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對宋明理學話語體系的塑造 | 社會科學報

《周易》為儒家五經之首，其《易傳》更是塑造宋明時期理學話語體系的關鍵依托。在本體論、心性論、修養論、鬼神觀、儒佛辯五大論題上，《易傳》對宋明理學的話語體系構建產生了深刻影響，對凝聚中華民族思想主體性具有深遠價值。

原文 ：《 <易傳> 對宋明理學話語體系的塑造》

作者 |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翟奎鳳

圖片 |網絡

《周易》在漢代被推為儒家五經之首，代表了儒家的性命與形上天道。在宋明時期，雖然“四書”的地位與影響在一定意義上高于“五經”，但總體上看，《周易》特別是《易傳》對宋明理學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不亞于“四書”。這一點在理學形成的北宋時期尤為明顯，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都是基于《易傳》來建構其思想體系的。《周易》是宋明理學批評佛教最為重要的經典依據，是中華民族最堅實的精神支柱。

理學家借助對《易傳》范疇和觀念的闡發建構了其話語體系，如“太極陰陽”“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等，對理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影響非常大。對此，前賢雖有一定研究，但尚未作系統性展開。本研究在前賢的基礎上，對此作系統性推進，并從宏觀上就《易傳》對理學的影響作深入探討。一方面，從易學的角度對理學發展作新的敘述與刻畫；另一方面，透過易學對理學的影響，重新審視《周易》對中華民族思想主體性凝聚與建構的重大意義。具體而言，研究關涉理學的本體論、心性論、修養論、鬼神觀、儒佛辯五大論題。

在本體論上，圍繞神化論與理氣論，《易傳》展開了理學話語體系構建。《易傳》神化問題在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那里都有較多討論。周敦頤《通書》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感而遂通者，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明確“神”是與“物”相對的形上存在，具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動性。在邵雍思想中，神是變易之主宰，變化是神之功用表現；太極不動為性，發用為神，實則太極、道、性與神是統一的。體用論是張載哲學體系最為重要的方法論。張載的體用論思想具體展現為神化論，《正蒙》說“一故神，兩故化”“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這種神體、化用的思想是張載哲學的總綱領。張載思想中爭議較多的虛氣關系問題，可以結合神化來理解，虛為神、氣為化，虛為體、氣化為用。二程認為，神與帝、天、道、理皆為同一形上本體的不同稱謂，“妙用”是二程對本體之神的基本界定。陰陽不測、妙用之神是氣化的動力因，同時神遍在一切氣中，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對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的思想作了重點論述，把三人思想視為不斷演進、趨于圓滿的發展過程。周敦頤基于《易傳》《中庸》建構的誠體、神體、寂感真幾思想，雖然對心性重視不夠，但寂感神體作為一種廣義上的宇宙之心也貫通在主體中。張載在重視《易傳》《中庸》的基礎上對《孟子》心性論也有關注，太虛、天德神體與心性通貫無二。程顥則進一步統一了《易傳》《中庸》《論語》《孟子》，把本體與主體完全打通，發展出一種思想上的圓頓形態，神體即是寂感一體、于穆不已的易體。在牟宗三的創造性闡釋中，誠體、神體、易體、道體、理體、心體、性體統一，寂感一如，“即存有即活動”，生生不息。牟先生的論述自有其哲理上的高明之處，但他抬高程顥，貶低程頤，視程頤、朱熹為歧出，認為程朱所言的理存有而不活動，將心、神皆視為形下之氣，這種判斷失之簡單、武斷。

在理氣論上，宋明理學主要結合《易傳》中的太極、陰陽關系來展開。從存在論看，朱子的“理先氣后”說與《易傳》“太極生陰陽”的思想直接關聯，理是不可分的一，氣是可分的二；其與古老的“天生萬物”思想也有契合性。“理先氣后”說體現了孔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堅守道義高于生命是儒家的一貫之道和高貴品格。賀麟以其深厚的西學素養和對理學的內在覺解，對周、朱太極思想作了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揭示了朱子思想中“理”和“心”積極能動的一面。賀麟超越了傳統上很多儒者對朱子學的理解，也比牟宗三認為朱子之理只是“存有而不活動”的“但理”更為高明。朱子論天地之心多據復卦來談，同時融合了《禮記》的說法。朱子中年時主要從生生不息、沒有間斷、不離陽氣的角度講天地之心，此不息的天地之心就是仁體的流行無間。“主宰-流行”是宋明理學的重要話語，它起源于朱熹，成熟于陽明后學，鮮明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生生特色。朱熹論主宰主要有兩義：一是以主宰論神格之帝天，主宰之帝天以理為主；二是以主宰論心，強調本心之自主自立。朱熹論主宰隱含著天理主宰義，元代和明初的朱子學者明確強調理是氣之主宰。朱子論流行最多的是天理流行，其次是心之流行、氣之流行，實則理、心、氣之流行三位一體，生生不息，沒有間斷。

