品集中處理。參與式觀察（PO-20230104）記錄到，返鄉季前，微信群里二手行李箱、冬季衣物的交易量激增。學生們習慣在離校前一周就開始“清倉”，以避免因假期行程沖突帶來的物品積壓。一位學生在群里留言：“下周五離校，行李箱便宜甩，誰方便來宿舍樓下拿一下。”這種將制度規定的“離校時間”轉化為交易節奏的調整，體現了時間資源的再分配。

這種時間靈活安排策略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學生遵守制度安排，表現出對制度的服從；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重組碎片時間，獲得了對個人時間的主動掌控，將制度規訓轉化為可靈活調度的資源。

正如S11所說：“學校有學校的時間表，我們有自己的時間安排。只要不影響大局，大家都會靈活處理，時間用好了，資源就不會浪費。”這種實踐揭示了青年在制度時間中的“戰術性操作”，既順從又變通，形成了制度與個體需求的動態協調。

2.空間多功能利用：制度空間的功能漂移與再生產

高校的物理空間劃分通常具有明確的功能區，如宿舍用于居住、教學樓用于學習、圖書館用于閱讀。但二手物流轉改變了這種單一功能，青年通過“空間多功能利用”策略，在原有空間中開拓新的使用方式，賦予空間新的意義。這種對空間的新用法可以借用 Lefebvre（1991：38）關于“空間社會生產”的理論來理解，即在制度設定的空間中，加入新的用途，從而實現空間功能的重新定義。

在線上空間，二手交易群本是社交聊天的延伸，但逐漸被賦予了“準正式交易平臺”的功能。S18提道：“我們宿舍樓的二手群現在搞得跟課程群一樣，進群先改昵稱，‘年級+姓名+聯系方式’，還規定不能亂發廣告，誰違規就被踢出。”他補充說：“這種規則其實是在模仿學校的管理邏輯，群管理員就像‘班干部’，負責維護秩序。”通過移植制度規則，學生在虛擬空間中建立了新的信用體系，使交易變得更可控、更安全。

線下空間的利用也體現了“功能漂移”。S15分享了她選擇交易地點的習慣。“一般都會選擇在教學樓門口或者在宿舍樓下，因為那里有監控。感覺有監控就安全些，買家賣家都不會亂來。”這種選擇把本用于校園安全的監控設施轉化為交易的信任保障，使制度性的“控制工具”在實踐中變成了“信用憑證”。

參與式觀察（PO-20240407）也發現，自習室門口常成為驗貨和交接的場所。學生利用明亮的燈光和人流量，快速完成交易，降低了被欺詐的風險。一位學生在聊天中提道：“自習室門口，大家都在，出了問題馬上有人看到，心里踏實。”

這種空間多功能利用的實踐，使青年將原本封閉的功能空間轉化為多功能場所，實現了對制度空間的再生產。他們既遵循了空間使用的基本規范，又創造性地拓展了空間的使用范圍，使“規訓空間”發展成為“資源空間”。

3.延遲信任機制：制度關系的非正式轉譯與信用生產

高校的各種群體組織（如班級、宿舍、實驗室等）原本用于學習和管理，但在二手交易中，青年將這些熟人關系轉化為信任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延遲信任機制”。這一概念來自Granovetter（1985）的“嵌入性理論”，意指制度性關系網絡能被轉化為一種交易信任系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用不再完全依賴即時評價，而是可以借助關系的長期積累來實現信任延續。S17分享了其跨校區自行車轉讓經驗。“我賣車給學弟，約好了先試騎一個星期，覺得滿意再付款。反正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課題組在哪，不會跑路。就算以后有問題，也能在實驗室里找到人。”這種“延時驗證”降低了陌生交易的風險，將制度性關系轉化為信任的保障。

時間信用也是一種常見策略。S05在群里賣東西時，常會加一句“我下學期還有課，繼續在校，不會跑路”。她說：“大家看你還在上學，就放心了，不會說賣完東西就消失。”這種基于學期制的時間承諾，是用制度時間作為信用的擔保。

空間信用同樣在實踐中被創造。S23提道：“宿舍群里的賣家更靠譜，畢竟一個宿舍樓，抬頭不見低頭見，出問題肯定得負責。”這種關系信用通過地理空間的鄰近性和日常互動，建立起了更為牢固的信任機制。

