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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美軍跨境抓捕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的消息傳來,委內瑞拉境內外民眾的狂歡景象震驚世界——海外僑民涌上街頭高唱國歌,國內民眾雖受局勢約束,卻在社交媒體上用刷屏的慶祝表情表達心聲。這場跨越國界的歡呼,絕非偶然的情緒宣泄,而是馬杜羅十余載執政生涯中,政策失當與風格缺陷累積的民怨總爆發。深入剖析其執政邏輯與做事風格,便能讀懂民眾“苦其久矣”的真實心境。
馬杜羅的做事風格,從根源上注定了其執政的矛盾性與脆弱性。作為查韋斯指定的接班人,他始終以“查韋斯主義”繼承者自居,卻未能延續前任的政治智慧與治理能力,反而將左翼激進理念推向極端。其核心風格可概括為三點:政策搖擺且缺乏連貫性、強權壓制異見、治理依賴個人意志而非制度。查韋斯前顧問波拉斯曾直言,馬杜羅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真正的宏觀經濟措施”,且存在“政出多門”的亂象——沒人能明確誰是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每次最終決策往往出自不同人之手,導致政策前后矛盾,難以形成長期規劃。這種混亂的治理模式,讓本就脆弱的委內瑞拉經濟雪上加霜。
在政治層面,馬杜羅奉行“高壓管控”的行事邏輯。面對反對聲音,他不愿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反而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壓制異見。2015年反對黨贏得議會多數席位后,馬杜羅通過成立制憲大會架空議會權力,先后出臺《反仇恨法》《反經濟戰法》等法律,將政治反對者納入“違法”范疇,甚至逮捕加拉加斯市長等反對派領袖。2018年總統選舉中,其勝選結果因缺乏透明度遭多方質疑,卻依然強行就職,這種“贏者通吃”的強權風格,徹底撕裂了委內瑞拉的社會共識,讓民眾對民主進程失去信心。
經濟治理的全面失敗,是民眾積怨的核心根源,而這與馬杜羅的政策短視和風格缺陷直接相關。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豐富的石油儲量,卻長期深陷“荷蘭病”困境,經濟結構單一依賴石油出口。馬杜羅不僅未能推動產業多元化,反而延續并強化了對石油經濟的依賴,且缺乏科學的資源利用規劃。在國際油價下跌的關鍵節點,他既未削減無序擴張的公共開支,也未建立風險應對機制,反而通過隨意干預市場、實行物價管制等方式扭曲經濟規律。
這種粗放的經濟治理風格,直接引發了災難性后果:惡性通脹一度飆升至百萬倍,“百萬富翁”連一公斤肉都買不起;食品、藥品等基本物資長期短缺,民眾為購買生活必需品需排隊數小時;大量企業因政策不穩定和外匯管制倒閉,失業率居高不下,超過800萬民眾被迫流亡海外,成為拉美近代史上最大的難民潮。而馬杜羅政府對此的應對,卻是將危機歸咎于外部制裁,回避自身治理責任,這種缺乏反思的態度,讓民眾的失望最終轉化為憤怒。
社會層面,馬杜羅倡導的“街頭執政”模式,看似貼近民眾,實則是個人政治秀的延伸。他曾聲稱自己和部長們“每天只睡4小時”,通過街頭集會與民眾面對面溝通,但這種治理模式缺乏制度支撐,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社會治安方面,他雖推出“安全祖國計劃”,動用軍隊參與街頭巡邏,但由于經濟崩潰導致犯罪率飆升,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始終得不到有效保障,所謂的“犯罪率下降”更像是自欺欺人的數據游戲。
民眾的歡呼,本質上是對“改變”的迫切渴望,而非對外部干預的認同。對委內瑞拉人而言,馬杜羅的執政意味著“26年的漫長煎熬”——從經濟繁榮跌入貧困深淵,從民主參與淪為強權壓制,從安居樂業到流離失所。當馬杜羅被抓的消息傳來,他們看到的不是國家主權被踐踏,而是擺脫困境的希望。海外僑民涌上街頭慶祝,國內民眾在社交媒體表達喜悅,這些行為背后,是對基本生存權、發展權的訴求,是對良政善治的期盼。
馬杜羅的倒臺與民眾的狂歡,為所有依賴個人強權、忽視民生訴求的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一個國家的穩定,從來不是靠高壓管控維系;一個政權的合法性,最終來源于民眾的認可。馬杜羅的做事風格,讓他既未能解決委內瑞拉的結構性問題,也未能凝聚社會共識,反而將國家拖入深淵。民眾的歡呼,是民怨積薪后的必然爆發,更是對未來的深切期許——他們期盼的不是外部勢力的干預,而是一個能保障基本生活、尊重民眾意愿、推動國家發展的新開端。這場狂歡的背后,是一個國家的傷痛記憶,更是對正義與希望的永恒追求。
好在馬杜羅被抓事件,沒有媒體寫出“馬杜羅為何不慌”的辣雞分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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