在心性論上，《易傳》為理學心性論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程顥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朱熹大概從43歲開始一直到晚年，反復以心、性、情來對解這里的易、道、神。朱熹認為，易、道、神是從天的角度來論的，相應地，從人的角度來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話語來闡發其心統性情思想，這是朱子對程子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詮釋。在朱子的詮釋下，“易體”非“形體”，而是變易流行的總體、道體，“神用”非近于理的妙萬物之神，而是近于氣的陰陽鬼神之功用。筆者認為，朱子的詮釋有其合理性，但未必就是程子的原意。盡管陽明本人很少結合《周易》乾卦的象義來闡發其思想，但陽明的弟子王畿、王艮、季本，及其后學陳嘉謨、王時槐、唐鶴征等人經常借助乾卦來發揮其性理、良知學說，他們多以乾為心性、以坤為形體，并以乾知為良知。

在修養論上，《易傳》對理學思想體系構建產生了深刻影響。周敦頤《太極圖說》“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朱子對此句中的“中正仁義”從陰陽動靜、禮智仁義、亨貞元利的角度予以詮釋，即中正對應禮智、亨貞，正、義為靜，仁、中為動。朱子此詮釋強化了“主靜”在人極修養中的重要性，削弱了中正仁義的主體修養的道德價值。周敦頤的人極思想需在易學背景下來理解，顯然，“中正仁義”才是其人極思想的核心與主體，“主靜”是實現“定之以中正仁義”的一種修養方法。

主敬涵養論是程朱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先秦關于“敬”的經典文獻記載中，義理性最強的莫過于《易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語，程朱的主敬涵養工夫多依此立論。在程朱的討論中，《易傳》的“敬、義”與《大學》的“正心”、《論語》的“直”“仁”、《中庸》的“中和”、《孟子》的“集義”等都產生了直接的內在關聯，“敬義夾持”的修養工夫經他們的詮釋也成為儒家有別于佛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在這些對經學的選擇性凸顯與內在關聯性詮釋中，理學逐步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

在晚年朱子的論說中，以坤為未發與以復為未發都有出現。晚年朱子主張一種動態的未發，此未發有能知覺者，同時有耳目見聞，甚至可以有形體運動。古朝鮮的一些儒者就認為此種未發為復卦之象。這就把儒家涵養未發的主敬工夫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時隨地作工夫，沒必要像佛教那樣把閉目靜坐作為主要修行工夫。對于朱子未發知覺與坤復關系問題，中國儒者沒有太多關注，但是朝鮮王朝時期的韓國儒者為此爭論不休，相關討論綿延了二百年之久。

在鬼神觀上，《易傳》所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更是成為宋明理學辨析鬼神議題的重要理論依據。朱子的鬼神觀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類似宗教信仰的問題，里面的一些矛盾很難完全從知識理性的角度來解決。人們祭祀天神、地示、人鬼，一方面是氣的感通，另一方面是精神信息與情感的感通。在祭祀中，天地、人鬼、時空獲得了感通與統一，這是宗教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根本上都是尋求統一性與連續性。依楊簡之思想，鬼神、化神、心神是一體的，皆為超時空、超感官的存在，鬼神即一即多，神靈存在于不同能量層級，人心、情感精誠專一，可與不同能量層級的神靈發生感通，并反過來影響主體生命運動的能量信息場。

在儒佛之辯上，《易傳》思想深度介入宋明理學。北宋理學興起，諸儒相繼闡揚《周易》性天之道以排佛教，周敦頤、程頤的一句閑談“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被后儒轉相稱述，這引起了好佛士人及僧人的很大不滿，李純甫、焦竑等人對周、程這句話多有非議，明末高僧蓮池祩宏在其著述中更是多次予以駁斥。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儒、佛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論爭，“《華嚴》不如艮”是了解宋明儒佛論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視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易傳》與宋明理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22BZX051）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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