這種“延遲信任機制”的核心在于，青年通過持續互動和關系背書，把原本屬于制度管理的社交網絡轉化為非正式的信用保障體系。這種信用生產不僅降低了二手交易的信任成本，也增強了群體內部的關系黏性。

總之，二手物流轉不僅是物的流通，也是高校制度空間中青年主體性的動態實踐。他們通過“時間靈活安排”“空間多功能利用”“延遲信任機制”等微觀策略，實現對制度時空的靈活操控，展現出創造性的適應與身份建構。這種實踐不是單向度的服從，而是對規訓機制的再調配與修正，體現出“規訓—適應—再生產”的協商過程。二手物不僅具有使用與情感價值，也是制度空間重構與社會秩序協商的重要媒介。此外，青年將制度性關系轉化為交易信任，發展出基于時間和空間鄰近的低成本信任機制，體現了高校青年學生群體的創新適應能力。

五、結語

本研究通過“物—人—制度”三元互動框架，揭示了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轉中物質循環、身份協商與制度適應的復雜互構機制。研究發現，二手物在高校這一過渡性空間中展現出三重文化功能：作為隱性知識的傳遞載體、社會資本的轉化媒介與身份轉換的儀式性節點。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物的社會生命與青年生命歷程的動態耦合，也凸顯了制度性時空對實踐的結構性塑造：學年周期驅動交易節奏，學科倫理分化流轉模式，線上符號修辭重構市場邏輯。青年并非完全被動受制于規訓，而是通過創造性實踐將制度約束轉化為策略資源：在時間維度，利用課間碎片時間與畢業節點重組交易節奏；在空間維度，將監控區轉化為信任場域，移植班級規則構建線上信用體系；在關系維度，以學籍身份為擔保延展信任鏈條。這些實踐既是對福柯規訓理論的微觀回應，也揭示了制度與主體互構的辯證本質——制度空隙恰成為青年能動性的生長空間。

本研究從以下三個方面深化與拓展了既有研究。其一，深化物的社會生命理論。阿帕杜萊強調物品在流動中的意義重構，但未充分關注制度情境的約束性。本研究揭示，二手物在高校場域的意義變遷深受學年周期、學科文化等制度要素的形塑，其價值不僅源于跨時空流動，也生成于制度性實踐。這一發現突破了“去語境化”的意義分析范式，推動物質文化研究轉向制度環境分析。其二，拓展生命歷程理論的制度維度。Elder（1998）的理論聚焦社會結構對生命軌跡的影響，但對微觀制度機制著墨有限。本研究表明，高校青年的社會化并非線性過渡，而是通過物品中介的自主實踐實現非連續轉型，比如新生借教材批注習得隱性規則、畢業生以物品處置確認角色轉換、轉專業學生用教科書清倉宣告身份重構。這些實踐將抽象的制度規范轉化為可操作的物質交互，彰顯制度時空如何通過物的流轉滲透至生命歷程的毛細血管。其三，提出“制度適應”。青年通過時空策略將制度空隙轉化為行動資源，形成低成本、高韌性的適應模式。這種實踐既非徹底抵抗，亦非完全服從，而是糅合了實用理性與文化創造力。這一概念不僅補充了傳統制度理論對青年“被動性”的預設，也為理解數字化時代制度微創新提供了新視角——如線上群組通過移植實名制規則重構信任生態，實為現實制度在虛擬空間的創造性轉譯。

這些研究發現對優化高校治理具有如下啟示：建構物質文化育人體系，比如設立“學科傳承物品庫”并開發物品生命史檔案，使流轉成為學術精神載體；優化制度彈性空間，比如在宿舍區設置標準化“共享交接點”，將自發形成的“免費取用角”納入校園文化基礎設施；創新校園互助交易規范評價機制，比如將公益定價、資源循環貢獻等實踐納入綜合素質評估，推動二手物流轉從純粹經濟行為提升為文化自覺實踐。這些舉措有利于推動物質循環成為培育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紐帶。

當然，本研究仍然具有一些局限性。今后，可進一步拓展樣本廣度，比如開展職業院校與中西部高校比較研究，探索區域文化、資源條件對流轉模式的差異化形塑；可進一步提升分析深度，比如追蹤物品的跨校流動軌跡，揭示空間層級如何介入意義生產等過程；可進一步推動理論融合，比如關注虛擬物品與現實物質流轉的互嵌機制，以回應數字化對實體消費倫理的重構挑戰。如此，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高校青年在物質豐裕時代的文化創新圖景。

責任編輯：劉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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